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工业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遇到了资金、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继续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类民用企业约有20多个，其中主要的有:

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建立的第一个民用企业。目的在于“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以解决清政府的漕运危机。李鸿章先后任用了熟悉航运业务、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朱其昂、唐廷枢、盛宣怀、马建忠等主持招商局的工作，这对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唐廷枢主持工作期间，是该局业务开展最好、利润最高的时期。该局是官督商办企业，资金采取招集商股和清政府拨付部分官款的办法。该局开办时仅有轮船3艘，1876年添购了9艘，1877年又收购了美国旗昌洋行轮船18艘，组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航行于沿海与长江沿岸各商埠。总局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多处设有分局。这支船队除承运清政府的漕粮外，又远航至日本、吕宋、新加坡等处载客运货，还试航到檀香山和美国。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抑制了列强对中国航运业进行垄断的野心，于是英商太古、怡和等公司采取降低运费的办法排挤招商局，招商局曾三次与其订立齐价合同。招商局开辟的海外航线，也因受到外商的倾轧等原因被迫中止。在诸多困难面前，因李鸿章的全力支持，招商局才得到较好发展，成为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者之一。据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后，已收入运费约2000万两。所以，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不仅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发展了民族资本，收回了部分利益。

开平矿务局1878年由李鸿章创办。该局从英国购入机器设备，以“重价延聘”英国矿师柏爱特监督生产，雇用工人3000名。1881年正式出煤，由于设备完善，煤质较好，而且经李鸿章奏准，清政府对其采取了优惠的税收政策，每吨只征银一钱，大大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以至该局所产的煤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海军外，尚有大量销往市场，到19世纪80年代末，天津不再进口外国煤。为妥善解决原煤运输问题，该局还挖掘了一条长70里的运煤河，相继购置了运煤船4艘，往来于天津、烟台、牛庄等地。同时，自胥各庄修筑一条长15华里的铁路，直通矿区。1886年成立开平铁路公司，先后修筑了唐山至大沽口的铁路。在洋务派所经办的采矿企业中，该局最有成效。但好景不长，1892年张翼接办后，盲目扩充，耗费巨大，又大量举借外债，致使该局陷入困境。到1900年，该局为英国所霸占。

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由李鸿章创设于上海杨树浦，是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筹办织布局时，李鸿章准奏“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9]并享有减免税厘的优惠政策。其产品在上海免税销售，运往内地只纳正税，概免沿途税厘。织布局几经波折，于1890年才部分投产，有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设备。到1892年，“每日夜能出布六百匹”。1893年该厂清花间起火，厂房设备几乎全部烧光。同年11月，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重建，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至1894年部分投产，拥有布机750台，纱锭6.5万个。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

天津电报总局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和大沽之间架设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线路。电报便利通讯，有利防务，效果良好。此年，遂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为总办，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立电报分局，并设立电报学堂。该局始由官办，后改官督商办。1881年，天津至上海3000余里的陆路电线架通后，英国曾提出敷设上海至宁波等地的海底电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函商。为了“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20]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地的陆路电线。1884年，上海至广东线路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到上海。1885年，上海至汉口电线亦接通。从此，电报局的营业迅速发展，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大部分省和重要商业城市都已通报，不仅方便了官方的军事、外交、政治信息的传递，而且对繁荣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汉阳铁厂1890年由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兴建，1893年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钢铁工业。全厂包括大小十个分厂，有炼铁高炉两座，炼钢转炉两座，平炉1座及轧制铁轨的设备等，雇用外国技师40人，中国工人3000多人，于1894年正式投产。为解决铁厂的原料和燃料供应问题，在1891年开采大冶铁矿及马鞍山煤矿。该厂因创办者的主观无知，致使厂址远离原料和燃料产地，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耗资巨大，效益不佳。又因产品质量低劣，致使工厂严重亏折，两年后因为资金不继，只得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招商股负责经营，该厂后与江西“萍乡煤矿局”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除上述企业外，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张之洞在1888年以后相继创办的“湖北纺织四局”，1880年左宗棠在兰州开设的“兰州机器织呢局”，1889年有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合开的“黑龙江漠河金矿”等。

这些民用企业，主要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形式，其中官督商办为主要经营方式。民用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等阶层的私人投资;企业雇用工人，剥夺其剩余价值，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企业产品进入市场，不再无偿调拨;企业的生产目的是获取利润。因此，近代民用工业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这些企业仍有较为浓厚的封建性。它们的经营管理权被洋务派官僚所控制，商股无权过问;企业管理腐败，贪污现象严重;企业的亏损全由商股承担;企业经常被官府勒索，不得不“报效”官府。同时，民用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着依赖性。民用企业的出现，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对立物，其创办具有与洋商争夺利益的目的。但是，民用企业要从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在技术力量和资金周转方面都要依靠外国。这种依赖性削弱了它们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