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伦理^[6]

新教即基督教新教，也称清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而形成的一系列新教派的统称。15世纪后期，在反抗罗马教廷迫害的斗争中，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不仅在思想方面唤醒了深受教条束缚的人们，而且掀起了对欧洲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著作，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托尼（1880—1962年）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开始关注清教思想对工业化的影响。马克思也认为清教思想中的“先定学说和上帝选民意识”反映了当时最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价值追求。

同样视《圣经》为最高权威，天主教坚持教会才拥有圣经的解释权，而新教则主张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从圣经上领悟上帝的启示。当时，英国清教各派一致认同“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

信徒的救赎无需通过向教会履行某些功课等自责或补偿行为实现，行善才是得救重生的表现。行善，就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因此，巴克斯特这样解释新教精神:通过永不停息、坚持不懈的劳作改造尘世、征服尘世的诱惑，乃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7]这样社会功利主义就成为了新教精神的核心，取代了原来的赞颂上帝的标准。为了更好地行善，人们需努力在个人的职业中获得成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刻苦劳作，才能实现救世的目标。因此，将行善和勤俭劳作融合进上帝选民意识，就形成了注重现实、功德行善的新教精神。这种精神自然而然地带来了社会行为的功利取向，即崇尚个人主义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

作为新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的清教运动无疑对英伦甚至欧洲大陆产生更加特殊的影响。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那个知名观点所述: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与封建权威的斗争中，清教徒虽取得了合法的存在地位，但却被剥夺了政治前途。于是，他们转向尚有前途的工商行业寻求发展机会。这样清教徒各派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用永不停息的劳作，换回了大量的财富，但本身却恪守勤俭的新教精神，并将行善施予当作一种义务。“尽你之力赚钱，尽你之力节俭，尽你之力舍与”，这便是韦斯利对清教价值取向的概括。这种价值取向还体现在清教徒的职业选择上。在《基督教指南》中，巴克斯特对职业进行了分级排序:假如其他条件不变，则应选择最能为公众行善的职业。按可取程度，各种职业分为学识型职业、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这种通过追求经济利益而实现行善目标的行为准则成为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各个非国教派在英格兰北部和米德兰地区形成独特的团体，并占据了这一地区许多特定的经济行业，例如冶金业、金融业、机械行业等，这也使得这一带成为了之后工业革命的主要区域。

新教思想和精神不仅对英国资产阶级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英国的科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科学被当作最有力的革命力量，而各行业领域的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作为后盾。因此，尽管非国教派被禁止进入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学习，新教徒还是设法按照新教精神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并形成了一套旨在培养拥有新教精神和价值观人才的教育体系。苏格兰大学便是一例。为了配合工商业领域的需求，这些学校都将实用性作为课程设置和教学的导向，例如数学、外语、笔记、实用哲学等等，毕业实习地安排在欧洲商业中心。新教育体制为英国培养出一大批工商业领域的杰出人才，为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非国教派的教育制度无疑给当时沉闷的科学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趋势得以确立，而非国教派创立的学院不仅成为了培养和孕育新科学新思想的摇篮，也成为了向普通民众宣传科学思想、培养科学认识的通道。例如建立于这个时期的格雷山姆学院允许民众自由前来听讲，以科教为目的，成为了当时英国科学活动的中心。故而，艾什顿赞道:非国教派的教育制度一方面使才能和智力从长老派的苏格兰流入英格兰，另一方面18世纪英格兰的非国教派学院成了科学母体。

如今代表着英国科学界的皇家学会就诞生于格雷山姆学院。公元1660年11月在格雷山姆学院一次讲课后，成立一个促进物理—数学实验知识学院的计划被提出，而有着强烈清教倾向的约翰·威尔金斯被推选为主席，并起草了一份四十一人的名单。此外，其他几位创始人以及之后的许多学会领导人都有着清教精神的信仰。甚至在1663年首批皇家学会会员名单中，就有62%可考有清教倾向。事实上，正是这些在科学领域有着执著信念的清教徒将英国的科学运动推向了高峰。同时，皇家学会的成立和发展还促进了诸如英国工艺学会、皇家学社和各郡的农业学会等科学团体的产生。基于“通过实验方法促进对自然事物、一切有益于工艺、制造业、机构应用、发动机和各种发明的知识”的发展宗旨，皇家学会带动了非国教派建立的学校和各种科学团体促进了应用技术学科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非国教派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发明家，他们为英国科学技术及工商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结合。正如艾尔顿所说:“英国科学思想是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从机械师、冶铁匠、化学工业家和工具制造家的名单和皇家科学院成员的名单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与实际应用有多么密切的关系。”^[8]可以说，正是数量众多的非国教派科学家和发明家，成为了科学思想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扩散的催化剂。科学精神和新教伦理及价值观的融合，也成为了英国工业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