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侵略越南

越南古称交趾、交州、安南，中国宋以前历代王朝均设郡府管辖。在宋元时期，时而独立，时而半独立，但它深受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直至明清，成为中国仅次于朝鲜的重要藩属国。

法国早就有占领越南，进而侵占我国的野心。1862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订立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越南南部东边三省及昆仑岛。1867年，又吞并了南部西边三省，至此，法国南部即南圻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世纪70年代又向北圻(越南北部十六省称为北圻)进犯。1873年11月，法国派海军军官安邺率军强占了河内，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攻陷了河内附近的四个省。越南政府无力阻止法国侵略军，于是邀请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越南老街)的“黑旗军”协助抗击法国侵略者。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于粤、桂边境一带天地会农民起义军的一支，以农民出身的刘永福为首领。刘永福(1837—1917年)，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小时随父母迁至广西上思，在海艇上做过佣工，从十五岁时习武，武艺绝伦，后来父母双亡，家里欠债累累，于1857年参加天地会起义。1864年带领200余人加入吴亚忠部(亦属天地会)，其军在广西安德北帝庙前举行祭旗仪式，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名黑旗军，因受到清军的压迫，1865年转移到滇越边境的得胜一带，开辟山林，聚众耕种，逐渐扩充到2000余人。12月21日，他率军进援河内，大败法军，击毙侵越法军统帅安邺，歼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迫使法军从越南北部撤退。越南政府任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管辖越南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据守红河西岸。但懦弱的越南政府害怕报复，竟于1874年和法国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清政府拒绝承认这个条约。

19世纪80年代，法国已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法国金融资本有了迅速的发展。1880年9月，代表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法国共和党首领茹费理出任内阁总理，他积极推行海外殖民扩张政策。1882年3月，法国再次发动对越南北方的侵略，4月，由法国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维业率领的军队占领河内。“黑旗军”应邀再次南下，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包围了踞守河内的法军一年多，并于1883年5月在河内城西纸桥伏兵大败法军，击毙李维业以下法军官兵230余人，取得纸桥大捷。刘永福以战功被越南政府任为三宣正提督。但是，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继续向越南增派海陆军，并向中国挑衅，8月，法海军中将孤拔率一支法军，攻入越南都城顺化。当时越南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能团结御敌，被迫同法国签订《顺化条约》，法国以武力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控制了越南的外交，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因此法越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便对越南问题日渐重视。一方面表示不承认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另一方面，力求通过谈判与法国达成解决越南问题的协议。但法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把越南变为它的殖民地，还企图由此打开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为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要不要援越抗法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和战之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从清朝的实力出发，认为法国乃海上强国，而中国海防空虚，水师又未练成，且缺乏作战经验，所以不可铤而走险与法国言战。以左宗棠、张之洞、曾纪泽为代表的主战派，主要从中越之间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密切联系、地域上互相接壤的关系考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论调，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并给予越南政府及黑旗军以援助。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论，使清朝最高当局在和战问题上举棋不定。然而全国主战的呼声甚高，最后清廷采取了一种左右动摇的策略，一边密令滇、桂军队以“剿匪”名义进驻越北，并奖励刘永福，给黑旗军一些接济和援助;一边又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上海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初步确定中国撤退驻越军队，默认法越之间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种举棋不定，进退两难的态度，势必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

尽管清政府一再忍让，而法国政府执意要挑起战争。1883年2月，法国政府改组，茹费理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同年10月，法国便中止了谈判，并任命孤拔为越南北部法军总司令。法国政府还宣称，政府已决定要牢固地立足于红河三角洲，要占领山西、兴化、北宁等地。然而这里早已是中国军队的驻防之地，这显然是对中国的公开挑战。12月10日，法国议会通过追加2900万法郎军费和增派1.5万名远征军的提案，战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