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浦东新区未来创造财富的三条路径

1.在惯性体系中创造财富

我们说创造财富的惯性体系，是指基于招商引资而发展的创造财富的体系。浦东开发开放前21年，构建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招商引资工作体系，这个体系为浦东新区取得的发展成就立下了汗马功劳。招商引资的机制，形成了构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石。因为招商引资的政策、土地开发、基础设施都是由政府或政府体制内的国有公司创建的；招商引资工作的主体，是体制内的人员；招商引资的合同是体制内的机构与投资者签订的。经过21年的积淀，招商引资导向已经成为了浦东新区政府工作的主基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招商引资导向仍然将会成为浦东新区新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浦东新区已经向世人展示出提高招商引资水平的行为取向。美国迪士尼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第一个主题乐园，就落在了浦东新区。这个项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服务业项目，正好契合了浦东新区调整产业结构的计划，因而显得非常重要。这个项目从开始谈判到签署协议，共用了10年时间，其内容之敏感、决策层次之高、涉及范围之广，是史无前例的。这个项目能够谈成，首先要归功于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当然，浦东新区的招商引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最近，上海市和浦东新区都在研究面向跨国公司总部的招商引资，也体现了浦东新区在提升招商引资层次上的努力。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有可能把中国市场的研发、采购、结算、调度功能同时整合，如果浦东新区能够集聚足够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那么在增加浦东新区财富创造能力的同时，也能够提高浦东新区对国内经济运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从而强化浦东新区的功能。还有一种趋势是加强对国内企业总部的招商引资。面对央企地区总部的招商引资，天津的滨海新区已经走在了前面，浦东新区借世博园区之利，也有所作为。对民企总部的招商引资，浦东新区的优势更大一些。

浦东新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的地缘优势。截至当前，上海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只角”，在上海拥有一个总部，是许多中国创业者成功以后的一个情结，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二是上海的人才优势。中国的民企在提升发展层次的过程中，既会碰到企业主自身素质的天花板，也会遭遇研发和管理人才的瓶颈。在上海招募人才，和其他地区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正是这两方面的优势，使浦东新区在民企总部的招商引资方面，不断有所斩获。

浦东新区在惯性体系中的最大挑战，是周边和其他地区的竞争。招商引资的手段很容易复制，浦东新区在招商引资上的总体优势，并不能掩盖在局部上的劣势。以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为例，这就是浦东新区在和其他地区竞争时的一个劣势。招商引资的对象中，多数还是对成本非常敏感的，在这类项目的竞争中浦东就会处于下风。还有一个资源聚集的问题，浦东新区要面向许多产业领域开展招商引资，而同浦东新区竞争的地区往往只聚集于一个或少数领域，这样在一个或少数的领域中浦东新区的招商引资资源处于劣势，削弱了浦东新区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政策手段的规范性和灵活性的问题，浦东新区秉承上海的“规范”文化，灵活性的空间不大，而与浦东新区竞争的区域，灵活性的空间要大得多，这也削弱了浦东新区在具体招商引资项目上的竞争力。因此，未来浦东新区在招商引资上的作为，在重大项目、产业层次高的项目上，还会在竞争中保持微弱优势；在一般项目上，显示竞争劣势的可能性更大。

从2005年起，浦东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GDP增速从“八五”、“九五”、“十五”时期的20%上下，降低到近年来的略微超过10%。对此现象，出现了许多解释。“专家”们多数认为，浦东新区的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增速放缓是正常的，是符合地区发展规律的；要调整经济结构，要从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追求GDP的数量，要追求GDP的质量。这样的解释是缺少深度观察的结果。

实际上，就发展程度而言，与国内的中西部比当然是比较发达了，但是从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来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只是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因为浦东新区的经济系统和全国的情况一样，都存在主体偏位的问题，人均的数字可比性不强，我们可以看看地均产出的数字。台湾地区新竹的科学园区，每平方公里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500亿元左右，在大陆还没有任何一个园区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浦东新区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工业企业的集聚程度是最高的，据说在国内也名列前茅，每平方公里的企业营业收入只有200亿元左右，与新竹相比存在很大的距离。笔者担心，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会不会变成新的一轮“摊大饼”的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行业中企业的增加值率水平没有提高，就为了追求总量去搞新的产业。

其实，浦东新区的GDP增速放缓，原因很简单，就是浦东新区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在整体上下降了。由于浦东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招商引资导向的，招商引资竞争力的下降，新进来的投资项目就少了，经济主体的数量增速的下降必然导致增速放缓。浦东新区的招商引资竞争力下降，主要不是招商引资能力的下降造成的，而是其他地区的招商引资能力提升造成的。其实这是浦东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如果浦东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保持为招商引资导向，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将不会被扭转，以为引进几个大项目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想法是幼稚的。

上海在开埠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相当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竞争优势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这种优势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发展方式上的优势。当时上海拥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发展方式，而不是同一种方式中力度大一些和小一些的差别。当前，浦东新区和中国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发展方式创新，既是一个急迫的问题，但还没有被提上正规议程，创新转型的话题被异化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样似是而非的话题，这是需要浦东新区战略思路再上层次的地方。

2.在创新体系中创造财富

浦东新区在创新体系中创造财富的话题，核心就是要鼓励创业，尤其是本地人创业，营造企业快速成长的环境，使大批创新型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快速成长，使它们在全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中占据显著的份额。和惯性体系相比，创业体系中财富创造主体的偏异性要好得多，只要能够解决财富创造的问题，就会更有可能公平合理地解决财富的分配和享受问题，现存的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得到解决。

通过创业来构建财富创造的体系，是本书的主题，这是创新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也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然之路。应该说，以国人为主体的创业战略，大家并不是没有想到，包括浦东新区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之所以没有把这个战略作为地区发展的主导战略，是因为这个战略的实施难度太大，所需周期太长，以至于各地在惯性发展的轨迹中把这个战略当作了一个装饰品。

本书已经给出了一个构建财富创新体系的完整模型。这个模型对优惠政策的要求是不高的，但是对人的素质，包括企业家的素质、政府官员的素质、公众的素质，要求却是很高的。中国有一些典型的地区，在构建公民为主体的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例如，本书多次提到的深圳，其创业企业的成功成长，在深圳的财富创造中占据了显著的份额，国内无出其右，这是移民文化的功劳；温州也是一个出现创业传奇的地方，杭州、江阴的创业都是卓有成效的，当然，这些地区的创业企业的规模发展得还可以，但是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就是增加值率还是不够的。从这些地区的发展历史来看，实施创业战略多半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浦东开发已经有21年了，21年的开发已经形成了相当可观的人才积累、财力积累，招商引资的一条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可以起到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地以创业为抓手来构建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只要能够按照本书的模型，采取得力的措施，可以预期五年有小成，十年见大效。

浦东新区实施主动性的创业战略，重点要抓好三件事。一是创造一个奉行“积极不干预”理念的创业空间环境。邓小平同志曾经夸奖上海人的“素质好”，但是“素质好”的上海人就是搞不好创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的各种检查、考核和管理太多，对创业者是一种干扰。中小企业在发展初期，在用工、税务、房屋搭建方面有一些不规范，是不可避免的，相关部门要对这种现象给予宽容。上海和浦东的开发区的开发机制都是企业化的，对开发投资都安排通过土地房屋的租售收入来回收。由于没有约束好开发企业的逐利行为，地价、房价和租金日益看涨，对创业者也是一个巨大的干扰。建议在临港的地铁站周边划出若干平方公里，建设创业园区，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创业空间。在2009年南汇区整体划入浦东以后，临港的空心化非常明显，需要找到经济支撑点。创业区的建设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撑点。建议浦东新区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把临港创业区作为一个行政管理的“特区”，由入住的创业者自治，维持宽容的创业环境。

二是建立一个支持创业的投融资体系。支持创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浦东新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雏形，有一定的能力。浦东新区政府给临港创业区一个政策，将临港创业区内产生的地方税收在一定年限内全部返回，一部分用于追赠风险投资的能力，一部分用于创业区公共设施的维护。最关键的，是要构建一个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平台，这个平台的交易机制设计，要让投资人喜欢、股权所有人喜欢。对此问题，本书已经做过论述，如果交易平台能够建立而且其交易机制的设计能够比较灵活，创业区的成功就指日可待。

三是着力组织企业家创新领导力的培训。在中国，企业的出生是不困难的，困难在于企业的成长。企业成长的“天花板”主要是由于企业家的素质缺陷而构成的。企业家有多高的素质，在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取得优势就有多高的胜算。西方企业家的素质，和国内企业家的素质比起来，具有明显的广谱性。两者的技能素质可以说不相伯仲，但是眼界、思维、伦理操守和进取心，有不少的差距。张江的创业者多数给人的感觉是技术背景，不善于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许多其他地区的创业者可能善于小团队的经营管理和低层次的市场开拓，但是缺少对技术的敏感性，也缺少经营管理大的公司和在附加值较高的层次上的市场开拓。企业家创新领导力的提升，就是要让企业家在五个层次的素质上取得进展，成为复合型的领导人才，从而带领企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企业家创新领导力的培训，既包括名师的教导，也包括自身的感悟，还要有人文的关怀。培训的过程还可以和创业园区的自治结合起来，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使创业的过程和企业家成长的过程结合起来，使财富创造的体系不断得到扩大。

以上三个措施，就是浦东新区新的财富创新体系的主要推进措施。浦东新区的创业在以前也不是白板，像盛大网络的陈天桥、微创医疗的常兆华、展讯通讯的武平以及中芯国际的张汝京，都算比较成功的。还有一些创业者在努力的过程中。由于他们的创业还算不上浦东新区发展的主流，所以在浦东新区财富创造体系中的位置还不明显，浦东新区的公众对创业者基本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在浦东新区新一轮创业计划中，除了广招贤才以外，要鼓励浦东新区从高校毕业的青年进行创业，鼓励浦东新区的公民进入创业园创业，这个措施加上股权交易平台，就一定能够调动公众的创业热情，财富创新体系建设就会走向新的阶段。

3.在功能辐射中创造财富

邓小平同志决策开发浦东，还寄希望于浦东新区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在招商引资的路径中，浦东新区与各地是竞争者，浦东新区与各地的合作，只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不是经济体系之间的合作。如果创业发展能够成为浦东新区的一条主路径，浦东新区与各地的合作就能够上升为经济体系之间的合作。

浦东新区的创业园经营主体，可以在政府的交流合作框架下，按照各地的人力资源禀赋，到各地和当地的机构合办创业园。如果这些创业园逐步取得了成功，浦东新区的财富创造能力将会得到加强，而且浦东新区的辐射功能也能够落到实处。

【注释】

[1]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发展阶段，有多种说法，例如赵启正著《浦东逻辑》一书中，把四个阶段划分为:第一个阶段从1984年至1990年初，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酝酿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990年4月到1991年后，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启动阶段；第三阶段从1992年初到1995年上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第四阶段从1995年下半年至2004年，是浦东开发开放转入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阶段。从2005年至2010年，浦东开发开放进入了全面建设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的新阶段。本书的阶段划分是以浦东管理主体的变革来划分的。

[2]王战:《座谈会发言》。

[3]吕薇主编:《建设创新型国家:30年创新体系演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

[4]吕薇主编:《建设创新型国家:30年创新体系演进》，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

[5]《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6]《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7]位于硅谷斯坦福大学背后的Sand hill Road，驻扎着400余家投资机构，以风险投资为主。

[8]台湾的“国家开发基金”由行政当局出资设立，用来向创业型企业投资。“国库”向该基金拨入约200亿元新台币，但是该基金已经向“国库”上缴现金1900多亿元新台币，还持有约1300亿元新台币的股票。大名鼎鼎的台积电、台联电创业之初都得到过该基金的投资。这个基金是功能性目标和财务性目标双丰收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