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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生于公元179年，卒于公元220年。

仲长统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21]当时并州刺史高干为袁绍的外甥，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仲长统见高干，高干善待之，并问询当时之事。仲长统对高干说:“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之。”而高干自以为是，“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干以并州叛，卒至于败。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22]

仲长统为人豪爽，洒脱不拘，敢于直言，不矜小节，语默无常，时人称之为“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23]故论之说: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

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24]

仲长统向往、追求的是自然闲适、恬静高雅、富足安逸、不受束缚的田园生活，不为虚名官位枷锁禁锢而入帝王之门，足见其为人品格和道德情操。

尚书令荀彧闻仲长统声名，很惊奇，遂推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汉献帝逊位时，仲长统卒。其友人缪袭称赞仲长统的才能文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25]，就是说，可与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之文论相当。

仲长统的名著《昌言》的题义，《后汉书·仲长统传》注曰:“昌，当也。《尚书》曰:‘汝亦昌言。’”意为“昌言”为确当、恰者，当言之言。《昌言》三十四篇，十余万言。而今只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皆出于《后汉书·仲长统传》，余皆佚失，《群书治要》整理部分残篇，而无篇名。现据仅存之文，对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思想略作分析评述。

仲长统面对东汉末年衰世之弊，直言敢论，切中时弊。他在揭露、批判时政积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时俗之鄙时，直指皇帝、外戚、宦官为大害。

仲长统认为，廉明贞洁者是道德之令，流逸奔随者是行为之污。风有所从来，欲有所由起，治病之末在挖其根，憎恶其流者在塞其源，找到了社会病根，才能根治病症。而当时的弊政、鄙俗，已到了不可治理的地步。“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其，不可不断者也。”^[26]对造成这种严重政局、诡俗的根源，仲长统分析道:

汉兴以来，皆引母妻之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亡者甚众。妙采于万夫之望，其良犹未可得而遇也，况欲求之兆妄之党，取之于骄盈之家，缴天幸以自获其者哉!^[27]

从汉兴以来，就用母妻之党羽辅政，如吕后、赵飞燕、傅昭仪等，都是以父兄子弟为党羽而把持朝政，这些人只知尽孝顺于慈母，而不干国家政事。汉景帝时，“显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犹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28]从此外戚与宦官轮番专政弄权，愈演愈烈。仲长统说:

后暨孝元，常抱病留好于音乐，悉以枢机委之石显，则昏迷雾乱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祸成矣。……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览、张让之等，以乱承乱，政令多门，权利并作，迷荒帝主，浊乱海内。……(孝)灵皇帝，登自解犊，以继孝桓。中常侍曹节、侯览等，造为维纲，帝终不寤，宠之日隆。唯其所言，无求不得。凡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扰乱内外，螫噬民化(众)，隆自顺、桓之时，盛极孝灵之世，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邪!^[29]

为了挽救东汉危亡之政，仲长统在神学妖雾弥漫之下，不是求助于谶纬迷信、天命神意，而是强调尽人事而以人事为本，并以此批判了统治者的神学观、自然之符和吉凶之险。他说:

昔高祖诛秦、项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讨篡臣而复已亡之汉，皆受命之圣主也。萧、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诸吕，尊大宗，废昌邑而立孝宣，经纬国家，镇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数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也。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30]

汉高祖刘邦诛灭秦朝和项羽，做了皇帝，光武帝刘秀讨伐篡臣王莽而恢复已亡掉的汉朝，都是受天命的圣主。萧何、曹参、丙吉、魏相、陈平、周勃、霍光等，消灭吕氏，尊奉汉室，废除昌邑王，拥立孝宣帝，使国家太平，社稷安定，都是一代名臣。这两个君主和几个名臣之所以能够威震天下，布德施民，建立功业，名传后世，只是由于专尽人事而已，没有崇奉天道迷信。由此可知，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决不可靠天道。应用天道，只是顺天应时而兴办各种事业，至于小小的吉凶预兆，何必管他呢!所以只知天道而不知人谋略的，都是巫医卜卦算命借装神弄鬼而骗人的一伙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下愚之民;迷信天道而放弃人事的，都是昏乱迷惑的君主，亡国灭家的臣仆。这样的君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有人问仲长统:你说天道的可取之处仅仅限于配合四时的变化，人事的专一才是治乱的实质，如此说来，《周礼》春官登台观察星辰的冯相氏和从星辰变化辨别吉凶的保章氏，都没有用处了吗?仲长统的回答是:“大备于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31]这些观察星象以辨吉凶的占星官的意见，只能作为一般的参考，而不是治天下的根本，更不是管理民众的要务。天道自然只是治理国家的考虑因素，而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务。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务在于人事，要以“人事为本”。所以当有人问仲长统治国理民的“本与要”究竟是什么时，他的回答是:

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弱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皕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32]

治国理民的根本方针和重要事务，是君主不徇私情，任用贤人，办理政事，爱惜功臣，赏赐有功劳的人，惩罚恶人，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天地自然就会正常运行，祥瑞自然就会云集，自然灾害就会消除。反之，任人唯亲，宠幸佞臣，好坏不分，滥用刑罚，玩弄美人，不顾百姓，冤枉人民，即使天天卜祝祷告，乞求神佑，亦是要败亡的。由此说来，人事才是根本，天道只是末事。这种“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天人观，在汉代天人感应、天命神授、天命主宰人事的迷雾弥漫下，实在是大胆而可贵的见解。

仲长统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唯物主义天人观的指导下，把“王者”对“天道”与“人事”的不同态度、取向分为上、中、下三种情况:

审我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诚忠心于自省，专思虑于治道，自省无愆，治道不谬，则彼嘉物之生，休祥之来，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灶而火燃者耳，何足以为贺者耶?故欢于报应，喜于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谓太上之公德也。^[33]

确信自己能够行善治理国家，不依靠天道，是上等国君;怀疑自己能否行善治理国家，想借助天道，是次等国君;完全不靠自己能力治理国家，只求上天保佑，是愚蠢的昏君。做为国君应该忠诚老实地反省自己，专心治理好国家，不犯错误，把国家治理得太平，祥瑞就会出现。否则，相信天佑，追求报应，乞求祥瑞，喜欢吉兆，这是下愚之人的自私心理，而不是上智之人为公的品德。

仲长统指出，汉代流行的忌讳灾变、吉祥之术、符瑞之说等种种荒诞不经的神学迷信，都是些鬼、力、乱、神之说，不足凭信。他说:

和神气，惩思虑，避风湿，节饮食，适嗜欲，此寿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则针石汤药之所去也。肃礼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义，敬天地，恪宗庙，此吉祥之术也。不幸而有安，则克己责躬之所复也。然后有祷祈之礼、史巫之事者，尽中正，竭精诚也。下世其本，而为奸邪之阶，于是淫厉乱神之礼兴焉，侜张变怪之言起焉，丹岀厌胜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佑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富贵，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君臣士民，并顺私心，又大乱之道也。……所贵于善者，以其有礼义也，所贱于恶者，以其有罪过也。今以所贵者教民，以所贱者教亲，不以悖乎!^[34]

仲长统将当时的政治、教化、时俗、官风、迷信等，概括为“迷”、“误”、“惑”、“悖”四个字，揭露、批判统治者荒淫无道，是非混淆。

仲长统的天人观，意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顺天应时发展农业生产则是一项重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任务。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援引的一段重要的言论是:

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春春生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釡之，勤者钟之，矧天不为，而尚乎食也哉?^[35]

自然条件是重要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反的，但人不因时尽力，适时耕种，勤奋劳作，也不会有收成，当然也就没有饭吃了。

仲长统指出，人要适应自然，利用天之道，以尽人之事，就必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条件，方可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取得丰收。他说:

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

之势可知。

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36]

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就可以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做到衣食足而物不匮。仲长统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天人观的基础上，所阐发的“顺四时而兴功业”，适天时而勤劳作，知自然而取丰收的认知思想，是十分有道理而可取的。

仲长统在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对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政治积弊等进行了揭露、批判并提出了救弊、理乱的思想理论。

关于“理乱”之论、之术。仲长统生活的时代，是战乱不息，乱象不止，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时代。仲长统认为，历史的变迁，王朝的兴亡，国家的治乱，其基本趋势是由乱而治，再由治而乱的乱——治——乱的循环变化。这种变不是“天命”主宰的，而是“人力”较量的结果。

第一个阶段是豪杰争战，夺取政权，天下大乱。这就是: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雄雌，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

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37]

豪杰打着“天命”的旗号，却没有保天下的本分，所以纷纷爆发战争，争夺天下。在这个时代，他们都假借天威，各霸一方，拥有军队，彼此斗智，相互角力，竞争雄雌，使天下人都迷失方向，不知该支持谁，反对谁，这种人数也数不清。智力穷尽，没有胜者，到了无法较量的时候，只好把绳索套在脖子上，做了俘虏，这些人至死也不服，还期望实现自己的争霸野心。

第二个阶段则是战乱平定后，豪杰被缚，民心安定，国家得治，天下太平。这就是: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宴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38]

平定战乱，继承上代帝位的君主，情况则不同了。这时民心已平定，天下人都依靠我来过活，求得富贵，安居乐业，生养子孙，平安无事，人心归向。豪杰争夺的野心死了，士民的意志定了。皇帝一家一人受尊敬。这时，即使低能的人做皇帝，亦能恩同天地，威如鬼神，春风时雨，动感天下，有几千个周公、孔子也比不上他的圣明，有几百万个孟贲、夏育也胜不过他的勇武。这是天下“治”的阶段。然而，这个阶段却是短暂的。

第三个阶段则是由“治”到“乱”。由于庸君、愚主认为天下太平，国家得治而放纵私欲，胡作非为，贪污腐败，不理朝政，祸乱天下，于是人民起来造反，天下大乱。这就是: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觝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而不反，出则驰于田猎而不还，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宏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宝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39]

继承王位的后代昏君，认为天下的人不敢反抗自己，自以为会像天地一样永存不亡，于是便放纵私欲，邪欲膨胀，君臣淫乱，上下作恶，眼看游戏，耳听邪声，耽恋女色，驰骋田猎，毫无节制，荒废政事，抛弃人物，荒淫无度，如洪水泛滥弥漫，没有穷尽。所亲爱信任的人都是谄媚拍马的坏人，宠幸尊贵的人全是后妃姬妾的本家。用饿狼守厨房，用饥虎牧牛羊，煎熬人民的油脂，敲剥人民的骨髓，民怨极大，祸乱并发，国内叛乱，外族侵扰，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全无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为富不仁，为贵不道，骄奢淫逸，昏乱无道所造成的。这种存与亡的交替，治与乱的循环，是天道运行的根本法则。

由此说来，掌握政权的人，只是依据当时的情况来处理政务，并不能考虑贤人与愚人的区别，从而造成盛世和衰世的不同变化，所以说政治愈变愈坏，今不如古，愈差愈远，难道历史发展不是这样的吗?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日不如古，弥以远甚”，仲长统联系现实，对汉朝政权的腐朽、邪风作了说明:

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豚，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所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40]

这是说，汉朝从开国以来，没有官职的人依靠财富金钱剥削压迫人民，王公贵族依靠权力地位掠夺欺骗人民。清廉正直之人，在茅屋下苦熬，却对风俗好坏没有多大影响。富豪人家，高楼大厦，良田满野，奴婢成群，运货的车船通达四方，投机奇货满于都城，金银珠宝巨室难容，牛马猪羊大山难容，妖童美妾塞满房间，歌伎女乐陈列后堂，车水马龙，宾客求见，三牲之肉，臭不能食，美酒腐坏，多不能饮，作威作福，随心所欲。这些都是公侯的享乐，君长的权利。凡是能用奸谋诡计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享乐、权利。得到了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以为恶，反以为能。这种歪风邪气，像洪水一样遍地横流，却四通八达。在这种恶政歪风的主使下，谁肯放弃富贵，甘心穷苦，丢掉放荡，甘于束缚呢?

在这种恶政歪风的影响下，社会乱象只会越来越坏，越来越乱，结果使乱世长而治世短。仲长统说:

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压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41]

混乱之世长，治化之世短，小人得宠、得志，君子穷困、卑贱。到了太平之世，老者快要死了，赶不上好日子，年轻人还没有成长，又遭遇到了乱世。奸人永远享受无穷的福利，善人永远承担不赦的罪过。人们都见机行事，谁肯安贫乐道呢!这就是后世君主只图当前享乐而不顾久远之治的错误所在。

仲长统依据这种乱——治——乱的三段循环论，且“乱世长而化世短”，愈乱愈长，愈乱愈坏的观点，以春秋至汉末近五百年的历史，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得出了怀疑论、悲观论。这就是: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醋，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呼!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42]

在仲长统看来，社会历史的变化，是由小乱而大乱，且愈变愈乱，愈变愈坏，愈变愈可怕，这样变下去，将来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不知将来的圣人用什么方法来挽救这种危局，亦不知道上天到何时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仲长统作为社会思想批判家、政治家、思想家，在总结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虽然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但是他还是追求改革、进步，力求治世延长，乱世缩短，故主张“理乱”。至于如何“理乱”?他提出“变”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不可不变，“变”就是有“损”有“益”，使制度完善。如果“变而不如前”，也不可不复旧制。他在《损益篇》中，对这种损益与变复的原则作了说明: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43]

凡是对时代、人民有利的制度、事物，就应该兴作、实行。否则，就要改变、废掉。在古代行之有效，到现在却没有用的制度，就要改变。如果变了无效，反不如前，又多次失败，也只好恢复了。总之，损益和变复的原则，在于对时代、人民是否有利。

仲长统认为，对于各种制度，凡是变之善者，利于治者，就可以行也。如果变之不善，不利于治，不利于民者，就应该放弃，而恢复以前的制度。他以井田制变为私有制为例，证明这个道理: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过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址，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44]

自从废除了井田制而变成了私有制以后，富商豪族日益增多，遍布全国，兼并土地，巧取豪夺，扩充势力。他们没有官职，却穿上三公的衣服，役使平民，荣华富贵，超过君主，威势权力，赛过守令，偷运私货，不受惩罚，豢养打手，为其卖命，平民百姓，冤死穷困，无处申诉。这固然是由于法纪松弛的原因所致，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分田无限，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财富不均造成的。要解决这些恶劣政风，端正奢侈风俗，除了实行井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这就是所谓变革失败了的应该恢复原来的制度。

仲长统所说的恢复井田制，并不是回到周朝的井田制，而是依靠国家政权限制豪族地主，富商巨贾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农民有地可耕，有田可种。他总结前人的意见，综合整理提出了十六项政务原则，以建立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这就是: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惰，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45]

综合治理国家，管好政务，非这十六条原则不可，它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教化、官制、风俗、军事等方方面面。就土地制度而言，则是“限夫田以断并兼”，这是抑制“豪人货殖”扩充势力，毒化风俗的当务之急。

仲长统深知土地是财富之源，人民生活之本，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人民无地可种，没有衣食来源，一旦遇到灾荒、战争之事，人民就会饿殍满野，转死沟壑，进而铤而走险，发生暴乱。他说:

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禄班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46]

规定合理的土地制度，限制土地占有的数量，不使豪族大家兼并农民的土地，“勿令过制”，从而使田有常主，民有常居，官有定禄，地有人耕，人归本业，社会才会稳定。否则，什么人都可以占有土地，所其自取，终将发生祸乱的。如果“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之，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47]至此，国家就要灭亡了。

为了治国理政，敦民化俗，就要用贤能智者为政，以君子而化理政事，从一国之君，天下之王，到卒伍之长，州县之官，都应当如此。仲长统说:

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48]

唯才是举，因才而用，不仅各级官吏应如此，就连君主、皇帝亦应如此，而且这是“理天下之常法也”。仲长统看到汉代当时皇帝都是昏庸无能，愚蠢至极之辈，故提出这种大胆的见解、议论，实在难能可贵。

从这种认识出发，仲长统主张以“君子”“为政”。因为“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49]所以必须用君子为政治国，除烦去苛，化理天下。仲长统说:

夫人待君子而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50]

选用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治理国家。既然选用这种人为政治国，就要给他们优厚的俸禄，使他们不会犯剥削和贿赂的罪恶，而能专心致志办好政事、民务。遇到天灾，天仓放粮，救济百姓，便是仁政。吃穿有余，节省靡费，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是为义举。选用君子居于官职，为士民首长，应受到厚待，是理所当然。选用的官吏，必须为善士，既然选用了善士，就要给予厚待，使其能养家过活，廉洁自律，不受贿赂。否则，俸禄不够用，而接受贿赂，因此把他们治罪，这是设陷阱而坑害君子、善士。仲长统在这里提出了“奉禄诚厚”而养廉的问题，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仲长统在提出“损益”和“变复”的改革思想的同时，又主张以刑辅德，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实行德教与刑罚并用，相为表里，相互补充。他说: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实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51]

道德教化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刑罚惩处是治理国家之辅助手段。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之所以能亲密百姓，协调五伦，和协万邦，蕃育黎民，就是依靠教化，而不是靠刑罚惩治，这是治国的常道、常任。

然而，仅靠道德教化还不够，平常靠道德教化，当国家发生暴乱，遇到战争，以德教不能解决问题，就要采取刑罚手段解决问题，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就是因“时势不同”的因时制宜。仲长统说:

至于革命之期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52]

非常时期，处理非常事件，则用非常措施，施用严刑峻法惩处奸宄乱党，这是因时势不同的权宜手段，而治国理政的常行之道则是礼义教化。

仲长统认为，德教和刑罚的运用，要做到德教明，法有常，有所依，有所据。如果“教不明”、“法无常”，则为“非治理之道”，也不能化理天下，取信于民，达不到治的目的。所以说:

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引之无所至，则难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则无所取正;网罗当道路，则不可得而避;士民无所信，则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53]

德教要明，法治要常，不可妄加滥用。否则，使人心不常，志不定，无所信。为此，必须有法而依法，依法而法可行。要想如此，制法者，执法者，都必须持以公心，做到公平、公正，以身执法，正己明教，身先士民，而为士民所贵。所以选择任用执政、执法官吏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仲长统说:

任循吏于大乱之会，必有恃仁恩之败;用酷吏于清治之世，必有杀良民之残，此其大数也。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征者也。开道涂焉，起堤防焉，舍我涂而不由，逾堤防而横行，逆我政者也。诰之而知罪，可使悔过于后矣。诰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义，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聪略能行之，严明者也。忠仁为上，勤以守之，其成虽迟，君子之德也。谲诈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虽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贵也。^[54]

依据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选任不同官吏，作为当政者必须依法行事，施行教化，尤其是要自己端正身行，要“有公心”、“有平心”、“有俭心”，以此“躬行”勤政，严明自律，身先他人，则会上行下效，这便是以君子之德，行君子之教、之法、之政，故能成就功业。这也就是“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乱”的道理。

仲长统的治国“理乱”、“损益”、“法诫”的原则、策略，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东汉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他说: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骚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55]

由于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彼此弄权，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已是习以为常，遂以成俗。继世之主，习其所常，而不觉悟。由此“常然”之俗，而招致“常然之败”则是必然的，代代如此，无世无之。如此行政，困敝百姓，举用失贤，百姓不安，冤狱林立，争讼不息，天灾人祸，妖异并至，令人痛心。凡此种种罪孽，都是汉朝当政者失德、失政所造成的。

由此可见，仲长统之论政、言政的见解是深刻的，议论是大胆的，分析是中肯的，真是挖到了东汉政权积弊的老根，读之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