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需要转型的原因分析

1.最关键的问题是产业层次低

产业层次低突出表现为:

（1）产业结构的问题，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不合理。1978年我国三大产业比重为28.2%∶47.9%∶23.9%，至2010年，三大产业的比重为10.1%∶46.8%∶43.1%。而早在1995年，美国的三大产业比重即已达到2%∶26%∶72%。可见，我国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依旧存在较大问题，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离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差距明显。

（2）产业发展中经济效益偏低的问题。国内各产业中的企业，在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的过程中普遍遭遇瓶颈的制约，客观存在一个“价值链天花板”，至今，除了一部分垄断企业如烟草、金融企业外，还鲜有企业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的制约。

有一些企业在规模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扩张，如华为、联想等公司在规模上可以进入世界500强，但是同样没有在“价值链天花板”方面取得突破。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翘首，尽管其外向扩张和国际化进程速度很快，但经国际会计师事务所KPMG独立审计，2010年的利润率也只有10%左右。不管从哪方面讲，华为都是国内民营企业标榜，但其发展方式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挣脱以低价竞争战略，借助国内急速增长的通信市场快速壮大后，“抢占”西门子等国外大公司因转型而让出的部分市场份额。

还有一部分企业，如上海浦东的微创医疗、中信国健，毛利率很高，似乎有突破“价值链天花板”的迹象，但是其规模的扩张却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可用一个“企业增加值率”这样的指标来衡量，企业增加值的统计范围与地区增加值的统计范围类似，包括企业的员工工资奖金和社会保险、股东红利、企业利润、上缴税收、折旧等内容，这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增值的总和，也就是企业创造的财富；企业的规模可用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主营业务的销售收入来衡量。运用“企业增加值率”和“主营业务收入”这两个维度来衡量企业发展的绩效，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发展实力。

目前，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各地政府都还是在所谓的“产业规划”上做文章，基本还没有看到基于企业发展实力来做的产业发展规划，这是中国的产业规划“写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根本原因。在全国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效益偏低的问题，既是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须首先针对的问题，也是创造财富的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技术和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战略等内容一起，在企业家素质和创业精神的作用下，经过与发展环境的密切互动，使企业的增加值率和业务规模登上新台阶和新境界，才是技术研发的根本目的。中国的经济发展要靠创新驱动，中国的经济转型要靠企业发展实力的提升，首先需要政府部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思路进行转型。

2.经济结构雷同与重复建设

改革开放后，我国总共引进超过100条彩电生产线。这种“过剩的引进”，使得同类同档次的产品竞争空前激烈。有些厂家，甚至引进生产线的投资成本还没有收回来，就被激烈的市场竞争击垮了——关门停产。引进的生产线停滞几年，就成了淘汰的东西，成了一堆废铁，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引进100条彩电生产线，这是我们国家技术引进上的一次重大失控。虽然各地引进100条以上的彩电整机生产线，才有今天中国彩电大国的地位，但是，无论是领军的创维，康佳还是长虹，依旧无力建设一条第6代液晶屏生产线。只有政府再次介入平板电视产业，中国彩电才会出现转机。

日本引进技术的一个公式，即“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而与之相比，我国的技术引进似乎也有一个公式，可以叫做“一号机进口，二号机进口，三号机还是进口”。中国的汽车制造设备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从60年代就开始引进，到了70—90年代我们还在引进汽车制造设备，引进集成电路生产线。

在民营企业中，也存在结构性雷同和重复的问题。只要一个市场有钱赚，就会有大量的企业投资蜂拥而入，所以每个细分市场都是超饱和的，因而价格竞争非常惨烈。但是，对于面向开辟新市场空间的新兴产业，却很少有民间投资愿意介入。

3.资源消耗、环境污染

“青山依旧，绿水长流”，不应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冲突。从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与此同时，我国资源消费增长速度惊人，从1978年到2009年，石油消耗量增长323.15%，天然气增长554.01%。2001年以来，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有色金属消费国的地位，铜、铝、铅、锌等主要有色金属的消费量增长，与全球其他国家有色金属消费量普遍下降形成鲜明对照^[1]，到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消费国，其中，精铜消费747万吨、铝锭消费1 602万吨、锌消费543万吨。相比之下，有色金属产量也呈现爆发式增长: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间，我国有色金属总计产量约1.9亿吨，10种有色金属产量年均增长率近30%。其中，精炼铜产量479.3万吨，10年增长235.2%；原铝产量为1 565万吨，10年增长357.6%；精炼铅产量为432万吨，10年增长269.2%。尽管产量增加很快，但还是不能满足国内急剧扩张的市场需求，仍需大量进口。截至2010年，铜精矿约70%依赖进口，铝土矿50%依赖进口。

2009年中国钢、铁产量和消费量占全球比例大幅度升高。据国际钢铁协会（World Steel Aociation）公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全球产钢12.2亿吨，中国占46.6%，消费量占46.4%。2009年，全球产生铁8.98亿吨，中国产生铁5.44亿吨，占全球的60.5%，生铁实际消费占全球比例为60.9%。电力消耗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仅低于美国。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更令人尴尬的是:所消耗的原料比印度还多3倍。2010年，中国消耗全球48%的原煤、60%的铁矿石、60%的钢材和45%的水泥，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10%。

近年环境污染事件明显呈增长态势，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震惊全国。空气污染成为困扰中国城市的主要问题，由于空气和水已经被污染，中国的GDP为此损失了8%—15%^[2]。环境污染直接带来人们健康的损失。据统计，北京有70%—80%的癌症和环境污染有关^[3]。目前，在中国一些工业集聚区，原本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已经难觅踪影，一些地方儿童血铅超标；一些矿区常年阴霾；一些地方工人尘肺病严重，甚至要用开胸验肺的方式，来换取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对环境、对正义、对合法生存权的重视。现在，如果按照国际平均水平的适居环境标准，未来几年我国将有22个省市1.86亿居民需要重新安家，其中有1.5亿人将无法安置，将沦落为“环境难民”。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

图7-1　中国能源消费、电力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

图7-2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用电量比较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观点，亚洲的经济飞速发展依靠的是汗水而非灵感^[4]。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这种依靠人海战术、透支资源、不顾环境代价而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已经难以持续。

4.创造财富的主体错位:外资是发展的主力

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和生命线。自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至2010年已建立了12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个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全国各类开发区数量一度达到6 866个。正如前文所述，外资企业缓解了国内就业矛盾，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却也造成国内资源浪费严重，生态失衡，经济发展模式出现偏差，并导致“繁荣而不富裕”的怪圈。而税收优惠、地价补贴，政府财力支持，导致经济资源优势向外资企业倾斜，客观上抑制了本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5.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和国家战略利益

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主要是按照成本和市场原则，将附加值不高的制造环节，甚至研发流程中的部分环节，设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趋势，正好符合中国的需要，所以两厢情愿，外资抢占了国内市场份额，排挤国内企业，而国内企业没有获得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技术，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取得当期预计的效果。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从耐克的案例最容易看出本质:100美元的销售价格，原材料和生产成本约30美元，生产厂家的利润只有1.5美元左右，其余的都是耐克和其渠道商的利润、流通成本和税收。

①1978—1992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1993年以后按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计算。
②2001—2009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调整后的年末常住人口数计算。
图7-3　上海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

①2000—2009年的人均生产总值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调整后的年末常住人口数计算。
②2009年由于原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常住人口基数发生变化。
图7-4　浦东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比较

比较两个层级的人均GDP和职工平均工资，可以发现:

（1）上海和浦东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当地的人均GDP的增速；

（2）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动职工工资的快速增加。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压低劳动力价格的基础上的，工资水平的低下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6.外贸出口

改革时期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在1978—2009年的31年里，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423倍，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幅度，中国外贸依存度随之跃上了全世界其他大国所无法比拟的高度。

图7-5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增幅比较

限于自身的能力，低劳动力成本、低保障水平是最主要的竞争优势，外贸出口集中在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屡遭贸易摩擦，国际分工地位总是位于价值链的低端。更为关键的是，即使我们的“中国制造”的水平已经有所提升，不再是“低质量”的代名词，但是，我们制造的产品不在中国自身的著名品牌之下。我们能制造奔驰汽车、奥迪汽车、苹果手机、LV箱包等等国际一线品牌的产品，但是没有哪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只是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工厂”。

同样，不管是制造自身需求的产品，还是以代工身份生产的产品，很多高端组件、高端设备、高端材料依然需要进口。有一组数据似乎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倾向。中国商务部一份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石化装备的80%、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彩电、手机的关键技术50%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时至今日，中国高档数控系统和功能部件仍然主要依靠进口，国内自给率不到5%^[5]；中国外贸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只占外贸出口总额的2%。这个巨大的落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外向依存度过高。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过高的依存度不是通过技术和品牌等有创造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依赖相对较低的原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即便是同样的依存度数据，我们的发展更容易受制于人，可以说是一种看着别人“脸色吃饭”的发展方式。这些都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再次敲响了警钟。

图7-6　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较

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品牌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世界级名牌少。目前我国有17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却少有世界水平的品牌。2010年“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入选国家共计28个，其中美国占据500强中237席，比2009年少4席，仍然是当之无愧的品牌强国。法国以47个品牌数位居第二，日本以41个品牌入选席位排名第三。我国只有17个，品牌价值也很低。“2003年全球1 000家最有价值品牌”的评选活动中，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为704.5亿美元^[6]，我国企业对此还望尘莫及。

这方面，在中国服装行业体现得淋漓尽致。相比其他产业，服装行业应该不算是高精尖技术领域，技术上不存在落差，甚至我们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全球最大的刚性需求市场，具备一定的优势。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中国服装每年出口额可观，但绝大多数企业停留在替国际知名品牌“代工”的层面。我国服装业的大而不强成为国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位国企负责人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说^[7]:

一顶中国制造的帽子，中国人卖给美国人1美元，美国人卖给美国人25美元；一件中国制造的羊毛衫，在广交会上卖给美国商人的最低甩卖价是0.8美元，到了美国贴牌后的售价上百美元……世界名牌Hugo Boss的精美衬衣在美国纽约第54大街的售价高达120美元，而把这个销售价格彻底剖开，发现其中60%以上给了销售渠道商，30%归了品牌商，而中国耗费大量资源辛苦劳作的制造商拿到的只有10%。

造成这种现象，并不是缺技术，而是缺乏品牌。而缺少品牌背后的原因，是缺少对市场的掌控力，这才是创新体系最大的短板。目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在设计、流行趋势等方面的市场影响力几乎为零。欧美的一些知名品牌一直牢牢占据了世界服装高端市场，获得高额附加值。

在开放度不断增强的国际市场，“中国制造”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最终角色是什么？是更多的国民利益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答案应该不言自明。

7.引进和利用外资

在外资涌入的浪潮中，内资企业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国资企业，除了受到行政和垄断保护的企业外，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民营企业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如温州、江阴等地，产业集群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主要问题是产业层次和经营水平不高；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远远没有达到支撑经济发展的程度，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很多优秀的创新型企业只有通过离岸结构，寻求外国资本的支持。一篇载于“广州名牌网”的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国有品牌正在被外国人消灭”。外资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中方全部股权，很快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这种情况下，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

利用外资，最大的问题是方式问题。建国初期的引进，是中国的企业或机构引进苏联技术和部分设备，引进后形成自己的发展力量。而改革开放时期的引进，是出租土地，让外国人进来办企业，所以没有同步形成自己国民的发展和创新能力，而且自己的国民在发展中被边缘化。

由于外国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它像麻醉剂，使政府看不到内资与外资平衡的重要性，幻想以市场换技术，以致在加入WTO以前的时期中，市场洞开，在外资企业的挤压下，内资企业要么在低端领域挣扎，要么失去竞争力，导致经济发展的战略利益和国有品牌逐渐丧失。例如，全球最大的鼠标公司——瑞士罗技公司于2005年在苏州设立生产基地，成为罗技全球最大的鼠标生产基地，年产鼠标1亿多只。罗技在苏州基地生产的一款全球最畅销的无线鼠标，在美国售价约为40美元。这个售价中，罗技公司总部获得8美元，中间渠道商和销售商获得15美元，零部件供应商获得14美元，而苏州工厂仅获得3美元。这区区3美元，只占销售价的7.5%，却包含了制造这款鼠标所花费的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8]。苏州当地提供了大量的耕地、消耗了大量的电力、占用了大量的人力、付出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代价，最终却只得到了一个零头。我国企业被绑在了跨国公司产业链上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而最后拿到的都只是“血汗钱”。我国的照相机行业就是另一典型的例子。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照相机行业已经建成了独立的生产体系，并形成了海鸥、东方、凤凰等国内名牌。但是，近几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对照相机行业投资的增加，而且它们均采用国外品牌，我国的照相机生产企业无力同它们竞争，大多数已经被挤垮，许多品牌逐步被挤出市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发布的2001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中，在“技术创新和成就的地理分布”专栏列出了46个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分布于22个国家。我国只有台北、新竹和香港三个城市榜上有名，大陆城市则无一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