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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对于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全国各阶层人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也义愤填膺，以省籍为单位纷纷到都察院请愿，表示反对。在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中，康有为更是万分愤慨，奔走呼号，发动了1300多名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清廷，痛切指出形势的危殆，在上书中警告光绪皇帝:如按条约规定对日割地赔款，必将丧失民心，引起列强接踵而至、“瓜分豆剖”的严重后果，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即由皇帝下诏罪己，严厉处分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实行变法，采取“富国”、“养民”、“教民”的各种有效措施，以改弦更张，转弱为强。强调“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皇帝如果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16]还提出以府县为单位，每约十万户公举一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供皇帝咨询，决定“内外兴革大政”。康有为认为“鼓气”、“迁都”、“练兵”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也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皇帝。这次上书，不论在政治思想内容上和变法的政治主张上，都比第一次上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但这次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和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领袖的地位。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29日、6月30日，又两次上书。第三次上书基本上重申“公车上书”的内容。第三次上书递到了皇帝的手里。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之后，感到所言痛切中肯，书中所提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危局，因此颇为重视，下令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康有为在第四次上书中，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为在设议院问题上避免顽固派的反对，也为了消除光绪皇帝的疑虑，他一再解释设立议院并不损害“君上之权”。他说:“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17]尽管如此，顽固派仍然拒绝代呈。不过，这时光绪皇帝已经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所了解，并且内心表示赞同。康有为取得光绪皇帝的支持，不但使他本人感到振奋，更加信心十足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也给维新派其他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立，矛盾重重。大体上分为“帝党”和“后党”两大派，也有游移于帝、后两党之间的一些洋务派官僚。光绪皇帝和支持他的帝党官僚，虽然倾向赞成变法，但并不掌握实权，中央军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及后党官僚们把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亲信重臣，他与康有为接触较多，对康有为的才能和见识颇为赞赏。此外，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僚还有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

3.组织学会，发行报刊

为了争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和一些维新志士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很快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维新变法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

(1)《万国公报》与强学会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不达以后，就“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陈炽以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在设会之初，先行办报，所办之报，叫《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创刊于1895年8月17日，共出45期。当时上海英、美传教士广学会编的《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有年，故袭用其名，以利推广。随着变法思想的传播，由46期开始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这是中国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大多数文章都是从广学会书刊上转载的。

《万国公报》每册有论文一篇，长篇则分期连载，除转录广学会暨其他报刊外，撰文未署名，实际出于梁启超、麦孟华之手，宣传西学，鼓吹变法。重要文章有《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通商情形考》、《万国矿务考》、《万国邮局章程价值考》、《各国学校考》、《学校说》、《铁路情形考》、《铁路通商说》、《铁路改漕说》、《铁路备荒说》、《铁路便行旅说》、《铁路兴屯垦说》、《铁路工程说略》、《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论》、《农器说略》、《铸银说》、《西国兵制考》、《英俄工艺兴新富国说》、《报馆考略》等。这些文章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对开矿、铸银、制器、造船、筑铁路、办邮政、立学堂、设报馆，以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基本上是发挥康有为《上清帝书》中的变法主张。有的文章还认为“言富”不能止于“开矿、制造、通商”，“言强”不能止于“练兵、选将、购械”，而应该看到“国家富强，在得人才，人才成就，在兴学校”，“学校之盛”，是“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万国公报》开始每期印1000份，随当时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在京官员。改名为《中外纪闻》后，印数增加到3000份，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团体，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为什么要组织学会?拿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广联人才，创通风气”，也就是利用学会以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和争取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团结。1895年11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活动和倡导之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北京强学会，推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陈炽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之一，当时任户部郎中，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都有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强学会成立不久，就吸纳了一批维新派人士和帝党官僚，同时混进了一些首鼠两端的利禄之徒。列名会籍的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等，李鸿藻、翁同龢等也予支持﹐成为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由于派系各异，政见不一，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内部矛盾日增，一些守旧顽固官僚就散布流言，伺机破坏。

西方国家来华的一些著名传教士，也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的变法，并极力向中国的维新派施加影响。早在1887年，他们就在上海成立了“广学会”，这个学会一方面作宗教宣传，另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一些有关西方近代知识的书籍。强学会成立后，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纷纷加入，甚至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这些传教士都是长期住在中国的“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并且极力要用西方的面貌改造中国。他们表示热心支持中国变法，但是却并不完全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方案。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名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不必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只要中央政府能实行“新政策”就行了。李佳白说:“中国立南北直省，环拱京师，外而督抚将军，内而阁部大臣，俱有专司，以上承天子，意美法良，诚不必如泰西君民共主，政多纷更也。”^[18]他们主张保持清朝原来的政治体制，其目的在于更进一步控制清朝中央政府。李提摩太在《新政策》最后《目前应办之事》中，列举九项具体方案，其中有八项都提出要在政府各部门中任用西人。还建议设立“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内设总管八人，其中四人要由赫德、艾迪斯、科士达、德鲁等在华外国人担任。由外国人指导中国的“新政”当然要符合外国的利益，显然与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目的的维新宗旨相背离。然而，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与这些外国传教士来往甚密，还希望同他们合作，推动维新运动。绝大部分传教士则只是通过“传教”来维护西方国家侵华的利益。

1895年10月，康有为留梁启超在北京坚持工作，自己离京南下，在南京会见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并于1896年1月创刊《强学报》。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的维新运动也很快开展起来。维新变法的声势愈来愈大，反动势力的反扑也日益加紧。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首先发难，于1896年1月上疏弹劾，说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随即奉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报》也只出了三期而终刊。3月间，杨崇伊又奏文廷式“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结果文廷式被革职。

强学会被迫解散，固然是封建顽固势力向维新派发动的一次反扑，但同时也与强学会内部组织庞杂、思想混乱有关，有些官僚并不是为了维新，而是观望风声，甚至有的别有意图。然而维新运动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止步，维新派仍然继续大力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维新运动在全国许多地区不断发展。经过翁同龢、李鸿藻等的策划，在强学会旧址设立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每月拨给经费1000两，供购买、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之用。

上海强学会停办后，由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汪康年于1896年8月9日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为主笔，黄遵宪也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工作。《时务报》从创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96册。它以新颖的言论，流畅的文笔，风行海内，影响深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梁启超发表的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更是势如破竹，振聋发聩，显示了他杰出的宣传才能。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在他主编《时务报》期间，写了著名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擅之理》、《说群》等重要文章。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阔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19]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大胆地宣传“民权论”，驳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把历代帝王斥之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20]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同时他还要求改变科举制度，培养有用人才;主张实行“工艺专利”，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梁启超宣传变法图强的政论文字，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数月之间，《时务报》销量增加到一万多份。连张之洞也一度对之大加赞赏，称《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由于《时务报》的有力宣传，不但大大加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梁启超的名声也迅速提高，时人把他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

这一时期，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是《国闻报》，是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严复于1895年即在《直报》上相继发表了《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论世变之函》等重要政论，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痛切批判封建传统观念。这些文章理直气壮，文笔犀利，是宣传维新变法的有名力作。1897年冬，他又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和《国闻汇编》(旬刊)，并介绍了《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名著，影响深远。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深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远远优越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回国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目睹中国封建统治的腐败落后，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极力宣传维新变法。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倡“西学”。强调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除了撰写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之外，他的更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其中《天演论》影响最大。《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在甲午战争后译述其中的前两篇，并以《天演论》为书名。在译述时，严复写了序言并加了不少按语，认为“物竞天择”的法则也适用人类社会。他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自己维新变法主张，认为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康有为读到《天演论》译稿后，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的第一人，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进化论的历史观。梁启超也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在《时务报》大做文章。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是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一次重要思想启蒙，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严复在倡导“西学”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文化进行批判。他认为儒家的政教学说“少是而多非”，至于汉学、宋学和辞章之学更是“无实”、“无用”。他批评洋务派所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21]并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一番比较，得出的论断是: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这种对比，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是在当时却是起到了解放思想、弃旧图新的作用。后来，他又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多部名著。严复以他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重要启蒙思想家和最著名的翻译家。

1897年2月，康有为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何廷光为经理，由他的学生徐勤担任主笔，这是当时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同年春，康有为去广西桂林讲学，并与唐景裕、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创办了《广仁报》。广西的维新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4.湖南的维新运动

在北京、上海等地维新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湖南的维新志士也积极活动起来。并且在维新变法思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湖南省表现得最为活跃，最有声势。一方面，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努力倡导，开通风气;另一方面，又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等的积极支持，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具有维新朝气的一省。

(1)谭嗣同和《仁学》

在湖南，最活跃、最激进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是谭嗣同。谭嗣同(1863—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1873年，其父谭继洵聘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教谭嗣同及其二哥谭嗣襄学习。光绪九年(1883年)，欧阳中鹄进京参加会试未中，返回故里后，谭嗣同、唐才常又拜其门下就读。欧阳中鹄推崇变革，曾发表“变法之论”。

1896年春，谭嗣同到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并积极投入变法救亡运动。谭嗣同写过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作过许多宣传变法的讲演，并于1897年1月完成他的重要著作《仁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大胆提出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深刻揭露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的虚伪性，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特别是对“三纲”中“君为臣纲”的抨击尤为激烈。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22]同时，谭嗣同表现了追求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精神。他认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只有“朋友”一伦，因而伦理关系就要像“朋友”那样:“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23]在《仁学》中，他虽然认为中国的危亡“唯变法可以救之”，但就思想深层而言，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改良的范围，而带有民主革命的思想色彩。

在这里，谭嗣同不仅批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谭嗣同发出冲决封建网罗的呼喊，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进行猛烈的抨击。虽然他的变法实践与他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表现出某种自我矛盾，但在当时的维新派知识群体中，他仍然是最坚定和最激进的变革者。

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各督抚中最热心支持变法的开明人士。他周围的一批重要官吏，如署按察史黄遵宪、督学江标及其继任者徐仁铸，都积极支持变法。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师欧阳中鹄以及经学家皮锡瑞等，也在湖南各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理论。

1897年10月，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任命熊希龄为提调，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学总教习，以唐才常、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为中学分教习。时务学堂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以及中外史志等基础性知识。专门学包括国际公法以及一些科技知识。学生学习时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明白其中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取中外法律政治著作相比较，明白维新变法的旨意。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宣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知识，介绍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梁启超等人利用批改学生作业的方式，介绍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例如，谈到民权，梁启超批语，“《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可观也”;“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等。这些批语，影响广泛，因此遭到顽固势力的诽谤。湖南著名的保守派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前清御史叶德辉等人上书陈宝箴，攻击梁启超等人，认为这样下去，时务学堂培养的学生，将“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要求陈宝箴将梁启超等人辞退。梁启超等人不得不离开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仍然培养了一部分新学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解放思想。其中一些学生后来成为自立军起义的骨干，也有的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兴中会。时务学堂的建立，带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学校，促进了书院制度的改革。

1898年春，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倡议创建南学会，得到陈宝箴和黄遵宪等人的大力支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开始筹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2月21日)正式成立(以开会讲学为成立标志)。总会设在长沙孝廉堂，各县设分会。延聘今文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年)为学长，黄膺、戴德成为佐办，主会者则为陈宝箴。由上海来湘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也参与筹划，并为南学会作叙。总会每七天举行讲演会，听者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主讲人有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等，他们所讲的内容包括世界形势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南学会与其他各学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但讲学，而且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如倡导设立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式机构，实际上南学会带有地方议会的性质。王先谦及叶德辉大肆攻击南学会，并以“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乱民”^[24]的罪名于4月15日将邵阳分会会长樊锥驱逐出境。不久，皮锡瑞由于受到顽固派攻击，亦被迫离湘赴赣。5月，南学会开讲仅三个月即告辍讲，南学会历史至此结束。

(4)《湘学报》和《湘报》

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对维新变法进行了有力的宣传，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新政的逐步推行，谭嗣同和唐才常于1898年3月又创办了《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创刊以后，对维新变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且对南方各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