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无为而治”的政治论

《淮南鸿烈》的作者，从“道”本论、重民论出发，吸取秦王朝苛政、暴民而短命灭亡的教训，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论。

关于“君”与“民”的关系，《淮南鸿烈》的作者认为，民是国之本，国家的兴衰、治乱、存亡，都决定于民，取决于“君”与“民”的关系是和谐不是对立、对抗。所以说:

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69]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70]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71]

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72]

这几段话的思想旨意十分明确:有民才有国，民为国之根本、基础;有了民众，才有国君;没有民众，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何言君主;衣食是民众生活、生存的根本;没有衣食，也就没有民众的生活、生存，民众也就不存在，国家也就失去存在的根本、基础，国君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国君治国必须以民众的生活、生存为根本要务，即以安民、宁民、足食、足用为治国之本务。为此，就必须因天时，尽地则，用人力，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尤其要做到勿夺农时，适时耕种，繁育六畜，使五谷蕃植，六畜兴旺，同时还要节欲、节用，不奢侈浮华，浪费财物。如此开源节流，则会使国财丰富，民无乏用。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省事”。“省事”就是顺民性，不扰民，不动摇、伤害民性、民生这个根本。这样就可以本末俱静，源流皆清，国治民安了。

要做到“省事”不扰民，要安民，就要遵循“道”的原则，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君主及各级官吏不要干扰民事，无事生非，侵扰民众。所以说: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

政苛则民乱。……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不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交争。……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73]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宽裕者曰勿数挠，为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74]

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无为而治者，载无也，为者，不能有也;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75]

人主实行无为而治，不以多事扰民，而以省事安民，宽政理民，“治大国若烹小鲜”，不以苛政乱民，不以尖酸刻削民，这样虽然看似省事，但是却是顺民性而使民易治，因为“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只有“能无为者”，才“能有为也”，所以“无为而治”者，为“修政之本”也。人主应当以此为本，而为政治民，不要有为多事，折腾万民。只有“无为”，方能“无所不为也”。

《淮南鸿烈》的作者指出，“无为而治”之所以为“修政之本”，治国理民的最好方略，就在于它符合“道”的原理、原则，体现“道”的精神、方法。所以说:

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76]

人有穷，而道无不通，与道争则凶。

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77]

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

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净;究于物者，终于无为。^[78]

“道”的本质特征、根本属性是清净无为、恬愉安静，人主根据“道”的原理、原则来治国理民，顺民性而安民，则会无不通、无不成也。这是万世相传之宝。因为国有亡主，人有困穷，而“道”却永不废，无不通，所以要“以无为为之”。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无为为之而合于道”，“达于道”。“道”为“无敌之道”，故不可与“道”相争，“与道争则凶”。要遵循“道”的原则治国理民，以“无为为之”，而无不通也。

“无为”是国君执一治民之道。“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79]“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80]“君道”就是“无为”。所谓“无为”，就是顺从自然，因物所为，因性而治。只有“无为”者，才能“无不为”也。

“无为而治”是治国的基本原则，为君的主一之道。在这个根本原理、原理的指导下，人主还必须采用一系列的具体的治国方法，治理国家，安宁民众。对此，《淮南鸿烈》的作者，在《主术训》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

第一，积众人之力，用众人之智。

人主治国要“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说“无作为”，更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不要一人专制而独断专行，决策、谋略不由一人随意发出施行，而要在吸取众人之智慧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谋略，这样才可以“虑无失策，谋无过事”，取得成功。因为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治天下”，一个人的勇力“不足以持天下”。以此，则“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所以“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为成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专长、技巧、力量，即使聋子、瞎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如果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做到天下“无弃才”。这样“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这样的人主处事、治国、用人，则会“以立成功也”。

第二，处权势之要，悬法度之平。

人主之治国，既需要有权势，又需要悬法度，无权势则不能驾驭君臣、宁静致远、号令天下，无法度则不能公正无邪、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所以说:“权势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辔衔也。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扱之势也。”君主之所以能居高位、使群臣、用百官、治民众，就在于“权势”，“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掌握权柄，这一切都是权势使然也。君求臣之智力，臣求君之利禄，相互利用，相扱之势，而使天下得治。所以“处人主之势”，要合理利用“权势”，“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而使“天下尽力而不倦”。如此“和辑”天下，则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人主治天下，不仅要用权势，而且要立法度。所以说:“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悬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贵，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己出也。”“法”是度量、判断是非、功罪的准绳、尺度。法之为法，在于公平、公道。立法、悬法，意在处罚不法者，奖赏有功者，罚当罚者，赏当赏者，不论亲疏、贵贱、尊卑，都一断于法，如此则“公道通而私通塞”。即使人君也要守法，民不能放纵妄行，君不能独断专行，则是“道胜”，“道胜而理达”，这便是“无为”之治。

为了使“法”公正、公平、合理，就必须确定立法的原则、规则。所以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自下，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法”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而是从人间制订出来的。制订法的原则是“义”，“义”为众人之“适”，即众人的生活习惯、行为规则、思想观念。这是上下、君民都必须遵循的通行原则。如果国君制法而不行法，或令民行而己不行，则如同无法而会亡国的。所以说:“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订立合理的法令，并认真执行，则令行民从，国可治，民可宁。这便是“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

第三，人主身行正，不令民自行。

人主君高位，有权势，握权柄，立法度，命百官，聚群臣，理万民，治天下。因此，为百官所敬仰，为万民所拥护。要想真正如此，就必须端正身行，节欲爱民，以身作则，做天下人的表率。这样可以敦民化俗，移风易俗，不令则行。这就是:“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楚灵王好细要，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人主的好恶、奢俭、求舍，影响、决定官风、民俗，这是治国的关键。“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以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匮，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绤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度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送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人主为天下人的表率，人主的身行与政风、民俗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主必须效法尧、舜，节俭爱民，为天下谋利。

《淮南鸿烈》的作者认为，人主立法是为天下立规，要使天下守规，自己要先正其身，如此则不令自行，号令万民。所以说:“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如此者，便是“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不谋私利，不为私利而有为。只在己身正，不令而民行，这就是“无为而治”也。

《淮南鸿烈》在《主术训》篇中，以“无为而治”为人主治国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所阐发的以上三条治国之略、之方、之术，都是积极而合理的。人主做到了这三个方面，就可以以无为而治理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