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白虎通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东汉初期，统治者需要把儒学神学化，靠谶纬神秘化，将帝王神圣化，以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而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进步的思想家、求真的科学家，则从不同角度、领域、层面，阐发了唯物主义无神论、形神观来反对神学迷信、思想禁锢。面对这种形势，东汉统治者当然要采取对策，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为此，章帝建初四年，杨终以经学家多分歧，向章帝建议应效法宣帝召开的石渠阁会议，而召开一次会议“讲论《五经》同异”，以利于加强思想统治。杨终说:

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于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1]

章帝看到杨终的奏折后，采纳了杨终的建议，并于建初四年十一月，下诏曰: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师承，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光武帝)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明帝)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侯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2]

章帝采纳杨终的建议，并下此诏书，“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异同焉”。^[3]“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4]参加会议的有班固、杨终、赵博、李育、丁鸿、贾逵、刘羡、楼望、魏应、淳于恭等。主要发言者是魏应、淳于恭，担任会议记录整理工作的是班固、杨终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白虎观会议是汉宣帝石渠阁经学讨论会以后的另一次重要的讨论会。会议的宗旨是解决“《五经》章句烦多”，防止“章句之徒，破坏大体”，从而“使诸儒共正经义”，所以要以“讲议《五经》同异”为题统一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

我们知道，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开始抬头，自此古文经学家便在文字、师说、思想、有神论与无神论、学术与政治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和今文经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参加白虎观会议讨论的学者，包括古文经学家和今文经学家，他们的争论，表面上十分激烈，究其实质则是为汉代统治者寻找合适的统治思想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他们都崇奉谶纬神学。如班固、贾逵虽为古经经学者，但为当政最高统治者立论，则是不遗余力。如贾逵就极力宣扬图谶神学。据《后汉书·贾逵传》载:贾逵的父亲贾徽曾从刘歆学《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从涂恽学《古文尚书》，从谢曼卿学《毛诗》，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性恺悌，多智思，俶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密馆”。当时“有神爵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贾逵的回答是:

昔武王终父之业，在歧，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遝。

如此鼓吹图谶，歌颂帝王，当然受到皇帝褒奖，“赐布五百匹，衣一袭”，并令其自选高生才者20人，从其学习《左氏》。贾逵论著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5]《后汉书·贾逵传》论曰:“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贾逵作为古文经学者、白虎观会议的参加者，都如此宣扬图谶迷信，是以证明白虎观讨论会的神学目的了。

白虎观会议另一位参加者丁鸿，也利用日食发生大谈天人感应，为皇权政治立论。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丁鸿为司徒。是时窦太后临政，其兄弟窦宪等各擅权威，和帝拟收窦宪大将印绶。丁鸿因日食而上书曰: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亏，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览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今大将军……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戎，以告人群。^[6]

丁鸿以日食发生，说明是窦宪兄弟专权所致，由于上威损，下权盛，而使阴阳失调，上天垂象，告示人君，除掉窦氏，自可免祸。丁鸿书奏十余日，和帝命丁鸿行太尉兼卫尉，屯兵南、北宫。于是收窦宪大将军印绶，窦宪及诸弟皆自杀。据此，《后汉书·丁鸿传》曰:“丁鸿翼翼，让而不饰。高论白虎，深言日食。”这名为称赞，实为讽刺，一语中的。

白虎观会议另一位参加者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深为同郡班固所重”。李育在白虎观会议上，与贾逵展开辩论，而“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然而，却“多引图谶，不据理体”。^[7]就此而论，则与贾逵无异。

白虎观会议记录整理者班固，虽“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8]，但却以谶纬神学为主导，整理会议资料，他又依据图谶“作《典引篇》，述叙汉德”。^[9]自以为得《尚书·尧典》之旨，而用宗教神学为汉朝政权歌功颂德，从开天辟地讲到白虎观会议，借以证明汉朝是继尧统的天命神授。其辞曰: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煴煴，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沉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味，玄混之中。……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

夫图书(《河图》、《洛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包举艺文，屡访群儒，谕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谠辞，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将耕万嗣，炀洪晖，奋景炎，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10]

班固把经学与神学融为一体，用以歌颂汉朝政权是神授的，吹捧汉章帝下诏举行白虎观会议的功绩是何等伟大，其功德可比尧帝也。正因为此，班固才讥讽司马迁的“是非颇谬于圣人”。所以《后汉书》论曰:班固“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就此而论，班固是被神学浸透而无是非骨节之人了，《后汉书》曰:“固迷世纷。”^[11]真是中肯之论也。

白虎观会议之后，会议记录由班固编辑整理而成《白虎通义》，又名为《白虎通》、《白虎通德论》。我们说，汉代将儒学神学化的过程中，西汉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东汉有《白虎通义》。《白虎通义》则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的神学目的论，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观，从而将封建宗法思想永恒化、神圣化，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制造了强有力的思想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