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长久以来，笔者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就创新和转型这样“专业性”很强的话题写一本面向大众的书籍，也就是说就这个严肃的话题写一本畅销书。抱着这样的愿望，自六年之前就开始构思，其间断断续续地写一些，但始终不成体系。2011年5月，笔者应邀去上海图书馆就此主题做了一次周末市民讲座，讲座录音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后，得到的热烈反响让笔者深受鼓舞，于是经过当年夏秋六个月的苦干，书稿基本成型，自己本以为一本畅销书就要问世了。

既然定位为畅销书，一般少不了要请名人贤士写个序。可是笔者将书稿送给几位朋友看过后，其中一位说，这本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因为在本书中，审视转型和创新的视角以及由此得出的核心观点，与当前社会主流的看法不一致。就内容看，搞技术的人可能觉得书中关于社会、人文、历史的内容太多了；搞社会、人文、历史的人又会认为书中关于经济发展的内容太多了；搞经济发展的人又会认为书中批判现实的色彩太浓了，几不靠边。就书稿的难易程度看，专家可能认为太浅，看起来没劲；市民又感觉太深，看起来费劲，总之较难调和。如果说要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理论体系吧，作者的知识积累不够，学术声望又太低，似不现实。这位朋友的话，无异于给笔者泼了一盆冷水，甚至有了要取消出版的念头。然而，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敝帚自珍”的习性，笔者也不例外。于是笔者降低了期望值，并鼓起勇气，几经修改，将书稿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百年，中国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陷于集权统治、小农经济、家族社会与伪儒家意识形态“四位一体”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国力不断衰竭。英帝国主义者携船坚炮利之威，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开始转型。转型的第一阶段是观念转型，从虚妄的“天下宗主”幻境中逐步清醒过来，认识到西洋各国的实力在中国之上；第二阶段是洋务运动，通过兴办实业，引进西洋技术人才、设备和相关制度，意图在实力上实现对西洋各国的赶超；第三阶段是政治改革，这是在遭遇甲午海战惨败以后，部分精英人士认识到政治体制是富强之本，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无法凝聚人心，也就无从实现富强。政治改革既包括“戊戌变法”，也包括此后相继进行的立宪运动。由于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政治改革缺乏足够的动力，最后改革也就不了了之。第四阶段是体制革命，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自鸦片战争至中华民国成立，总共用了71年的时间，其间中国一直在转型，但始终没有找到撬动转型的杠杆。

与多数精英人士的预期不同，中华民国的成立，没有让中国实现进步和富强，反而拉开了近20年的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序幕，把中国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此后，自1931年起经历了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自1946年起经历了3年的国共内战，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大地上才基本结束战争状态。自中华民国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血火交织的38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底层人民得到了有效的组织，为转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自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的63年间，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产业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显著地超过农业，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法治和民主的初步实现，标志着中国不再是集权统治的国家；人的社会意识和流动性的显著增强，标志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家族社会的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标志着伪儒家意识形态已经退出了历史主流。因此，可以说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四位一体”的漩涡。至此，离鸦片战争已经172年。

在这不平凡的172年中，中华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政治、经济、法治和社会系统和172年前相比，取得了脱胎换骨式的进化，人的素质和国家竞争力有了历史性的提高。如果按照纵向对比的思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中国转型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开始具备了国际眼光和国际思维。如果在国际上做一个横向对比，我们对中国转型的成就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国家的竞争力基本是原地踏步。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竞争力是不同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依然是屈指可数的，然而，由于竞争力低下，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172年过去了，中国在国际交往和利益博弈中的被动依然如故，说明中国的竞争力基本没有伴随着转型而提升；其次，人民的幸福指数基本原地踏步。无论是皇权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还是现代，统治者在理论上都是要关注人民福祉的，当然在实际上往往是南辕北辙。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实力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但是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人民的幸福指数基本没有提高。这说明国家的发展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调整发展方式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再次，社会公平的程度基本原地踏步。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更是转型和创新的终极推手。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就是在不断地告诫我们，当今社会公平所取得的进步甚微。尤为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发展出现的新的不公平，势头越来越明显。以上三个“原地踏步”说明转型的任务离“功德圆满”还有极大的距离。

对照我们的邻国日本，会使我们爱恨交织的情绪多了一层别的东西。在中国发生鸦片战争后不久，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黑船”舰队造访日本，成为日本进行近代化转型的引信。国内外各方势力进行了15年的博弈，促使日本于1868年宣布进行明治维新，确定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线路图，并在1900年前后建成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后起之秀。这段历史只用了47年的时间。日本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遭受毁灭性打击，几乎被夷为平地。然而日本从1945年至1965年，仅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复兴。当前，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风光不再。其实不然。日本在“3·11”地震以后，由于其为世界提供核心部件的工厂受到影响，使得苹果手机和中国许多汽车公司的生产受到连累，这就体现了日本在产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用国家竞争力、人民幸福指数和社会公平程度来衡量，日本的水平远在中国之上，日本确实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高科技为特色的知识经济在美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于是创新的口号响遍全球。中国自1986年起进行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运动，自2006年起“建设创新型国家”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之一。美国的创新是植根于美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法。然而，由于中国对创新本质的认识存在偏差。创新战略被定位于“技术决定论”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在美国，创新是全民的事业；在中国，创新是精英和高端人才的事业；在美国，创新是创造财富的主力；在中国，创新是消耗政府财力和政策资源的机器。中国大陆创新政策对于创新本质的响应程度，不仅离美国甚远，甚至远远比不上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有一项统计表明，中国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平均增加值率，低于传统产业的增加值率。正是因为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增加值率倒挂，才造成中国大陆没有像美国那样，依靠高科技产业创造的财富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也造成中国大陆没有像日本、韩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那样，在跟随式发展的道路上，让创新成为产业竞争力的利器，成为经济起飞的动力。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来，科学和技术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虽然中国的技术进步成就显著，但是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逐步降低却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专家指出中国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这个判断有一定的深度，也衍生出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一系列的政策。问题是，多年过去以后，增加值率倒挂的问题依然没有改观。于是许多经济学家把问题的焦点归咎于制度，问题是制度改革的进度似乎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需要。现在，人才工作又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口号，问题是对部分精英人士的选择性“重视”，似乎在压制更多人奋勇争先的激情和潜力。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在近代化转型的前71年中没有找到撬动杠杆，至今仍是如此。

撬动转型的杠杆是什么？笔者认为，创新是转型的原因，转型是创新的结果。财富创造是大国崛起的经济基础，也是强国富民的最终源泉。转型有以下四个互为因果的层次:

第一是区域发展动力的转型。当前中国各地发展似乎只有一个动力，那就是招商引资。这样的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招商引资是中国发展速度的钥匙，同时也是国人利益边缘化的主因。在招商引资和自主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是当今中国转型的根本问题。只有当自主发展的力量成为主流，也就是国人创办的企业成为GDP的主要组成部分，发展的利益才能成为国人分享的盛宴。而在国际产业竞争的背景下，国人创办的企业要立得住，就一定要在企业增加值率这个核心元素上达到新的境界。而企业的增加值率要达到新境界，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系统工程，也需要诸多前提条件。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招商引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现在走招商引资这条“捷径”的前提条件基本不复存在，而且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完全应该把动力转型置于首要位置，从而走出一条能够使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发展道路来。

这样就牵扯出转型的第二个层次，即微观主体能力的进步。微观主体包括企业、投融资体系、消费者、政府、产业等13个因素。让我们做一个国际对比，假如我们的眼光足够客观，就会发现我们的微观主体的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巨大的。正如围棋一样，棋手的博弈水平从不入流到九段，不同层级的棋手博弈水平是不同的。当前，我们在国际外交和经贸交往中的被动局面，在本质上是由于微观主体的能力不对称造成的。假如国人和政府不能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在提升微观主体的能力上痛下功夫，很难指望转型之路能云开日出。

第三个层次是制度的优化。西方国家的创新和转型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社会进化力，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促进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进化力。中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数目繁多的法律条文、规范性文件和部门规章。接下来的制度优化，就是要在进一步贯彻公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低成本的纠正不当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不断优化，将为持续地推动转型和创新提供切实的保障。许多专家批评中国的改革在走回头路，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制度优化的进程比较迟缓。其实，许多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不明白，从长远看，制度优化的结果，也是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的。因此，制度优化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反对优化的既得利益者的眼界狭窄造成的，这就衍伸出转型的素质层次。

第四个层次是国民素质的转型。国民素质包括政府官员的素质、企业家的素质和公众的素质。当然，如果把公众再细分，还可以列出许多门类。就中国当前的创新和转型而言，抓住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素质的提升，就抓住了关键。素质包括技能、眼界、思维、操守和进取心五个维度。在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素质结构中，技能维度上的素质属上乘，眼界与思维维度上的素质属平庸，操守和进取心维度上的素质属低劣。素质转型的关键，就是要把眼界、思维、操守和进取心的短板补足，使中国拥有大批五个维度均衡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实现大国的复兴。

素质转型是撬动创新和转型的杠杆。我想不是因为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逻辑，主要是因为人的素质转型之难，特别是以全体公民为样本来推动素质转型之难，使得许多施政者不愿意去啃这块硬骨头。笔者很多时候都不由自主地想起毛泽东同志号召的一种精神，即愚公移山的精神。面对全体人民的素质提升这样艰巨的任务，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无论是转型还是创新，素质转型都是绕不过去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都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社区，在各种历史机缘的助力下，加上自身的努力，基本都实现了人的素质转型，它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把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喻为“从走兽向飞禽的蜕变”。就素质而言，这些华人已经实现了蜕变，所以其创新和转型才能够取得成功。按照中国创新和转型的目标，一定要从素质的蜕变着手，全力推动，继而利用这个杠杆撬动创新和转型。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本书才定名为《创新与转型的社会基础》。

把创新和转型置于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和国际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所需的知识是十分庞杂的，对笔者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笔者是理工科背景的读书人，研究经济、社会、历史和国际问题，所需的知识都是自学的，缺少科班专家的广度和深度，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也不得不浅尝辄止。然而，笔者对自己所持的独立思想颇为自信，对探究社会问题根源的信念比较执着，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大国复兴的前景十分关切。正是这种自信、执着和关切的驱使，本着“找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这个态度，才能够让笔者不昧粗陋，把这本不成熟的书献给社会。书中一定有许多谬误，请识者指出，以便再版时改正。

书中的部分内容从网上引用，都标明了出处，谨向这些作者们表示感谢。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浦东科委的孟德庆、胡蕾同志做了大量的协助工作，原实习生蔡莹莹等同志帮助查阅编辑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