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新与反维新的争论

1.争论的双方

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形成了很大的声势。“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25]，震撼了一潭死水般的封建政治生活领域，引起了各种守旧势力的恐惧和反对。

反对维新变法的社会基础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习惯势力。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反对维新变法，“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26]“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于国病于民也”，而是害怕变法触及他们的私利，因此“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不谋而同心，异嚎而同辞，他事不顾，而惟阻挠新法之知”。^[27]传统的社会习俗观念也把维新变法视为惊世骇俗的异端，“冷讥而薄诮之”。^[28]面对“其人极多、其势甚大”^[29]的守旧势力，维新派以“冲决网罗”的精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

顽固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他们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仍然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观，反对一切改革。他们认为造成国家衰落、外国侵入的主要原因是“人心不古”。而“中国之所以维持于不敝者，以有圣人之教耳”^[30]。只要提倡程朱理学，则“唐虞三代之隆不难矣”^[31]。

洋务派与顽固派有所不同，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抱残守缺，另一方面又反对维新派的变法主张。1898年4月，张之洞刊行了所撰的《劝学篇》一书，试图从思想上调和新旧矛盾。《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他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中学为体”方面，他认为封建专制、纲常名教是本，万不能变，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在“西学为用”方面，他发展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思想，认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也就是说，不仅可以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船炮机械，而且应该借鉴一些西方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措施。张之洞的这一主张，虽然比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前进了一步，但未突破“中体西用”的范畴，与维新派的变法思想相比，仍然是落后于时代的。这种在不触动封建专制之体的前提下，采取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主张，得到了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赞同。当年7月，光绪帝指示各省督抚、学政将《劝学篇》多加刊布，实力劝导，因而流传很广。

2.争论的焦点

维新与反维新的论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不要维新变法。顽固派坚持的是一套“不变”的理论;洋务派在社会变革将触及封建专制之“体”的时候，所强调的也是“不变”的理论。他们都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32]，三纲五常、圣道人心不能变;如果改变纲常伦纪，则“法未行而大乱作矣”^[33]。湖南岳麓书院山长^[34]王先谦纠合叶德辉、孙宪教等人，煽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个书院的落后学生制订所谓《湘省学约》，以“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条规来抵制维新思想。在他们看来，变革祖制是比国家危亡更为可怕的事。

维新派则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根据，认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35]。他们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不变论，指出祖宗之法是可变的。康有为说:“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36]。他批评洋务派所谓的“变法”只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37]。他以历史事实说明，“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以此责问顽固派:“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38]谭嗣同还批驳了顽固派变法必正人心的谬论，责问道:“西国之治平，岂皆人心正于中国乎?……亦彼之法良意美，我无法而已。”^[39]国家的治乱兴衰，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顽固派认为，如果“议院设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40]因此，“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41]洋务派也认为，“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42]。在他们看来，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合君为臣纲的伦常，是绝不许可的。

梁启超根据康有为的三世进化理论，认为“据乱世”是“多君为政之世”;“升平世”是“一君为政之世”，其间分为君主与君民共主两个阶段;而“太平世”则是“民为政之世”。因此，由“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演进，^[43]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维新派认为只有兴民权，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严复从“国者，斯民之公产也”出发，进一步论证，“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并非天经地义的伦常;“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44]。兴民权，正是把原来属于民众的权力还给人民。这就从理论上阐明了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西学。顽固派认为，“二百余年开科取士，并不乏人才”^[45]，现在科举不能出人才，是由于读书人有“利禄之心”，心术不正，改革的办法应“必自正制义始，制义正而后心术端，心术端而后人才兴”^[46]。“端心术”的办法是提倡孔孟之道。提倡新学、西学，是“举中国尧舜周孔亘古相传之道术，一旦弃髦弃之”，流弊所及，不堪设想^[47]。洋务派虽然不反对废除科举制度，但在提倡西学的问题上，反对学习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而将学习西学局限于科学技术、船炮器械以及若干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

维新派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给中国带来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病，造成“破坏人才，国随贫弱”的严重后果，挽救之道只有“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48]。因此，他们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49]。维新派批评洋务派办学堂而不废科举:“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50]他们还批评洋务派所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汽轮兵械等，都是西学“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51]。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即所谓“群学”，才是西学“要归”之所在。

3.争论的意义

维新与反维新的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学和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一次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的正面交锋。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为理论根据，第一次向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挑战，反映了正在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加政权的愿望。他们要求社会变革，并把目标指向封建专制政体，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了冲击，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教条的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