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崇本”与“重末”之争

“本”与“末”问题，是盐铁会议中双方围绕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而展开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会议召开的诱因，也是会议的主题。争论的双方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了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本”通常是指农业，“末”通常是指工商业。盐铁会议上争论双方所说的“末”，主要是指盐铁、酒榷、均输等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文学、贤良主张“进本退末”，意在罢、退官府控制的经济，而不“与民争利”;大夫主张“本末并利”，意在要官府继续控制经济命脉，要做到“上下俱足”。这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并由此而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争论。

会议一开始，文学、贤良对盐铁官营政策，进行了否定、责难，要求罢除、撤销这一政策。这就是: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5]

盐铁、酒榷、均输，是指汉武帝所推行的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和官营贸易等经济政策。文学认为，由于政府推行了这些经济政策，不仅“与民争利”，造成了人民的痛苦，而且还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使人们追求奢华，而丧失了敦厚朴素的风尚，所以应当罢除、废掉，奖励农业生产，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大力推广农业，才是适宜的政策。

文学、贤良认为，政府实行的这些“与民争利”的政策，虽然“万物并收”，但是却没有为国家增加财富，倒是便利了富商，造就了贪官，并使之相互勾结。所以说:

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官，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者也。

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6]

这是说，“平准均输”并没有通有无、便流通，相反却使人们背义趋利，商人囤积货物，垄断市场，从中取利;官吏与商人勾结，狼狈为奸，乘机牟利。这种使官贾结合的政策，“非治国之本务也”，实“为民罪者也”，“故以罢之为便也”。^[7]否则，便是继续为害人民。

文学、贤良指出，盐铁官营既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弊端，又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他们说:

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邑或以户，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8]

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信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印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9]

这两则引文，前者为文学所言，后者为贤良所论，说的是用铁铸造的农业生产工具对农夫的重要性，使用各种不同规格、样式的农具，便利适用，则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用力少，收获大，是高兴的乐事。由于官府实行统一规格，“笼而一之”，“多为大器”，不合民用，农夫用力多，劳动繁重，收获很少，所以非常痛苦，“百姓病苦之”，“百姓苦之矣”，这就是“一官之伤千里”的恶果。

对此，贤良进一步指出:“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10]官府所造铁器，既昂贵，又难买，更不合用，所以给百姓带来种种不便，造成了痛苦。

对统一铸币，文学也指出其弊:

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真，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政。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11]

在文学看来，由于货币官铸，币制数改，人民不习惯，而产生疑惑，且真假难辨，善恶难分，政府虽颁布了法令，但是却和过去没有分别，商贾无善钱不卖货，买货的人有钱却买不到东西，结果使人民深受其苦。

不仅仅如此，在文学、贤良看来，平准均输政策不仅没有通有无，使货物流通，相反，恰恰却助长了奢侈腐化的风气，使皇宫贵族追求无穷的享乐，而不珍惜财物，不爱惜民力。文学说:

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鼦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其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12]

最高统治追求奢侈享乐，不计成本享用宝物，不远万里运到国都，耗费人力财力，物价百倍，一勺水而当万钟粟，劳民伤财，太不合算了。治国理民，在于节用重农，发展生产。

文学指出，追求各种宝物享乐，长途运输，耗费人力，不仅不是“均有无，通万物”，反倒是腐蚀了生产力，败坏了社会风俗。所以说:

今世俗坏而竟于淫靡，女极仟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废功，无益于用。是以揭夫匹妇劳罢力屈，而衣食不足也。

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斫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则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罽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13]

社会风气糜烂，追求奢华享受，疲罢劳动者之力。大兴土木，耗费资源;求珍寻宝，眩惑耳目;奇技淫巧，荒废本业。搞这些无用之事，结果是“材木不足用也”，“谷不足食也”，“丝布不足衣也”，“鱼肉不足食也”，一句话则是“衣食不足也”。

贤良对汉武帝以来汉朝中央集权政府苛政于民、聚敛财富，而造成贫富不均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物质、思想意识的种种问题、弊端，以八条纲领，三十二项事实，作了古今对比，证明“今不如昔”。大夫听后，只能默然不应。

所谓“八条纲领”，则是“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14]贤良针对大夫“诸生无易由言，不顾其患，患至而后默，晚矣”^[15]的挑衅、威胁，在提出这8条纲领后，列举了32项事实，以古今对比，以古喻今，揭露了汉武帝所推行的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奢侈之风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诸如: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修，垩忧壁饰;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无用之器;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今富者缛绣罗纨;今富者白银黄金，结绥韬杠;今富者鼦，狐臼凫煮;今富者耳银镊，黄金琅勒，罽绣弇汗，垂珥胡鲜;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折醒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今闾巷县佰，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唱儛像;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饰伪行诈，为民巫视，以求致富;今富者黼绣帷幄，涂屏错跗;今富者绣茵瞿柔，蒲子露林;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今富者棺木绣墙题凑;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今富者嫁娶之服，皮衣朱貉，繁露环佩;今诸侯妻妾百数，卿大夫妻妾十数;今工异变而吏殊心，坏败成功，迎合富人心意，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饰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今猛兽奇虫不可以耕耘，而令当耕耘者养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马衣文绣，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兽食肉;今县官多畜奴卑，坐禀衣食，私作产业，为奸利，百姓或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卑垂拱遨游也。如此等等，追求奢华享受，不务正业，荒芜本业，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祸，这些罪孽是谁造成的呢?当然是汉武帝了。贤良不敢直指武帝之名，只好以指秦始皇之名，举汉武帝之事，以寓武帝之过。所以说:

及秦始皇览怪迂，信祥，使卢生求羡门高、徐等入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资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宫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16]

这里说的是秦始皇，实指汉武帝，始皇与武帝，何其相似乃尔:好大喜功，追求奢华，妄求仙药，企求长生，败坏民生，百姓离心，怨恨十足。

由于以上的种种苛政、靡风、弊端、危害，贤良们从事实中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财用之蠹也。衣服靡丽，布帛之蠹也。狗马食人之食，五谷之蠹也。口服从恣，鱼肉之蠹也。用费不节，府库之蠹也。漏积不禁，田野之蠹也。丧祭无度，伤生之蠹也。堕成变故伤功，工商上通伤农。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17]

追求各种奢侈浮华，把工夫花在无用的事项上，把财物耗费在不急的事业上，造就了各行各业的蛀虫，侵蚀器物，败坏财物，为害国家，伤害农民。

伴随国家财产的浪费和豪族财产的占有，富商与农民日益分化、对立，商贾与官吏勾结、串通，更有甚者则是酷吏借机聚敛财富，鱼肉百姓，从而造成了社会危机，加剧了各种矛盾。文学说:

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无求，百姓不堪抗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18]

文学指出，酷吏获利，掌权枉法，买官卖官，恶毒严酷，残害人民，而使智慧之人、勇武之士隐居不仕，这些贪官酷吏更加为所欲为，横行不法。如东郭咸阳、孔仅、杜周、咸宣、王温舒之流，或以盐铁暴富为官害人，或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或施行严刑峻法荼毒百姓。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已指出:东郭咸阳、孔仅，靠盐铁发财致富，当了大官，管理经济，享有特权，掠夺财富。《史记·酷吏列传》所列举的十个酷吏中，就有杜周、咸(减)宣、王温舒，并指出:“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如此贪官酷吏治理国家，管理经济，司法行法，百姓还能生活?社会还不陷入危机吗?

据此，文学指出，有权势地位的高官，凭借势位枉法聚财暴富，百姓游手好闲而弄虚作假，结果无人从事农业生产，更加剧了社会矛盾。所以说:

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移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19]

权势之家，超越本分，利用盐铁、酒榷、均输三业，牟取暴利，掌握权柄，掠夺财富，奢侈无度，上行下效，奢侈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连老百姓也滋伪弄假，很少务农了。

贤良认为，这种由富而贵，由贵而富，富贵相连，权钱勾结，以钱买官，以官弄钱，为所欲为，恶性发展，以权枉法，以钱赎罪，败坏国法，扰乱纲纪，是造成社会大乱的原因。这就是:

今吏道壅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垂青绳，银色，擅杀生之柄，专万民之命。弱者，犹使羊将狼也，其乱必矣;强者，则是予狂夫利剑也，必妄杀生也。是以往者郡国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锯颈杀不辜而不能正。执纲纪非其道，盖博乱愈甚。^[20]

吏道腐败，贤者不得进用，不肖者不能罢免。尤其是以钱买官者，买了官之后，以官弄钱，滥用职权，妄杀无辜。这种恶官，不仅得不到惩治，反而累功积日，官至卿相。如此扰乱国家的政纲法纪，最终必然使国家大乱。

文学、贤良针对汉武帝以来推行的盐铁、酒榷、均输三项政策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带来的各种危害，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揭露、批判。他们的主旨是罢盐铁、酒榷、均输，以求“进本退末，广利农业”。

针对文学、贤良的揭露、批判这“三业”之弊，大夫桑弘羊及其助手御史、丞相史，进行了反驳，认为应当继续推行盐铁、酒榷、均输政策，以求“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故“罢之，不便也”。

桑弘羊们认为，自古以来，“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21]所以应当多途发展经济，不能单靠发展农业，也要发挥商贾的作用。大夫说:

圣贤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

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万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22]

桑弘羊指出，商业是财富的来源，治国、治家都不能只靠一途、一道，仅靠农业不能发财致富，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只有商业才可以致富，宛、周、齐、鲁四大都会的商人，可以积累万金，令人羡慕，所以富国不必以农业为本。

大夫认为，商业不仅可以积累财富，而且可以使货物流通，做到均有无，通万物，调多寡，补不足。所以说:“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23]加强货物流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有利于经济发展。

大夫认为，实行盐铁、酒榷、均输政策，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保证军费开支，为抗击匈奴提供巨额的军费。因此，不能罢掉这些政策。大夫说:

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24]

不仅如此，大夫还认为，这三项事业，还关系到国计民生，对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假如废除了，既使军费匮乏，又会使财政匮乏，国家没有财政积蓄、物资积累，则会造成救灾、备荒的困难，以至于危害农业的发展，所以对国家、人民都没有好处。大夫说:

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25]

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26]

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27]

在大夫看来，实行盐铁、酒榷、均输政策，既可以“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饥寒之累”，^[28]又可以备水旱之灾，是有利无害之举，所以不能“罢之”。

大夫认为，实行盐铁、酒榷、均输政策，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巩固国家政权，削弱郡国割据势力，抑制豪强势力。桑弘羊说:

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早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29]

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浮食豪民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金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30]

在大夫看来，如果不将盐铁等官营权收归中央，而由地方郡国的豪强势力经营，他们不仅以此聚敛财富，而且会结党营私，聚众闹事，成奸冒伪，为害国家。尤其是地方官吏贪污腐败，侵害百姓利益。由于“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渔百姓。长吏厉诸小吏，小吏厉诸百姓。故不患择之不熟，而患求之与得异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贪而无厌也”。^[31]贤良认为:“贪鄙在率(按指上级领导)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32]大夫认为，“贪而无厌”是下级官吏的事，只要把盐铁等经营权收归中央，就可以巩固国家统一，抑制豪强兼势力发展，杜绝下级官吏贪腐。因此，盐铁官营，不可罢也。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桑弘羊及其助手御史、丞相史与文学、贤良关于盐铁、酒榷、均输政策“罢之，不便也”与“罢之，为便也”的争论，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治国方略。桑弘羊所代表的中央政权势力对于来自郡国、民间的代表文学、贤良所揭露的种种弊端，虽然作了种种回答、辩护，但是却显得空洞无力，没有以具体事实反驳、回击，因为文学、贤良确实看到汉武帝以来中央政权的政治弊端、经济失策、官商勾结、酷吏枉法、民风奢华、道德滑坡等事实，所以论得有理有据，故使桑弘羊这些大官们不好反驳，只能抽象、原则应对，自我标榜、被动应对。我们从《盐铁论》中没有看到桑弘羊“舌战群儒，力排众议”的“反潮流精神”。正因为如此，盐铁会议之后，则“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从《盐铁论》中桑弘羊114次的发言中，他自始至终坚持官营政策的正确性，拒绝批评、建议，强调“三项事业”都不能罢掉、废除。他“以为此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33]既认为“不可废”，又与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说明桑弘羊也许开始认识官营政策之非，而采取部分罢之，部分行之，这是形势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