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中国近代”的概念和近代史的分期

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就欧美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列宁说:“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以及衰落的历史。”偱着这样的理论路径，中国的近代史也就可以这样概括: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概念，也应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因素和特征。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

当然，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应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国虽然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资本主义萌芽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且它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无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直接的联系。“明清以来沿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所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开始。

除了把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外，还有人认为应以1644年清兵入关为开端，理由是在时间上与世界近代史历史分期的对应性;还有主张以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社会经济史)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真正变革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的19世纪80年代。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究竟开始于何时?一般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中国人民日益增强的救亡意识下，近代中国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趋向的变革道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商品经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手工业;又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2]所以，“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既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有关，那么这种侵略就有一个何时开始的问题，一般认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开始。“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新中国成立初的“三大改造”最终消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按照社会性质的划分应该是这样。但我们习惯上又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开始。这种分期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确定下来一直到现在仍被沿用。很显然，现在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妥的，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这种分期法把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科学地截然分开。其实在当时就有学者提出过反对意见。1959年陈旭麓先生曾对这种分法提出异议:“如果说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该是五四运动，而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那么当时建国初为什么还是最后以1919年为下限的观点占主导而被确定下来呢?原因有二:(1)当时占主流的学者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短促，如果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时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了;(2)更主要的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不顾实际地去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近代史与现代史即从1919年十月革命为界限，中国以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近现代史的界限也就显得时髦。当然，今天要求改正这种分期法的观点正在占主流。我们完全赞成1949年作为下限的观点，但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仍以1919年作为结束。

二、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与框架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梯。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李时岳同志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意或基本同意。也有相当多的人仍基本坚持传统的观点。而反对李时岳一派意见，坚持三个高潮说的代表人物，就是胡绳同志。他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出版，是在李时岳同志发表那篇文章一年多之后，所以，有机会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了对李时岳观点的反对，而这部书也正是体现他“三个高潮说”观点的力作。

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曾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构建的。即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十大事件。所谓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三大高潮，即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十大事件，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这样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或者说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提出“一个主流、四个阶梯”的新体系说。所谓一个主流，即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主流，所谓四个阶梯，即近代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这四个阶梯而前进。这个新体系强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这个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经济史，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近代史核心内容的忽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人主张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生产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政治领域中的革命与改良、文化领域中的西学与中学之争，从而把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写成“西化”与“反西化”的矛盾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我们认为，要理清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确立近代史的合理框架，就要真正抓住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涵，这就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为此，“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这是个本质的提法”。“但是，单纯地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又没有概括事物本质的全部。”“这个中心线索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汪敬虞，2001)“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

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年)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是永远静止的人民”^[3]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10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

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大致可以分这么几点:

(1)生产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未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未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主要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其规模和发展程度都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分的资本主义等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新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

(2)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各种经济成分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存在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两种角色。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资产阶级而言，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

(3)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上。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

(4)中国的社会性质上。近代中国既不像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像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控制的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都想尽可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无法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得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

四、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而在这场讨论之前，列宁就曾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1912)，只不过没有放在一起论述。1926年蔡和森首次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1935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对中国古代史作社会形态的初步分期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整概念。^[4]1939年毛泽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次在党内确定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

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社会形态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学者则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中国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

五、近6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65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主导思想，中国近代史研究趋于繁荣。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刘大年等一大批专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了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和学科结构:①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即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人民史观，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③生产方式决定性，即以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作为判别社会形态及其转变的标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述三种理论改变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史料考证和史事论述为主，缺乏明确的价值评判，甚至混淆是非的状态。

(2)1966—1976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扭曲、停滞阶段。在这一时期，“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影射史学”、“实用史学”等盛行。只有中俄关系领域，因中苏关系恶化，出于边界谈判的需要，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学术研究。

(3)1977年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①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②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被引进和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应领域。一些新的领域被拓展，如:社会史、城市史、宗教史、人口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区域史、现代化史等。③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拓“禁区”，反思“定论”。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人物以及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买办、袁世凯政权、教会文化传播等历史事件和现象从全新的角度被审视。

【注释】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3]《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18-119页。

[4]《吕振羽史论选集》，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