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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1.6.3.4 四、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四、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马关条约》出卖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人民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清政府,誓死反对割台,他们表示:“愿人人战死……而绝不愿拱手而让台。”[11]4月20日,台北市民鸣鼓罢市,表示抗议,宣布台湾饷银不得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各种税收全部留作抗日之用。他们发布檄文,并纷纷组织抗日义军誓死保卫台湾。

在人民群众抗敌激情的推动下,台湾各界爱国士绅也参加了反割台斗争,苗栗县的进士出身的在籍兵部主事丘逢甲则成为他们中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另一位有影响的台湾士绅是道员林朝栋,他与丘逢甲都力主推举台湾巡抚唐景菘领导抗日。台湾绅民一面运动,一面继续吁恳清廷设法挽回,并且还试图取得各国给予援助,但很快以无效告终。5月21日,台湾人民共举“自立民主”之策,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为民主国总统。它的成立,成了台湾人民同心抗日的一面旗帜。然而,一个星期后,清廷割台专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赴台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开始移交谈判具体事宜。6月2日晚,移交文件签字完成,日本开始对台湾武装进犯。

早在5月底时,日军已分成两路在台湾北部登陆,连续占领三貂岭,瑞芳。6月3日上午,日本陆海军向基隆发动总攻。正午时,日军冲击市街。午后1点左右,大雨倾盆,清军守军顽强抵抗,奋战四五个小时,又经过激烈的市区刀剑肉搏巷战,不少将士牺牲,基隆失陷了。6月4日傍晚,基隆溃兵进入台北,迫使唐景菘出战,但唐却仓皇逃回大陆。台北城内的部分清兵在清廷的示意下,主动投敌。这样就给反割台武装斗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台北仅剩下丘逢甲一支义军,势难支撑,只好退到台中。日军于7日占领台北城。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成立殖民政权——台湾总督府,从而开始了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

台湾军民保台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台中抗战。这一阶段的御侮以保卫新竹、苗栗和彰化为中心。如果说保卫台北地区的战斗是以原有清军为主的话,那么台中地区的抗日主力则是人民群众直接武装起来的义军,义军统领是苗栗人吴汤兴、徐骧和姜绍祖。在台湾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以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为首的部分清军将领也表示要坚守台湾抗日。台北沦陷后,台湾人民推举刘永福为首领主持大局。

6月中旬,日军兵分两路进犯新竹,清军和抗日义军据险阻击日军,奋勇杀敌,日本大佐樱井氏一队60多人覆没,其余日军不敢出战。双方相持十天,因饷械供应不足,义军被迫后撤,新竹失陷。7月中旬,各路义军和清军配合反攻新竹,因有汉奸告密,日军预设埋伏,义军伤亡惨重,姜绍祖被俘牺牲,徐骧等退守苗栗,战事移到中部一带。

8月13日,日军进犯苗栗,抗日义军在苗栗以北的尖笔山组织抵抗,吴汤兴、清军副将杨紫云与敌人展开激战,杨不幸中弹阵亡。刘永福派吴延年率黑旗军赶来迎战,但未到以前,苗栗已失陷,吴延年联合徐骧等义军,退守大甲溪。8月下旬,日军涉水渡过大甲溪,受到吴延年军和徐骧义军的两面夹击,伤亡惨重。第二天又增兵进犯,占领大甲溪。大甲溪原是台中以北的重要军事基地,它失守后,台中告急。

8月底,黑旗军和义军在大肚溪、八卦山迎击来犯日军精锐近卫师团,双方激战一天,白刃相接,日军被歼1000余人,但吴延年、吴汤兴等义军将领也壮烈牺牲。徐骧率部下且战且退,彰化、云林等地失守。后来,为阻止日军继续南侵,刘永福命杨泗洪率军反攻彰化,黑旗军在义军的协助下,收复了云林。但这时抗日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反动的清政府封锁海口,严禁大陆人民支援台湾,台湾抗日队伍弹尽粮绝,虽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台中失守。10月上旬,日本从辽东调集两个师团,分三路大举向台南进犯,黑旗军及义军英勇阻击,重伤日军第一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使之不久毙命,但苗栗、云林再度失守。12日,在日军猛烈轰击下,嘉义失守。10月18日,日军进攻曾文溪。曾文溪离台南府城仅20公里。19日早晨,日军分路向曾文溪发动全面进攻,黑旗军与义军既无大炮,又无骑兵,只凭一腔爱国热血与敌拼搏,徐骧身负重伤后仍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撼”,终于壮烈牺牲。这是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役后,台南府城处于日军南北夹击,三面合围中,外援早绝,粮饷告罄,且黑旗军精锐损失殆尽,府城危在旦夕,刘永福鉴于此,乘英轮退到厦门。21日,台南失守,台湾全部沦陷。

1895年11月,日本宣告台湾“略定”。台湾军民在内乏粮饷,外无援兵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历经大小百余战,坚持长达五个月的抗战,抗击了50000近代化的日军。日军被打死打伤6000人,其中有一名中将、一名少将。实际上,在其后日本残暴统治的50年里,台湾人民为回归祖国,从未停止过抗日斗争。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及其不怕牺牲的反抗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1页。

[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页。

[3]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46页。

[4]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3页。

[5]加尔斯:《在侵略东京时期》,《中法战争》第3册,第530页。

[6]彭玉麟等:《会奏广东援桂获胜及遵旨撤兵折》,《中近史资料》(上册),第415页。

[7]罗淳曧:《中法兵事本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1册,第26页。

[8]《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册,第794页。

[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136页。

[10]陆奥宗光:《蹇蹇录》,《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7册,第161页。

[11]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