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从19岁开始到广州，在著名理学家朱次琦门下学习三年，致力于“济人经世”之学。这使他对乾、嘉以来流行的“汉学”表示怀疑和反对，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贫弱和民族的危亡，使他对清朝统治的腐败深感不满。1879年，他在家乡西樵山“专讲佛道之书”，与来游的同乡京官张鼎华相晤。在与张的交谈中，“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同年，又到香港旅行，“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1]1882年，应顺天乡试不中，在归途中，路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开始讲求西学，努力阅读江南制造局和外国教会翻译的西书及《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从此，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要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进步得多，决心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

中法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情形更加恶化。志在救国救民的康有为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奋发图强。1888年，他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面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的严峻形势下，“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成法，力求自强。他请皇帝下决心赶快“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上书受阻，没有递到皇帝手里，但却在一些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人士中辗转传诵，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影响，也使康有为获得了相当的声誉。

康有为返回广东后，于1890年1月晤见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其启发，将今文经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经的“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人类社会进化的系统程序。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中国儒家的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就成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两个来源。他根据这个思想学说，构筑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1891年，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表面上不谈政治，实际上是在用他的思想理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积极培养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学宫万木草堂。学生中除梁启超之外，还有陈千秋、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徐勤等一大批支持变法者。从1889年到1895年，他除先后出版了《长兴学记》和《桂学答问》两本讲学记录外，又在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8月刊行。在这本书里，康有为以极大的勇气对固守“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表示强烈不满。把自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学人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统统说成是刘歆伪造事实，是王莽“新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应称“新学”。后来被称为“汉学”的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学，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所尊崇的经书也多是“伪经”，而不是孔子之经。他的这种大胆言论，无疑是从根本上对“汉学”和“宋学”的严重打击，在学术上是要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上是要抨击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主张，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康有为这种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它却在沉寂的思想领域掀起一声惊雷，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人敢这样大胆地向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发起挑战。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封建卫道者的仇恨和攻击。他们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态恣睢之志，以发其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谬妄，则固自知之也，于是借一用周礼之王莽、附王莽之刘歆以痛诋之”。^[12]也有人惊呼:《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13]在顽固派的攻击下，清朝统治者曾先后两次下令严禁该书流传。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1898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在此书中，康有为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所谓“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附会并不是科学的历史观，但他明确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所取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永远不可更改的传统说教，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为“六经”，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宣传孔子自己“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倡“改制”的孔子，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改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同时也把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说成是符合孔子道统的真谛。他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就是要向人们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主张，就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完全合乎“圣人之道”。《孔子改制考》的问世，立即遭到顽固守旧派更猛烈的仇视和攻击。前清御史叶德辉说，康有为利用孔子宣传托古改制的理论是“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14]御史文悌也在严参康有为的奏折中，说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阐发的理论，是“灭圣经”、“乱成宪”的叛逆行为，要求将该书毁版，将康有为处死。顽固守旧派的这种攻击，表现出他们对政治变革的极大恐惧，同时也反映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统治阶级中产生了重大反响。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宣传变法的两部理论著作，两书的先后问世，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梁启超曾说:如果把《新学伪经考》比作“思想界之一大飓风”，那么，《孔子改制考》便如同“火山喷发”。因为在此以前，思想界还从未有过这样骇世震俗的新奇理论。康有为不论是指斥刘歆为新莽篡汉而制造“伪经”，还是借用孔子宣扬“托古改制”，其目的均不在古而在今，都是利用古书古人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同时，在顽固守旧势力还很强大，封建传统观念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借用儒家学说和孔子的偶像进行宣传，还可以减少来自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压力。正如他自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15]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授徒期间，还继续编著从1885年开始着手的《人类公理》。在这部书里，他要求人类社会能够实现“平等公同”，希望有一个“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统一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

经过几年的思想理论准备，一场以改革封建专制制度、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一旦有了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就将迅速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