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人感应”的目的论

董仲舒从“天元”本体论出发而论述了阴阳五行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论的目的论。既然天有阴阳五行、天为人的祖宗、天为神灵主宰的人格神，当然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行为都是天之所为了，都是天有目的所为了，都是由天来主宰了，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了。

关于“阴阳五行”论。汉代学者已将阴阳五行思想引申、扩展到各个思想领域，诸如哲学、医学、天文学、兵学等，都深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他们将五味、五音、五色、五方、五气、五脏、五虫、五兵等，都与五行相配，从而构建一个宇宙形成系统，用以解释、附会宇宙万物。董仲舒在“五行”之上加入“阴阳”，建立了自己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以“五行”的相生相胜论来阐发他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对“阴阳”问题极为重视，《春秋繁露》专论阴阳的就有《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上下》、《天地阴阳》等篇，其他论阴阳的篇章，也十分常见。

《汉书·五行志》第七上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是为确论。

董仲舒所讲的阴阳之气、天地之气，虽然被神秘化、伦理化，但其基本属性则是化生人和万物的物质实体。他说:

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其澹澹也。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于水。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20]

阴阳之气，如泥水等物质一样，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阴阳与泥水之异是不可见者，虽不可见，但却是“常渐人者”，与人不可分，如同“水常渐鱼也”，鱼与水不可分。阴阳之气，“若虚而实”，充满宇宙，不是虚空，而是实物。因此，是产生万物的实体。董仲舒说:“阳，天气也;阴，地气也。”^[21]由阴阳之气而产生了人和万物。

阴阳之气如何产生人和万物呢?董仲舒认为，由于阴与阳是相反之物，这种相反之物在统一体中的矛盾斗争，而使“一气”“分为阴阳”则化生人和万物。他说:

天道大数，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阴阳是也。春出阳而入阴，秋出阴而入阳，夏右阳而左阴，冬右阴而左阳。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阴右则阳左，阴左则阳右。^[22]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23]

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24]

阴与阳作为相反之物，它们的矛盾对立而产生出入、左右、休伏等不同变化、运动，从而生成万物，这是“天之常道”。

由于这种终而复始的运动，形成了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从而造化了万物，成就了天地之功。所以董仲舒说:

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25]

仲春之月，阳在正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大寒而物毕藏，天地之功终矣。^[26]

由于阴阳的运动变化而形成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这种终而复始，一而不二的永恒变化，使万物产生、形成，到大寒之节，万物毕藏，天地之功终成。

与“阴阳”密切相联的则是“五行”问题。董仲舒对“五行”学说，极为重视，多有论证。

董仲舒以五行相生相胜，而与四时相配搭。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27]可见，“五行”与“阴阳”、“四时”的紧密关系。

关于“五行之义”及其相互关系。董仲舒说: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28]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故五行者，五行也。^[29]

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30]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五行”而论，则有《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逆顺》、《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五行对》等篇。足见他对“五行”是何等重视，其内容是多么广泛。综合观之，董仲舒的“五行”论，有以下主要内容:

“五行”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五行”为“天之所列”、“天之五行”、“天有五行”，即为天之所生、所有、所列，其次序不可颠倒、改变;“五行”为运行、变动之义，“五行者，五行也”，“行者，行也”;“五行”为阴阳运行的五种官能，而与“四时”相配搭，“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五行”各有职能，木为春而主生，火为夏而主长，土为季夏而主养，金为秋而主收，水为冬而主藏;“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按照董仲舒所说的木、火、土、金、水这种“天次之序”，相邻的两者，前者生后者，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父子”关系，叫做“比相生也”，依据这种五行不可改变、颠倒的次序，中间隔一个，前者胜后者，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由于“五行”的“相生”、“相胜”的循环往复而与阴阳四时配搭，构建了宇宙的演化系统和政治“五官”之职。木为司农，金为司徒，司农犯法，司徒诛之，为金胜木。火为司马，水为执法者，司马犯法，执法者诛之，为水胜火。土为君之官，木为农，“农者，民也”，君穷奢极欲，过度失礼，民叛而君穷，为木胜土。金为司徒，司徒软弱，不能使民，司马诛之，为火胜金。水为司寇，司寇为乱，巧言令色，贪污受贿，阿党不公，司营诛之，为土胜水。董仲舒用五行相生相胜比附各种官职，使五官各尽其职，从而把五行与政治联系起来。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天”为本根、主宰。因为“五行”为“天之五行”、“天之所有”，“人”为“天之所生”、“天之子孙”，所以一切都是由“天”来主宰，并体现天的意志。

董仲舒由天的本原论、本体论，即人为天所生的天人论，而论证“天人合一”论。

董仲舒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本于天，是天以自己的模样、天数、类型、意志、感情创造了人，所以人是天的副本，“人副天数”。他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比附。他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31]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是故人之身，首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奄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32]

人受命于天，由天地之精气所生，故为天地所生之物中最高贵者，所以只有“人独能为仁义”，“独能偶天地”，而能高于物与天地参。人不论从形体度数、思想情感、道德意识等，都与天相副。因为人受命于天，由天所生，所以人与天可数者，副数，小节、大节、五脏、四肢等副数;不可数者，副类，视、瞑、刚、柔、喜、怒、哀、乐、计、虑等副类。总之，“皆当同而副天，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同类、天人相副、天人合一、天人相配。天按照自己的模样、意志，创造了人，体现自己的意志。

由于天人同类、相副、合一、相配，所以“同类相动”、“同类相感”、“同类相应”。据此，董仲舒阐发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并为汉代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受到统治者的赏识、采纳。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已有其些神学、神秘性质，他的“天人感应”论，其神学、神秘性质，就更为明显、突出了。

董仲舒认为，由于天人同类，所以天与人彼此相感、相应，同类相动，有感必有应。所以说: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33]

同类事物相感相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猛虎啸，谷风起等，“类之相应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素也。”^[34]这一切都说明同类相动，类之相应，以类相召，人认识了这个道理，以类进退就可招福避祸，取得成功。

董仲舒认为，由于天与人同类相感、相应、相动，所以“天”通过降祥瑞或灾异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告诫帝王不可为恶害民，而要调和阴阳，积德行仁，使上下和而不招灾。据《汉书·董仲舒传》载:当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董仲舒的回答是: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土壤，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天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天授命君王，是让君王按天的意志行事，以仁爱道德之心，施行仁民爱民之政，使天下万民和睦相处，做到了这些，便是体现了天的意志、意图，天就会降祥瑞以鼓励之。相反，君王不行仁政爱民，不积善累德，却废德而任刑罚，贼害良民，杀戮百姓，天就会降灾害以谴告之，君王对此，还不知自省、自警，天就会降怪异以警惧之，君王还不改恶从善，天就会降妖孽以伤害之，乃至使其伤亡。所以董仲舒说:“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木有变，则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这是因为徭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离而去，道多饥民。变救的措施是“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火有变，则冬温夏寒。这是因为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罚，贤者隐匿，不肖在位，寒暑失序，民得疾疫。变救的措施是“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土有变，则大风至，五谷伤。这是因为不信仁贤，不敬父兄，淫逸无度，大造宫室。变救的措施是“省宫室，去雕文，举孝弟，恤黎元”。金有变，则七星变异，三覆有武，多战争，多盗寇。这是因为弃义贪财，轻视民命，重视货赂，百姓趋利，奸宄多发。变救的措施是“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水有变，则冬温多雾，春夏雨雹。这是因为法令迟缓，刑罚不行，变救的措施是“忧囹圄，案奸宄，诛有罪，蓃五日”。^[35]所谓“五行变救”，既表现天的意志性，又体现天的善意性，告诫君王要积善累德，仁民爱物，不可穷奢极欲，荒淫无度，获罪上天，违逆五行。否则，“不出三年，天当雨石”，更大的祸殃就会降临，以惩罚无道无德的君王。

董仲舒进一步指出，“天”对人君以灾异警告、谴告，不是天神对人君要施恶意惩罚，而是对人君的仁爱关心，意在告诫人君不要害民。所以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

谨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扱我也。《春秋》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者，谓辜国。^[36]

人君有过、国家有失，其小者，天降灾以谴告之，令其自省、改过;如果不自省、不改过，还继续为恶，天降怪异现象以威慑、惊骇之;怪异出现，还不知畏恐、改恶，天就要以殃咎而惩罚之。由此可见，天之意不是欲害人，而是为了救人君之失，使其改过从善。天意之欲与不欲降灾异，完全视人君内是否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这就告诫人君要以“仁智”治国，不可愚顽不化，而受天意惩罚。

因为在董仲舒看来，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天有意识、有目的为人创造的，上天派遣、命令天子(人君)治理国家，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目的。如果天子违反了天的意志、目的，天当然要谴告、惩罚了。所以说:

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奉四时所受于天者而上之，为上祭，贵天赐，且尊宗庙也。^[37]

天生五谷以养人。……天之常意，在于利人。……无使阴灭阳。阴灭阳，不顺于天。天意常在于利民。^[38]

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然则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39]

“天”的本质属性、道德意识是“仁”、“仁民”、“爱民”、“利民”，“天，仁也”，“仁之美在于天”，天生养五谷是为了养人，“覆育万物”是为了利人，“天之常意，在于利人”。天授命于人君是为了行仁、施爱于民，所以天地与人主是合一、一体的，“天地人主一也”。人主顺天意、从天命，与天共同主持天地变化，阴阳调和，寒暑当时，喜怒适当，五谷丰收，则为岁美、治世。否则，逆天而行，则为岁恶、乱世。顺天者，则得天赏而降祥瑞;逆天者，则得天刑而降灾异。这就告诫人主要以天意仁爱万民，以顺天意，而受天赏。这是“同类相动”的表现，聪明圣神的天子必须认识这个道理。所以说:

聪明圣神，内视反听，言为明圣，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扱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健之，其使之无形。《尚书大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40]

物之所以“同类相动”，在于同类相感、相应、相求、相索。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这个使物相感而动的“无形”者，显然是“天”、“天神”的主宰而使之动。有人认为是“自然神之天与人感应的结果”。如果将这段引文的全部意义与董仲舒的整个思想综合观察，显然不是自然之天，而是神灵之天的主宰。正因为这个“天神”的主宰、推动，才使天与人、天与物相感而动，这才是“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的真实含义。所以董仲舒引周公“天之见此以劝之也”作为结论。难道这个“天”还不是有神灵、有意志的人格神吗?

正因为此，董仲舒便在《春秋繁露》第一篇《楚庄王》中就提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的思想，并对“君权神授”、“事天应天”大加论证。如云:“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就连王者“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因为人君之位是由天授予的，所以受命之君必须顺天志、承天意、从天命，绝对不可违逆天志、天意、天命。董仲舒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41]

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

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42]

孝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与父，同礼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与他人，人心皆然。则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犹子安敢擅以所重受于天者，予他人也。^[43]

天将天下授予自己的儿子——天子，所以天子必须尊崇、事奉、敬畏、孝顺自己的父亲——天。《春秋》之法，就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大义，就是屈民伸君，屈君伸天。事奉、孝顺天与事奉、孝顺父，要同等规模、规格，“同礼也”。为此，天子要重天、畏天、祭天。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孰贵于天子?天子号天子也。奈何受为天子之号，而无天子之礼?天子不可不祭天也，无异人之不可不食父。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是故天子每至岁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为地，行子礼也。”^[44]“天子”是“天之子”，儿子当然要敬父、重父、畏父了，所以天子要在每年岁首于京郊祭天，“畏敬天而重天郊”，以尽孝子之义。不敬天的天子，就是不孝之子。对这种不孝之子，上天就要降灾异以警告惩罚。“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灾(不下雨)。有此灾，愈恐惧而谨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为天子?立为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间不可以接天何哉?”^[45]天子之所以为天子，你家之所以为天子，是天授予的、主使的。如果天子不祭祀“上帝”、“上天”，失去了与天的接触、联络，天就要改换天子，授予他家为天子。为此，必须尊崇天、敬畏天、祭祀天。难道可以说这是“自然神之夭吗?”显然这种说法无道理，亦不符董仲舒的本意。只能以有意志的人格神之天视之也。

因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所以事奉天、祭祀天，要周详完备，规模宏大，小心翼翼。否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不仅如此，作为天子、王者，为政制官，也要按照天的意志行事，比照天的模样制官。董仲舒说: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与正直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三人为选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时也终始岁也。^[46]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百二十人，列臣全备。为什么这样设官呢?是以天为标准，备天数以参事，取之天端，以立王事，如此得天之美，而合天之意，而成天之大经也。这才是“天人一体”的体现。所以人君必须以“奉天”为本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阴阳五行”论、“神学目的”论，是为汉代统治者的封建中央集权制而制造理论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