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名达天意”的认识论

董仲舒的全部理论都是以“天”、“天意”为中心、为主宰而展开的，其认识论亦同样如此。

董仲舒认为，人的认识、求知，主旨不是认识、求知自然事物，而是体察、表达天的意志、意图、道德观念，所以说认识自然事物“非圣人所欲说”，为“君子之所甚恶”。董仲舒说:

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圣人思虑不厌，昼日继之以夜，然后万物察者，仁义矣。由此言之，尚自为得之哉?故曰:於乎，为人师者，无可慎耶!^[47]

由此说来，认识鸟兽等自然万物，成了迷惑后学的无益之学，所以“为人师者”，教育“后进者”，必须慎重，不能以此为教，而要教授、传播“圣人之所赏”、“天地之所为”的“仁义”之学，这才是认识的正确途径。

董仲舒认为，人是由天所生，王是由天所命者，因此人必须“尊天之道”，“知天之意”，圣王必须“奉天而法古”，“法天而立道”。据此，他主张“王者不可以不知天”，“察物之异，以求天意”。董仲舒的认识论就是围绕这个主旨而建立、展开的。他说: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义。^[48]

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49]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异。圣人见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应万，类之治也。动其本者不知静其末，受其治者不能辞其终。^[50]

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远，踔而致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圣人视天而行。^[51]

这些论述，思想清楚，主旨明确。就是说，王者、圣人、君子的“知”、“辨”、“察”、“见”，都是为了“观天道”、“知天志”、“求天意”、“知天本”。如此，便可以体天道，立人道，“视天而行”，不违逆天道、天志、天道。这才是见端而知本，得一而应万的圣王智者。

董仲舒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提出并论证了名号、正名的名实论，以及由此而表达天意、符合天意的理论。

“名”指名称、名辞、概念，“实”指事实、实在、实物。“名”与“实”的关系，即名称与事物的关系。

我们知道，春秋到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变动转化时期，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上许多名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旧的“名”与新的“实”不相符合，亦不适用。从而出现了《管子·宙合》篇称为“名实相怨”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各个思想家都极为关心“名”与“实”的问题，都要求解决“名”与“实”的矛盾，使二者相符，以此求得社会稳定、安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便形成了“名”与“实”的论争。所以“名”与“实”之争的名辩思潮，成为当时的主要思潮。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先秦时期的认识论，主要是围绕“名”与“实”之辩而展开的。“名”与“实”之辩，从认识论、求知论上讲，就是名称、名辞、概念能否反映、表达客观事实、实在、实物?以及如何才能正确、科学地反映、表达?也就是主体能否反映、认识客体?如何正确地反映、认识客体?所谓正确地反映、认识，就是“名”与“实”相符合。

为了论证董仲舒的“名实”论，我们对他之前各家的“名实”论作简单的概述，以便更好地理解董仲舒的“名实”论，揭示他的“名实”论的本质，从而可以窥见他之所以重视“名实”问题的思想意图。

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完善、最合理的政治伦理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2]孔子一生以继承、维护“周礼”为己任，“如有用我者，吾其与东周乎!”^[53]他把维护、拥护“周礼”的思想主张集中概括为“正名”。他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决心要“正名”，做到“名”与“实”相符。他认为:“名失则愆”^[54]，社会的混乱，乱臣贼子的“犯上作乱”，是由“名”与“实”相失造成的。所以孔子希望恢复周礼，使“名”与“实”相符，以求达到社会稳定。孔子讲“正名”是有缘由的。《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与子路有这样一段问对: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所讲的“正名”是有一定道理的，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来的。在孔子看来，当时是“天下无道”的时代，君臣、父子都不守其道。由于“天下无道”，所以“犯上作乱”之事经常发生，发展下去，天下就会大乱，当然也就无法维护周礼的政治伦理秩序了。因此，孔子要以他思想中的“名”，来端正当时他认为“礼崩乐坏”的“实”。孔子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名”与“实”关系的，而且是一种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用名称、概念去规定、纠正客观事实、实在，显然是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真正关系。

庄子认为，“名”是从属于“实”的，名为实的派生物，不能完全合乎实、表达实。他说:“子治天下，天下既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于此说来，不需要立什么“名”，因为“圣人无名”^[55]，而“名”又不能表达实物，所以不需要“名”。

墨子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论述了“名”与“实”的关系。他针对孔子对“名”与“实”关系的颠倒，明确地提出了“取实予名”的原则。所谓“取实予名”，就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实在情况，给予相称的名称。《墨子·贵义》篇有这样的论述:“今瞽曰: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黑白，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这是说，瞎子会说出什么是白、什么是黑，可是当你把白黑两种东西混在一起，要瞎子择取，他就不能区别哪是白的、哪是黑的了。所以我说瞎子不知黑白，“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同样的道理:“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当今的统治者，口头上会讲仁与不仁，但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区别实际事物的仁与不仁，“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认为，“名”与“实”既有区别，又相统一。作为认识、反映客观实在物的“名”，要根据实在物(实)来取舍。正确地认识事物，不在于知道“名”，而在于“名”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做到“名”与“实”相符合。所以要“取实予名”。

《管子》对“名实”问题，作了有益的论述。《管子·心术上》篇说:“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殊形异势，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诂)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不言之言，应也。……执其名，务其应，所以成之，应之道也。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犹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这是说，有物则有形，有形则有名，名不得过实，物、形、实是名的来源的客观基础，作为事物的名称，必须如实、真实地表达物、形、实。物即事物，形即形貌，实即本质，名不得离开这三者而随意称谓。“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所以必须名实统一、一致，名符其实，才能正确地表达万物。要想抓住“名”，首先要认识产生“名”的条件，“务其所以成”名者。因为“名”是反映“实”的，所以“执名”必须“务实”，“以形务名”，这样才能认定“名”所反映的“实”。这个名实论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管子·九守》篇中提出“名生于实”，“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从“实”中产生，名反映实，按实命名，名与实相符则能认识事物。否则，便不能认识事物。这就比较全面而正确地论证了名实关系。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论争。在争论中，除了各家都阐述了自己的名实观外，还产生了名家一派。他们被称为“辩者”，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到了汉代，便被称为“名家”。

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56]

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惠施，是一个有学问而具辩才的人。据《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盖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惠施辩说的内容已佚失，故不得而知。然而，从他这种不加思索，不辞而应，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遍天地万物，说明他很有知识和辩说能力。

公孙龙著有《名实论》，阐述了他的名实观。他认为，“名”与“实”必须相当。他说:

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

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这是说，天地与其所产生的东西，叫做“物”。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在空间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名”是对实在物的称谓。如果知道这个名称不是指这个事物，这个事物不应当用这个名称，那就不要用这个名称去称谓这个事物，不然就会发生“不当而当”的混乱。据此，公孙龙强调“名”与“实”不得相矛盾，而要相当、相符。

荀子的时代，正是名辩思潮兴盛的时代。他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圣王没，名实慢，奇辞起，名实乱。”针对这种情况，他积极参加“名实之辩”。在荀子看来，由于“名实乱”造成“是非之形不明”，为了辨明是非，所以“君子必辩”。为此，他写了《正名》篇，全面地阐发了自己的名实观。这就是:

荀子认为，“名”是说明、反映“实”的，“实”为客观实在。只有“制名”，使名“定而实辩”，才可以使人们认识统一，思想一致，遵守秩序，服从法令，“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所以要“正名”。“正名”不是“以名证实”，而是“制名以指实”，使名称符合变化的现实。

荀子指出，“制名”是必要的、重要的，故“不可不察”也。究竟为什么要制名呢?荀子说: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一切事物都有形状与实体的区别，人们交流思想、区别事物时，必须借助名辞、概念、称谓作为表达工具。否则，就会造成语言和思想上的混乱，分不清贵贱、同异的差别。因此，就要分别制名以指实，使名符其实，这就是制名、正名的原因。

接着，荀子对制名的依据、制名的原则等，都作了具体而精辟的论述。依此，则可以做到“名”与“实”相符。他极力反对“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荀子的名实论，不仅对先秦名实论作了时代性的总结，而且对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韩非子继承了其老师荀子的名实论，提出了“名实相持而成”^[57]的名实观。就是说，“名”与“实”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他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58]，“循名而责实”。^[59]应当根据官职的“名”的职责，来考察官吏的工作实绩，做到名实相符，赏罚得当。“循名实而定是非”，从认识论上来说，“名”与“实”相统一、相一致，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表达思想。反之，则必定是错误的。

由以上可见，“名”与“实”的论争，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论争，既有政治上的意义，更是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由于儒、墨、名、法等家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名”与“实”的辩论，因而形成了“名辩思潮”。由于名辩思潮的兴起，不仅有了“名实之说”，而且形成了“名家”、“刑(形)名家”，以及论述“名”与“实”关系的专门著作。这不仅推动了认识论的深化，而且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因而在中国认识论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董仲舒吸取和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名实论，为了论证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目的论，从认识论上写了《深察名号》一文，阐发了人的认识目的是为了表达天意、与天意相符，最终完成、达到天意。

董仲舒认为，圣王、天子，是代表天意来管理人间事务，是代天立言的，受天之命而定名立号，所以鸣号、命名都是为效法、表达天意的。他说:

古之圣人，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命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而效也。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60]

名、号的产生，是圣人、王者为了抒发天意、表达天意而制定的。“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而效也。”“名”与“号”，虽然“异声”，但是“同本”，“本”当然是“天”了，所以都是为“达天意”、“发天意”，这是识“名”者必须深观、明察的道理。

董仲舒指出，“名号”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圣王、天子治理天下，管理万民，必须正名分，别上下，明是非，辨曲直，呼善恶。为了做到这些，就要制名称，呼其名，号其称，达天意。为此，董仲舒极为重视“名号”的作用。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开宗明义就说: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

天地为名号之大义，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名”为分明是非，“号”为呼叫天地，“名号”为效天地、叫天地、达天意。“深察名号”为辨别是非、逆顺取舍、通于天地的“大理”、“大义”，所以“不可不深观也”。

在董仲舒看来，“名号”的重要性，不仅在表达天意，而且在天以名号规定、固定了人的“三纲五常”等社会关系、宗法等级秩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天子、诸侯、大夫、士、民等名称、职责，都是由天所命、所定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所命授予的等级名号、名分，也是永远不变的。人们只有坚守、固守天所授予的名号，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天下就太平了。董仲舒说: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是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五号自赞，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无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61]

名号来源于天，是天为了表达天意所命、所予，社会等级的各种名分、名称，是天定的秩序，人只要顺天之意，谨守名号，尽其职守，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就不会发生混乱，天的意志就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无有不皆中天意者”，正是此义也。

董仲舒虽然讲天子、诸侯、大夫、士、民，“五号自赞”，究其实，除天子之外，其他四者都不重要，都听命、服务于天子。诸侯是“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大夫是以忠信、礼义对待天子的，士是事奉天子的，至于民，则是“瞑瞑无知”者，只能愚忠天子了。

在这种名号称为分工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深察王号”、“深察君号”“之大意”，而对“王号”、“君号”作了独特的阐发，申明了他的“王权”、“皇权”、“君权”的集权思想。他说:

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种: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天意不曾大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故曰: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

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于元，则动而失本。动而失本，则所为不立。所为不立，则不效于原。不效于原，则自委舍。自委舍，则化不行。用权于变，则失中适之宜。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62]

董仲舒的这两段话的宗旨、目的，十分清楚、明白。他利用语源学、语音学的把戏，通过“深察王号之大意”、“深察君号之大意”，而为“王者”、“君者”的统治权术寻找理论根据，开列统治方法，以此体现、表达天意，这是他“深察名号”的思想本意。

据此，董仲舒认为，“名”与“实”的关系，不是事实决定名称，据实以定名，而是名称决定事实，“实”顺于“名”，“名”顺于“天”。只有如此，“名”才能体现“天人合一”之旨，表达“天”的意志。他说:

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诗》曰:“维号斯言，有伦有迹。”此之谓也。^[63]

天人一体，合而为一，人是天之所生，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圣人依据天意给事物命名，人的认识、命名决定事物名称、表达天意。这显然是一种“名”决定“实”，颠倒、歪曲了的名实观、认识论。

董仲舒所讲的“名者，所以别物也”，这个“物”，不是自然之物，而是顺从天道，察天人之分的伦理秩序。董仲舒接着说道:“亲者重，疏者轻，尊者交，卑者质，近者详，远者略，文辞不隐情，明情不遗文，人心从之而不逆，古经通贯而不乱，名之义也。男女犹道也。人生别言礼义，名号之由人事起也。不顺天道，谓之不义，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可以知礼之说矣。……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万物载名而生，圣人因其象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义从也，故正名以明义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64]显然董仲舒所讲的“物”，不是指自然之物，或者说主要不是指自然之物，而是天道、礼义等物。名号是圣人“别言礼义”而“顺天道”，“察天人之分”，所命之者，所以说“名号之由人事起也”。如此说来，名号不由万物起也。

名号是由圣人所命之名、所呼之号，所以名之正不正、号之叫不叫，不在于是否反映客观事物，而在于圣人所命之名。所谓“正名”，就在于看圣人所命之名。所以董仲舒说:“正朝夕者视此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之所名，天下以为正。”^[65]因为“圣人”是“见天意之厚于人也”^[66]，故能体察天意以命名，所以要以圣人所命之名以正天下，而天下也以此为正。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中，还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来阐述自己的名实观。这就是: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也。

所谓“名生于真”，并不是说“名”来源于真实的客观事物，而是“圣人”对名物的规定，即“圣人”根据“天意”而“真物”。“名”的真假要以是否表达圣人的意志为标准，而圣人命名、名言和天意(真意)是一致的，所以“圣人真物”是表达天意的。由此说来，“名”不是来源于真实事物的，而是决定事物及是非、曲直的标准。“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犹绳之审于曲直也”就是这个意思。

董仲舒的名实论，是一种“名”与“实”颠倒了的、为天神的目的论作说明的观点。

当然，董仲舒也讲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名，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67]这虽然是讲“名”对认识事物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前提是圣人为表达天意而命名，所以才“谨于正名”。

我们已经说过，在董仲舒看来，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不在于它的客观的现实的存在，而在于是否符合圣人给它命的名称、概念。名称、概念是实在、实际事物的实质、本质。所以说:“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68]其意义十分明确，还是名决定实，圣人命名，“天下以为正”。其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圣人体天意，命名达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