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甲午战争前，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维新思想。其著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宋育仁、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的出身、生活道路和政治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刚从地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早年曾是封建士林的新秀，但后来没有沿袭封建正统士大夫道路走下去;有的人曾跻身于晚清官僚的行列，更多的人和洋务运动发生过联系，但他们思想比较开放，与洋务派别分两途。他们对社会发展，民族命运，政治前途比较敏感，有强烈的爱国意向。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相比，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更多一些，他们更重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实用知识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们开始反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争取民族地位、自主、繁荣、强盛的要求，他们中某些人，当时就已明确提出了君民共主的纲领性主张，为戊戌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经过两个阶段:中法战前，处于萌芽、酝酿阶段。这时他们大多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加洋务运动。一般也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中法战争后到19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客观形势变化，他们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开始公开抨击洋务运动，积极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民共主制度，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维新社会思潮。他们的思想特点:

1.主张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他们“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表示不满。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薛福成主张取消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收回领事裁判权“实为中国安危之机”。陈炽主张取消协定关税条款，收回关税自主的权利。郑观应强调，要将海关收回中国人管理，“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得全者为尤大也”。他们还告诫人们在注视从东南沿海进犯中国的英法侵略者的同时，还要特别警惕从北方陆路威胁中国的沙俄侵略者。陈炽认为沙俄是中国的心腹之疾，必须早作准备。郑观应也认为御外侮“防俄宜先”，指出:“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是以防边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防。”这些认识是合乎实际的。

2.要求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认为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华经济掠夺，从而把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论”，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马建忠主张“富民”，陈炽提出“富国策”，郑观应则提出“商战”口号，形成“商战固本”思想。

郑观应的“商战固本论”的基本观点是:为了抵御外侮，要注重兵战，更要注重商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资源、工业原料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制服之法，是兴商务、习“商战”，“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在郑观应看来，“制西人以自强”是政治目的，“振兴商务”则是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自己有了实力就能“制西人”。

他们认识到，要发展商业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要发展工业，首先要兴办机器制造业，“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郑观应)他们还反对清政府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主张听民间自办。他们提出“官办不如商办”(王韬)，“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商之必不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何启、胡礼垣);郑提出:“一律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这种思想，反映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要求。

3.主张革新中国政治制度，实现“君民共主”。王韬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1883年就提出: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以君民共主为最优越。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中法战后，郑观应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作了比较，认为君民共主最适于中国。他认为洋务运动“遗其体而求其用”，必然达不到富强目的，而“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因此要开设议院，以“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同时，还要制定宪法，“宪法乃国家之基础”，使商人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展。“君民共主”思想的来源，就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形式。王韬认为“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但他们就“君民共主”如何实施方面却又是大大中国化了的。他们着重强调议院使“上下通情”，通过民权参与议政而对君权有所限制。但他们还不懂得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实质，即议院作为民权与君权的根本对立关系，和作为独立的立法机构对君权的限制乃至取代关系。因而他们设计了一些中国式的议院方案，如何启提出县议员在秀才、府议员在举人、省议员在进士中选出;陈炽则提出下议院要由朝廷认可的“乡官”组成;陈虬提出议院由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他们设计的议院，在立法机构的性能上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了。这与当时资产阶级尚未成熟、新旧阶级之间的直接冲突还不明显和尖锐，因而不能给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发展以有力推动有关。他们的这一思想，还谈不上是完全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思想，只是这一思想在近代的最初酝酿。

早期维新思想，是当时初生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前奏。当然，他们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政治思想介绍很少，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也很少批判，缺乏坚实的理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