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

创新（Innovation）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编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熊彼特在书中提出这个概念: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1]。熊彼特开创性地把“创新”与“技术发明”相区别，将创新的使命赋予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并认为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关键是拥有创造“新生产函数”的能力，而不是其拥有多少资本和技术。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形式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美国竞争力委员会明确定义“创新是指将技术成果商业化的过程”。因此，如果仅仅就“创新”而言，概念是很清晰的，创新是企业创造财富的方法。

自主创新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国外，只有“创新”的概念，没有“自主创新”的概念，以至于“自主创新”的英文翻译都很难统一，有的学者使用autonomous innovation（自治的创新），有的用endogenous innovation（内生的创新），有的用indigenous innovation（本土的创新），有的用independent innovation（独立的创新）。上海美国商会用的是domestic innovation（国内的创新）。在“创新”的前面加上修饰词“自主”以后，情况就确实变得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经流行过一个概念，叫“自力更生”，这个概念和“自主创新”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是由于政治背景不同，所以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有本质的差别。

自主创新被正式提出来的时间并不长，大致的过程是: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今后中国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自主创新。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以自主创新为主题，发表《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努力奋斗》重要讲话。至此，自主创新成为见报率较高的热门词语之一。

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同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了我国今后15年内国家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和总体部署，并且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为促使政策落地，随后国务院又再次发布了《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纲要（2006—2020）〉的若干配套政策》，围绕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十个领域进行了细化，提出了60条政策措施。

2007年10月15日，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从中央高层决策“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来，虽然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社会还远远没有就自主创新的真正内涵取得共识。假如不解决这个问题，动员全社会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而奋斗是很困难的。

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并没有给出关于自主创新的准确定义，这就使得统一思想、达成共识、配合行动成为一桩很困难的事情。什么是自主创新？为什么要推动自主创新？推动自主创新的方法是什么？衡量自主创新的主要指标是什么，是政府投入、优惠政策和专利数量吗？甚至关于自主创新的评价标准，都抓不住要点进而取得共识。

对创新体系的评价结果，取决于运用什么样的标准。如果用创造知识和技术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创新体系建设是有一定成效的。然而，如果用创造财富的标准来衡量，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令人不解的是，大部分地方的政府对创新体系的评价标准，创造财富相关指标所占的份额很轻，“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技术决定论”的思维也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支持政策是以技术为导向的，例如在国家税法中明确规定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税收优惠。至于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表现如何，反而没有进行评估的机制。^[2]

技术到底是创新体系的手段还是目的？笔者无意贬低技术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技术，就不会有产业升级，技术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但是，技术只有被企业用来作为创造财富的手段，才是有价值的。在欧美，高科技的重要性是因为企业利用技术创造了令人炫目的财富，在日本等跟随式创新的国家，技术被企业研发和应用，才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引擎。

当前，中国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维、推动创新政策体系、组织创新的工作体系，往往只注重技术，而漠视创造财富的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按照创新的本义，技术是企业创造财富的手段之一，技术要和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其创造财富的威力，企业家是推动这个结合的轴心。但是这个轴心并没有被放置在核心地位，这个问题亟待纠正。关于技术，需要建立知识产权时代的视野和思维。

跨国公司利用其雄厚的财力和市场优势，对于现有的和可预见未来的技术，都已经进行了知识产权保护。留给中国这样后发国家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对现有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二是在跨国公司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取得技术突破。美国医药行业的辉瑞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达到50亿美元，这一家公司的研发投入，比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全社会研发投入还要多一倍，这是在开放背景下思考创新战略时不应该被忽视的案例，而且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样的跨国公司，中国的技术创新之路如何走？笔者看到许多政府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的战略设计，充斥着“争创国际一流”或“国际领先水平”的目标，然而，对达到这样目标所需的操作路径和资源支持，多半是心中无底，所以对这类唐·吉诃德式的“英雄”情怀只能感到怜悯和无奈。如果笔者告诉大家，当前中国的医药企业都是在生产仿制药，大家是否感到吃惊？这就是事实。当然，仿制药的生产也有生产技术问题，需要企业和科研院所去解决。

技术突破的门槛已经足够高，中国除了在少数领域集中国力有望寻求突破以外，指望大面积开花是不明智的。当前，中国的创新体系应该着眼于技术的运用。事实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在拷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发展的技术也大都是属于“国外技术本土化”的范畴。由于技术跟随的时机多半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下行区段，所以国内的高科技产业的经济效益不明显，有很多还不如传统产业。就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力而言，走出“国外技术本土化”的困境在短期内还是不现实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是着眼于技术运用，就应该对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一视同仁，以增强创造财富的基础。同时，政策的着力点，要以以下两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是支持市场上的企业进行创新，政策的主导性目标应该调整为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消除企业成长的阻碍和瓶颈；第二条主线是国家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组织重大的、基础性的技术不开发，但这类不开发不宜采用市场机制，应该由国家组织，不开发的成果通过相关的机制交由市场上的企业去用于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