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

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及其在东方角逐的国际条件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到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接近于过渡的最后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具有五大经济特征，其中之一，是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二，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到甲午战争前，垄断组织已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基本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输出“过剩资本”，它们对殖民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外，列强已把非洲、澳洲和亚洲一半以上的土地宰割完毕，只剩下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国当处在未被某一国帝国主义独占的半殖民地位。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在内，还有美国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对中国和它外围的邻国角逐激烈。另外，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勾心斗角、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相互争斗，给日本对外侵略又造成了有利条件。沙皇俄国为了把中国东北和朝鲜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在准备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它对日本是警惕的，但为了使日本能在它同英国争夺远东的斗争中站到自己方面来，又拉拢日本，默认日本向中国进攻。英国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各省扩张势力范围，为此不愿日本发动战争，但又要利用日本牵制沙俄南下，基于此又希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法国则想利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其他各国的注意力引向中国北方，以利于他自己在中国西南各省肆意扩张。德国希望利用日本发起的战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美国正在太平洋上开拓殖民地，它早就与日本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侵略，这次又想借日本对华战争进行共同分赃。总之，日本当时发动对华战争，适应了资本主义世界接近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从日本发展的特点看，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到它发动甲午战争的时候已历二十多年的时间，它通过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期间工业资本增加了13倍。商业资本增加3.5倍。银行业发展也很迅速，在1875年时只有4家，到1880年短短五六年中，就增加到150多家，增长了40倍，其资本额从245万日增加到4.3亿日元，增长了18倍。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垄断组织开始出现。但是，明治维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出现的，大量封建因素保留了下来。特别突出的是明治维新时的许多封建领主和武士，后来转化为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身兼国家高级官吏，他们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国家是以经营军事工业为主导带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这种资本主义，随着天皇制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而发展起来，具有疯狂的掠夺性。具体到对华关系上，明确维新以后，它就制定了所谓“大陆政策”，即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国，第三期灭亡满蒙，征服支那(中国)全土，进而征服亚洲和世界(这个改革是1927年7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给裕仁天皇的枢密奏折中透露出来的)。1885年日本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是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具体规划了侵华步骤。此外，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对它发动侵略战争更起到了推助作用。日本也同样不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惩罚，1890年，日本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主要生产指标下降，对外贸易也很不景气，财政赤字大大增加。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政治危机的到来，当年日本就爆发了全国农民起义，此后，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日本更是在发动对华战争上寻找出路。而这时，它已具备了比较雄厚的军事实力。1890年后，日本开始以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四十的高比率来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到甲午战争前夕，它在陆军方面建成了7个师团，现役兵员12.3万人，加上预备役兵力可达23万人。海军则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舰船总吨位已超过中国北洋舰队，且军舰速度快、炮火密，综合实力已在中国之上。1893年4月，参谋本部次长、陆军少将川上操六亲自到朝鲜、中国，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实地勘察，绘制了包括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和渤海湾在内的军用地形详图。其详尽程度令人惊讶，它标有每个村庄的每条小路及每口水井，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清军。另外，他们不断向中国派遣大批的间谍，搜集我国各种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战前日本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都是特务机构。5月，日本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战时统辖陆海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至此，日本大体上完成了战争准备。

日本首先把朝鲜与中国作为对外侵略的首要目标。1874年开始侵略台湾，后又吞并琉球。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攫取了开放通商口岸、免税贸易和领事裁判等特权，从此全面渗透朝鲜。1882年，汉城发生了反对封建统治和日本侵略的兵变(即“壬午兵变”)，朝鲜群众火烧了日本使馆，杀死日本军事教官。日本以此为借口，用武力胁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朝鲜首都汉城的驻兵权。1884年，日本又趁中法战争之机，支持朝鲜亲日派——开化党发动政变(即“甲申政变”)，企图夺取朝鲜政权，遭到驻朝清军的镇压。在反击政变中，日本使馆和人员受到袭击，第二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要朝鲜赔款、惩凶和负责重建被毁的日本使馆。接着，日本政府又派伊藤博文等人到中国，同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1885年4月，中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照会。由此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特权。后来，日本利用这个条约，大规模向朝鲜进兵，发动侵略战争。

由于“甲申政变”的失败，使日本认定要夺取朝鲜，与中国必有一战。于是，日本积极准备对华作战。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北京和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区，肢解其余国土，使之成为日本的几个附属国。国家体制上，1889年，日本公布了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帝国宪法，从法律上肯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赋予天皇以军事和外交大权。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宣布交战、媾和以及缔结条约”。显而易见，日本的帝国宪法是为发动对外战争服务的。总之，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经作好了对外侵略的一切准备，此时对日本来说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借口罢了。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东学党”原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结社。朝鲜广大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便在“东学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东学党”起义首先爆发于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各地农民在“除暴安良”、“逐灭夷倭”口号的号召下，纷纷响应，致使起义声势日益壮大，并且屡次击败朝鲜政府军。6月1日，起义军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还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达到了高潮。由于无力镇压，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

日本见有机可乘，便极力诱使清政府出兵朝鲜。开始李鸿章对出兵之事很谨慎，生怕日本借此生衅。然而在得到日本“我政府必无他意”的保证后，对日本的谎言信以为真。于是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求援公文后，6月4日决定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入朝，到25日共派遣2400余人布防在汉城西南牙山。清政府出兵当天，按《天津会议专条》通知了日本政府。

日本阴谋得逞，便以保护使馆、侨民为由，派出一个8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占据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6月底，日军驻朝人数已达近万人，其兵力以绝对优势超过清军。此时，朝鲜内部局势已趋平稳。清政府为了避免中日两国发生冲突，建议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但日本为发动战争，拒绝撤兵，甚至又提出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无理要求，力图扩大事态，挑起战争。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当时为列强所争相吞噬，但不是被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独占的完全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地大物博的中国与日本仅一海之隔，从地理上便于日本侵略。面对日本疯狂的挑衅和紧迫的战争形势，清政府内部再次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派的争论。这场争论，又和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甲午战争前，清朝统治集团状况，一个突出现象是帝党和后党的明显分化。所谓帝党，是指拥戴光绪皇帝的一派政治力量。所谓后党，是指为慈禧太后所操纵利用的一派政治势力。1875年，同治帝死，西太后立醇亲王奕年仅4岁的儿子载湉为皇帝，即光绪帝，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7年光绪帝十六岁时名义上亲政而由慈禧太后“训政”，到1889年，慈禧太后表面上“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掌握实权。光绪帝极想摆脱太后控制，自己有所作为。渐渐的，在他的周围形成拥戴他的一帮大臣，以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为首领，其他重要党羽如孙家鼐、志锐、文廷式等。慈禧太后当然不能坐视实权旁落。她经营多年，根基强固，手下也有一批得心应手的大臣，后党的主要党羽有李鸿章、荣禄、孙毓汶等人，他们控制着军政实权，而帝党掌握着发布上谕的权力。帝党和后党的对峙，标志着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严重分裂。他们之间的争逐，核心问题是争夺最高统治权，但也反映出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的不同态度，具有新旧之争的性质。这在甲午战争时的和战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一般说来，帝党是倾向于主战的，而后党倾向于主和。到了1894年的6、7月间，形势已非常紧张，可谓已经战云密布，帝党既为国家的前途忧虑，同时也希望借机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主战的调门颇高。而慈禧为首的后党，却一心力保和局。慈禧害怕日本的武力威胁，同时，又正大肆铺张为自己筹办六十寿辰庆典，而李鸿章，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经营北洋海军若干年，这是保持他实力的老本，尽管经营海军不无御外的动机，但李鸿章手里的这张王牌是不愿轻易打出去的，他觉得自己的北洋海军从实力上不如日本海军，所以主张“避战自保”。于是他在慈禧的支持下，对帝党发出的“预筹战备”指令不予理睬，而热衷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幻想依靠列强的出面调停而制止战争，特别是幻想“联俄制日”。

6月20日，李鸿章请求俄国公使喀西尼出面调停。俄国感到日本如果占领朝鲜，将不利于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便答应调停，并令其驻日公使劝告日本和中国同时撤兵。但当日本保证“无意”占领朝鲜后，俄国即告清政府说:“我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劝，强勒倭人。”李鸿章大失所望，又转求英国。当时，俄国是英国在远东的重要对手，英国为了对抗俄国，有意拉拢日本。于是，在取得日本保证不侵犯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及长江流域的“谅解”后，英国也放弃了调停，使李鸿章乞求外国干涉的幻想再次破灭。李鸿章不得已又求救于德、法、美三国，结果都遭到拒绝。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策略失败。

“以夷制夷”就其本身来说无可厚非，但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是建立在对列强存有幻想，对列强的叵测居心认识不足的基础之上的。他一味依靠列强调停，把赌注全部押在外国干涉上，在形势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不但不认真备战，反而多次训令在朝军队静守勿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8]这使中国军队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然而，日本却充分利用清政府“避战求和”的心理和不断乞求列强“调停”的时机，不断增兵朝鲜，作好军事部署。7月中旬，入朝日军已超过3万人。7月23日清晨，日军冲进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组织傀儡政权，胁迫发诏: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清军。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不宣而战，正式挑起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