二、戊戌政变

1.新旧之争

维新运动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发动的，但宫廷内部在如何救亡图存、维持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随着维新运动的进展，这些分歧不断扩大和加剧，最终演化为清廷最上层的权力冲突。

光绪帝是在6月9日请示慈禧太后之后才“诏定国是”的，而光绪帝一宣布实施变法，便招致后党的竭力反对。后党首先从人事方面消除光绪帝的羽翼。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令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务，驱逐回籍;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不久，荣禄实授直隶总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身兼将相，权倾举朝”^[55]。慈禧太后势如破竹地削弱了帝党，完全控制军政大权，并在颐和园静观政局的发展，以待时机。

光绪帝为了推行新政，对顽固守旧的官僚也进行了打击。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弹劾礼部尚书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56]。7月8日，御史文悌为许应骙辩护，严参康有为。光绪帝下谕革去文悌御史职务。9月4日，光绪帝抓住顽固派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一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等六人全行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57]。革除礼部“六堂官”之举是对后党的最大一次打击，鼓舞了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僚变革的勇气。9月5日，光绪帝又特别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被称为“军机四卿”。接着，光绪帝又在7日把帝党仇视的李鸿章从总理衙门赶走，并准备开懋勤殿，以康有为、梁启超等10人为顾问官。

百日维新前夕，“荣禄尝欲联合六部九卿上表，请西后复行垂帘，先谋之于兵部尚书徐郙，徐郙曰:“奈清议何?”可见，后党发动政变的图谋早就酝酿了，只是在等待时机。百日维新期间，有人问:“皇上如此妄为，变乱祖制，可奈何?”荣禄回答说:“姑侯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58]这番话道出了顽固势力暗藏的杀机，说明了后党已在加速政变的策划。

2.戊戌政变

为了防止后党顽固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等人一方面提议光绪帝聘请日本明治维新名臣伊藤博文为“客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顾问，以借日本、英国之势力;另一方面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袁世凯拥有兵权，又曾为强学会联系募捐，有“维新”言行。康有为便自拟折稿，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又请谭嗣同递密折，建议光绪帝安抚袁世凯以备应付时局之用。

这时，政变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后党加紧调动军队，荣禄先后调聂士成武毅军驻天津，调董福祥甘军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以防袁世凯有变。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率亲贵旗人、御史杨崇伊、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相继赴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训政。

光绪帝感到形势严峻，于9月15日召见杨锐，命他带出密诏说:“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砧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59]而密诏竟被惊慌失措的杨锐搁置起来。

9月16日，光绪帝又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召见袁世凯，授袁世凯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并暗示袁世凯今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世凯权衡新旧双方力量对比，一面感谢光绪帝的“特恩”，一面到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以及刚毅、裕禄、王文韶、李鸿章等权臣处周旋，探听口风。

9月17日，光绪帝又命杨锐带出第二道密诏，指示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去上海督办官报，以保存维新力量。直到18日，康有为、谭嗣同见到密诏，束手无策，相对大哭，最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谭嗣同当夜去法华寺访袁，要求袁“率死士杀荣禄、除旧党，策划兵围颐和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尽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当时信誓旦旦地说:“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60]同时，借口形势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及预定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消息，引起慈禧太后的极度恐惧。为了防止光绪帝等人掌握武装，取得列强的直接支持，慈禧太后于9月19日挟持前来请安的光绪帝自颐和园回宫，随后将光绪帝移居瀛台。次日，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下按原计划召见袁世凯及伊藤博文。袁世凯经过反复思量，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多是空谈的书生，而慈禧掌朝政30多年，树大根深，不易动摇。于20日返回天津，即向荣禄报告了谭嗣同等人“杀禄围园”的机密。当晚，荣禄入京，向太后告变。

9月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当即下令逮捕康有为。清军在查抄南海会馆时，没有找到康有为，只抓住了康广仁。康有为已于20日到达天津，当天正由塘沽乘英国商轮“重庆”号驶往上海，而上海的官吏已接奉慈禧太后关于抓住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令。英驻沪总领事白利南在24日“重庆”号轮船抵达吴淞口前，即设法使康有为脱险，并护送他安全到达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乘日舰去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后还多方设法救援光绪帝，且拒绝了人们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61]9月22日，杨崇伊带着荣禄的密折进京，次日早朝时呈递。24日慈禧太后下密旨逮捕谭嗣同等人。25日，谭嗣同等人同时被捕入狱。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接着，参加维新的官员张荫桓等被放逐新疆，徐致靖、张元济、宋伯鲁等被革职。严复因为未参加“百日维新”活动，免遭查究。在政变后的一两个月内，后党废除农工商总局，禁止士民上书，查禁报馆，禁立会社，复置冗官闲衙，恢复八股，除京师大学堂外，新政被扫除无遗。戊戌变法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