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诚信

社会诚信在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社会诚信是杜绝学术造假、知识产权侵权等行为的第一道防火墙。在财富创新体系中，社会诚信是保障财富创新体系的主体——企业有效运行的基础环境。例如，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公司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其核心是契约精神，对环境的基本要求是社会诚信。良好的社会诚信是社会公众权益与企业权益之间、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职业经理人与员工之间达成利益均衡的前提。在一个遵守契约精神的社会中，这种均衡会比较容易形成，且将得到有效的“呵护”，各个参与主体的利益也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资源与企业目标才能比较容易地匹配起来，企业才可能获取所需要的资源做大做强。相反，试想在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创新、创业和企业成长壮大都将无从谈起。

社会诚信的基础是社会伦理。中国建设创新体系的最大难点，是提升社会诚信的整体水平。而提升社会诚信的整体水平，在时间上非一夕之功，在措施上也绝非靠政策调整可以解决。提升社会诚信水平，需要立法，也需要社会精英人士的带头示范，更需要开放的舆论监督。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伦理和操守层面的革新，社会诚信就难竟全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就不牢固。西方人的诚信是新教伦理的遗产，日本人的诚信是武士道的遗产，那么中国人诚信的基础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呢？

我国正在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认为社会诚信应该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核心价值观一定是领导人和公众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只要高层人士在社会活动、职务活动和商务活动中遵守诚信，再加上法律的调整和舆论的监督，诚信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中普及开来。

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决定着社会诚信水平的底线。如果创造的财富依据社会各阶层的贡献公平分配，就会引导形成一种诚信的氛围。如果有一部分社会主体通过非公平的手段掠夺财富，社会的诚信氛围就不容易建立起来。

决定分配机制的因素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制度因素。尤其是在财富的初次分配中，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比例要合理。调节这个比例的手段是税制和税率。中国的税负是否过重，历来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企业和民间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税负过重；另一种是一些“专家”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税负不重，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许多发达国家都低。其实，税收的数量是一个方面，纳税人享受的福利和保障是另外一个方面。以中国人享受的福利和保障而言，中国的税负是否过高，本来是一个不复杂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历来是GDP增幅的若干倍，比居民收入的增幅，超出的幅度就更大。解决这个问题，执政者要学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思维，降低税负有利于做大财富蛋糕，蛋糕做大以后，国家的税收总量可以随之上升。至于国家财政的用途，可以节约的空间很大，执政者要通过政府改革来降低财政支出，要通过减少政府的事权来降低财政支出，国家财政的主要用途是国防、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必要的行政管理费用。只有控制好了财政支出，才有可能降低税负，才能让财富的初次分配趋向公平。第二是财富持有人的利他情怀和工会组织的效率。由于企业是创造财富的源头，而企业的权益由企业股权所有者控制，企业如何在所有者和企业雇员之间分配财富，首先是取决于企业股权所有人的利他情怀，其次是取决于保护雇员利益的工会组织的效率，这双方的良性互动，就可以造就和谐的劳资关系，从而使财富的分配进一步合理。财富分配机制的改革，基本目标是财富分配的合理化，是财富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

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契约，是合同等正式契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契约发挥有效作用的必要条件。社会诚信的形成是有利于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社会诚信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在一个诚信水平低的社会里，正常交易只能够通过繁琐的契约、监督和法律手段来获得保证，那么交易成本无疑就被人为提高了。而且，有时候为了避免高的交易成本，很多可能发生的交易就会终止，导致经济运行质量的下降。相反，如果在一个诚信水平高的社会里，各种其他控制手段将减少，交易成本也会相应降低，社会组织的运行效率将获得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能够把社会成员的注意力和资源聚集到财富创造的环节上，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将随之提高。“地沟油”、“健美猪”、“达芬奇家具”、“郭美美”、“诈捐门”……过去的2011年太多事件都暴露出当今社会诚信的缺失。诚信缺失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集中反映。在一个缺失诚信的社会里，试问谁还会认真工作，谁还会秉承公平交易的原则？人人都想投机取巧、走旁门左道，那又有谁来通过创新创造财富呢？在创新创造财富领域，诚信是基石。试想，如果一家以无形资产为主的公司，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小有所成，结果却因为在一个不诚信的社会中，由于保护不力，研发成果被他人盗取，岂不是很凄惨？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因此，提高社会诚信水平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把社会诚信水平提上去了，把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大诚信做好了，创新体系才能走入正轨，社会环境才能真正适合创新致富。

社会诚信需要政府、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带头示范，才能有效得到提高。政府官员、企业家都是公众人物，对社会行为有示范作用。政府行为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官员的行为具有示范的特点，比起一般人来，他们的行为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官员更应该以身作则。有一句老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如果公众人物都能讲诚信，重信誉，那么想必也不需要“打假斗士方舟子”来揭露各种伪科学、学术造假、生产造假了。同时，社会诚信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无论政府、专家、媒体，或是企业、医院、学校，其信誉度都是长时间一点一滴积淀起来，而不是自吹自擂拼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