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阴阳五行的灾变论

刘向针对外戚秉政专权、宦官弄权误国的现实，与这两大集团势力展开了斗争，并期望以陈灾异之咎，告诫皇帝，不要依靠这两股恶势力，使大权旁落，危害国家。

刘向依伏生《尚书大传》来推演灾异，他把先秦至西汉当时的一切灾异，都与人君的言行联系起来，以“著天人之应”。

汉元帝时，刘向在与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的斗争中，便上封事谏，他以天人感应说明人君的言行与灾异的关系。《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武。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西郊，杂逮众贤，罔不肃和。……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于外。……诸侯和于下，天应扱于上。……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不以其时。……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退飞，多麋，有蜮、蜚、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沐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峰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也。……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愬，转相是非。……所以营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之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力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今二府奏侫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侫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侫邪之党，坏散险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

刘向以《春秋》灾异之说，证明汉元帝即位六年以来，各种灾异愈来愈多，愈发愈大。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阴阳失调，万物不和，祥瑞不至，灾异不断。就朝廷而论，则是“谗邪并进”，“小人成群”，“分曹为党”，“往往群朋”，“以陷正臣”，结果使正臣不得进，邪臣乘机作乱，致使怨气冲天，日月无光。而皇帝又不能广开正路，大胆决断，去掉犹豫，处置邪党，所以“阴阳不调”，“灾异重至”。如果皇帝能深思天地之心，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侫邪之党，塞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毫不犹豫，排除奸邪，便会百异皆消，众祥并至，天下太平，万世亨利。

刘向以此上封事谏，矛头是指向外戚许氏、史氏和宦官弘恭、石显的。他以“阴阳不调”、“灾异重至”，作为反对外戚、宦官的政治斗争工具，虽然表现为天人感应的神学观点，但在当时外戚、宦官“专权日甚”、“弄权放纵”的形势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

刘向上疏后，“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随着石显等“专权日甚”，周堪、张猛、刘向都受到打击，刘向“遂废十余年”。直到成帝即位，石显等人受到惩处，刘向“乃复进用”。然而，王凤秉政，“倚太后，专国权”。皇室大兴土木，营造宫殿、陵寝，“制度泰奢”。有见于此，刘向上疏谏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圣贤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刘向以历代帝王、圣贤的薄葬为事实依据，反对修昌陵、复还归延陵，以劳民伤财的奢侈之风，告诫成帝应以“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1]。刘向的上疏、议论，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