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缺突破　种子班的诞生

【课程改革的呼声】

Dian团队的队员有没有收获？答案是“自然大有收获”，无论是动手实践能力还是主动学习态度，都明显强于加入团队之前。

Dian团队的队员累不累？答案是“很累”，既要完成常规的“第一课堂”课程学习，还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第二课堂”科研锻炼上，两者之间很难平衡。

那么，能不能尽量减少二者之间的矛盾，将“一课”和“二课”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不再“带着镣铐跳舞”，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呢？刘玉在Dian团队进入发展快车道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说成立Dian团队之初，刘玉只是对本科生科研潜力有隐约的期待，但Dian团队五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本科生的创新潜能可以通过科研实践被激发，下一步面对的是如何把这种“基于真实项目的团队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广和复制的问题，让更多的本科生受益。可是，Dian团队队员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他们比一般学生更主动、更能吃苦，但不具备普遍性。要想把Dian团队的经验推广开来，带动整个教学体制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给学生科学减负。刘玉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她的减负理念：通过真实项目牵引，学生在实践中学到的知识和能力已经超出了某些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覆盖的范围，却还要重复学习那些课程，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浪费。例如：

·　有些学生在项目中编写了超过10万行的程序代码，为何就不能置换成“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的课程学分？

·　学生们20人以上联合作战，用业界规范的软件流程完成了7万行程序代码的软件项目，中间还有企业金牌讲师对他们进行过软件工程的培训，为何就不能置换成“软件工程”的学分？

·　学生们完成的计算机网络通信项目，其成果被企业用于欧洲市场，质量稳定可靠受赞誉，他们对网络协议数据包头的每一个字节都了如指掌，为何就不能置换成“计算机网络”的课程学分？

·　学生们设计、维护、升级工作量考核数据库长达三年，经受了近两百名教师对系统功能、性能和安全性诸方面挑剔的批评直至做到完美，为何就不能置换成“数据库系统”的课程学分？

·　学生们不仅设计和制作32位单片机的控制系统，更在真实的工业环境中经受住了72小时的连续测试，为何就不能置换成还停留在8位机层面的“硬件课程设计”的学分？

……

当大多数人都还在坐而论道时，刘玉带领Dian团队已经起而行之。她就像黑暗里孤独的前行者，摸索着，呼喊着，只是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无法撼动整个体制，哪怕是得到一点点改变，直到一位“贵人”的出现。

【种子班的诞生】

2005年3月Dian团队举办三周年团庆时，华中科技大学分管教学的高等教育专家、副校长冯向东就亲临晚会现场，旗帜鲜明地表达对Dian团队的支持，此后他更加关心这个学生团队的发展走向。刘玉多次呼吁给学生减负，自然引起了冯向东副校长的注意，于是他邀请刘玉参加他的一个教学改革课题组。

“要想彻底解决这样的矛盾，必须由体制外向体制内转化，否则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冯校长如是对刘玉说道。

刘玉有点懵了：没错，我们一直想得到学校的认可和支持，但是这么大的百人团队真要转化到体制内，具体该怎么操作？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你在信息大类专业里边挑选20个结束大二课程的学生组成一个专业教育试点班，在大三大四的专业课学习中，采用你认为合理的新课程体系和评价标准，将Dian团队真实项目牵引的‘干中学’模式引入试点班，进行体制外向体制内转换的试验。”

重新拟定课程体系和评价标准？这在外人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不就是两个标准嘛，可对于老师和学生而言，这两个标准就是教与学的核心，学校所有工作其实都在围绕在这两根“指挥棒”进行，现在要让刘玉自己全权做主，破旧立新，这能行吗？刘玉有些发憷。

冯校长鼓励刘玉：“刘老师，你就按你心目中培养学生的办法制定新的培养计划吧。新的课程体系、课程大纲、学分设置和评价体系我都可以给你最大的自主权，可以先不经过所属院系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你甚至可以采用大学分制。你就放心大胆地探索吧，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汇报。这个试点班的名字我看就叫‘基于项目的信息大类专业教育试点班’。”

有了冯校长的支持，刘玉和钟国辉的兴奋无以言表，长久以来萦绕在二人心中的教学体制改革愿望一下子被允许大刀阔斧地进行试验。说干就干，钟国辉建议首先从“微机原理”课程的改革入手。普通班级一贯是先进行理论教学，后做验证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分量极少。学生们很依赖实验指导书，缺乏系统设计方面的锻炼。钟国辉根据当年自学微机原理的经验，提出让实践走在理论教学之前，让学生们根据目标要求，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自己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刘玉在光电系曾按传统方式讲授了13年“微机原理”专业基础课，并获学校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她也十分明白老模式的不足，非常支持这位年轻教师的改革方案，并请钟国辉担任该课程主讲教师。为确保新方式的教学质量，试点班需要集中授课，所以首届试点班的第一门课“微机原理与系统设计”就提前到暑假中的8月20日开课，先用10天学完普通班级一个学期才能学完的理论和验证性实验，再用1～2个月时间，让每位学生都自己动手设计和制作出一套微机最小系统开发板。

试点班初期的目标只是想探讨如何让“第一课堂”也能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毕业时能受到名企青睐，然后靠道德、作风、技术等综合素质争取未来上升空间，成为“总工”级别的高级工程师。4年后，教育部推出“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刘玉、钟国辉相视一笑，我们的试点班不就是典型的卓越工程师班么？

除了花大力气改革的“微机原理”课程之外，刘玉和钟国辉还为试点班精心挑选了一系列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色课程：

“软件工程与项目管理”聘请名企的金牌讲师和学校老师联手进行“双师”教学；“情报检索”聘请校图书馆开发跨平台数据库检索系统的负责人来讲授；原先只为研究生开设的“科技创新方法论”也在试点班开讲；还特聘在美国名校任教的宋建建校友利用假期回国为同学们开设国内高校没有的新课“信号完整性”……

试点班80%的课程都要安排课程设计或设计性实验，而且大都按1∶1的比例来安排理论与实践的比例，还特别设立了多达25个学分的“工程训练”和“项目实践”。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以前体制外的实践活动纳入体制内，使其常态化，并给予学分认定。

由于“基于项目的信息大类专业教育试点班”这个名字太长，刘玉就在Dian团队例会上发动“有奖征名”，请队员们用小纸条写下自己中意的试点班“小名”。共征集到100多个名字，刘玉挑来挑去，眼都看花了，于是请在公管学院任教的丈夫钟书华教授来帮忙挑选。钟教授在一大堆纸条中，一眼就相中了“种子班”。刘玉起初觉得这名字太平淡，但回想起2003年Dian团队申报学校教改基金时，丈夫曾画龙点睛地给Dian团队起了一个学名“基于导师制的本科人才孵化站”，颇受评委好评，因此这回也就再次相信丈夫的眼光。随着种子班在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酸甜苦辣，刘玉越来越觉得“种子班”这个名字选得真贴切，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解读——不一定百分之百出苗；可以长成红花、绿草或大树；在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这块苗圃中可以百花齐放，都能装扮祖国的春天。

2006年8月首届种子班开班时的师生合影

【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2006年9月4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到华中科技大学调研，教务处安排了三名教师做汇报，刘玉在三位老师中最后一个汇报。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顶层管理者，刘玉从容不迫，在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讲述了Dian团队诞生的起因，她说：“21世纪的学生不仅需要嘘寒问暖的老师，他们更想要的是锻炼能力的平台和环境。”她重点介绍了通过企业真实项目牵引，Dian团队队员成长迅速、成果显著，有论文，有专利，有获奖，而且已经做到“一百人、一百万、三七开”（即每年保持在校生100人的规模，从企业获得100万元以上项目经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为3∶7）。

张尧学司长听了很激动，他说：“我今天非常受震动。一个老师居然可以带一百个学生，那整个华中科技大学6万名学生岂不是600个老师就够了？你们每年可以自己弄到一百万元经费，自力更生的能力不简单。”刘玉当场赠送了Dian团队年鉴给张司长，“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自给自足，但还是希望国家给我们大学生的创新活动以更多的支持。”张尧学司长笑眯眯地说：“没问题，没问题。”

张尧学司长返京后不久，就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争取到300万元经费专门用于支持大学生的科技创新，并命名为“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选了10所名校进行首批试点，华中科技大学Dian团队赫然出现在教育部公函中，与北大元培学院、清华姚期智班等并列。

然而，更让刘玉始料未及的是，次年6月，教育部又从财政部拿到1.5亿元的专项资金，从10所名校试点推广到60所重点高校，并更名为“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以下简称“大创”）。2007年6月20日，刘玉被请到北京西郊宾馆，在“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启动会议上，向全国60所高校的领导作经验介绍。张尧学司长在动员讲话上明确指出，“大创”计划的提出是去年9月份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调研中受到的启发。刘玉直到此刻才领悟，Dian团队无意中促进了国家大学生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力之一，这令她无比激动和自豪，从此也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2007年6月20日，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启动会议场景

其实，早在Dian团队2004年年底编撰的第一本年鉴的后记中，刘玉已道出这样的境界：

希望这本年鉴带给读者的，不仅是一个小团队的流水账，也不仅仅是对大学校园的情感描述，我更希望通过这本年鉴，传递一份思考，传递一份追求，传递一份对母校的热爱和期望，传递一份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呼声！

刘玉老师，您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