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缺空间　五一基地的故事

【招兵买马要有地】

没人在乎条件的时候可以不讲条件，但做真实项目需要硬条件的时候就不能马虎了，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2002年刘玉开始带领本科生做项目的时候只有一个电脑机位，一台电脑三班倒，王长强他们就是在刘玉那台旧电脑上完成了公文加密项目。当时他们连电脑都是三个人共用，更不可能有会议室，每次讨论会就利用走道上的一个旧沙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嘉铭公司合作的嵌入式项目——“一体化标记机”开张了。嵌入式项目在设计阶段结束后，接着要开始硬件实验，这就第一次对团队的硬环境提出了要求。按照当时的情况，别说买不起7000元一台的示波器了，就连焊元器件的实验桌都没有，怎么办？学生们皱眉叹气，刘玉内心焦急。

没钱、没地、没条件怎么办？队员们七嘴八舌出主意，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刘皇叔借荆州”，先借地救急。这里要感谢前面曾提过的电工电子创新基地（简称电工基地）的尹仕老师。电工基地常年对学生进行嵌入式技术培训和组织学生参赛，硬件条件很好，仪器设备齐全，实验室空间也大。于是刘玉就亲自去找尹仕老师商量可不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先借用一下电工基地的设备和场地。尹仕老师满口答应借用三个月，在电工基地为嵌入式项目组的同学们腾出了两张实验桌。于是大家冒着严寒，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私人电脑搬到西七楼，借用电工基地的示波器和实验桌，与嘉铭公司合作的“一体化标记机”项目就在那儿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春节后2月份最后一天项目结题时学生们都还待在电工基地。

不过，别人的始终是别人的，借期到了迟早要还。2004年春季开学后不久，一个“噩耗”传来：电工基地马上要开选修课，属于正规教学任务，Dian团队借用的位置要回归教学用途。这下子不光刘玉，所有队员都傻眼了：没有了工作场所我们去哪里？虽然露宿街头、艰苦奋战那些字眼听起来颇有乱世英雄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大家都清楚这是不现实的，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很快就会消亡。

刘玉是最着急的。华三公司的项目即将签订，嘉铭公司的“一体化标记机”项目旗开得胜后也有望继续合作。如果Dian团队没有固定场地，好不容易建立的校企合作桥梁就有可能“夭折”。万般无奈之下，刘玉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对呀，有困难，找组织”！于是她找到时任电信系党总支书记的梁茜反映情况，希望系领导能够支持培养学生工作，帮助解决场地困难。梁茜早在2002年Dian团队成立之初就参加过团队002～004号队员王长强等三人的毕业设计公开答辩，对刘玉组织不同学科的学生承接企业真实项目的锻炼方式很是鼓励，也很体谅刘玉的难处，但他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刘老师啊，您知道我们系科研用房有多紧张吗，有位年轻的博导承担的省自然科学基金都是让研究生到他家地下室去做！”

刘玉哑口无言，但又不甘心离去，便鬼使神差地多问了一句：“梁书记，您虽然给不了场地，那能不能给我些建议？只要能让学生有立足之地，哪怕我自己掏钱租民房都干！”

梁书记眼睛一亮：“真的？”

刘老师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忙追问：“您说该找谁？”

【五一基地的由来】

梁书记想了许久：“你写份申请报告，去找校工会的李爱珍主席吧。”

刘玉当时就诧异了，自己带学生从事课外科技活动，与工会管辖范围八竿子打不着，工会领导怎么会过问Dian团队的事呢？

梁茜书记告诉刘玉，全校的家属房分配都是归工会所属的分房委员会来讨论决定，既然你有决心自己出钱租房，可以找工会协商，租一间校内的家属房。

从梁茜书记的办公室出来，刘玉且喜且悲。喜的是梁茜书记指点了一条道，悲的是与工会领导完全不认识，像这样去要房子，多半会碰钉子。但Dian团队生存危机迫在眉睫，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就算碰了钉子，充其量回到原点。

刘玉不懂具体的流程和规矩，第二天，硬是硬着头皮带着夜里赶写的申请报告去了校工会。

来到工会，直奔校工会主席办公室，之前听闻李爱珍主席是一位正派善良的干部，所以刘玉心理隔阂大减。李爱珍很认真地看了刘玉的申请报告，在询问时得知刘玉并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租房，也不是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使唤，而是真正地想要给学生们提供锻炼的平台和机会。李爱珍一下子就被感动了，“像你这样对学生好的老师，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当即就给分房委员会主任打电话说明Dian团队的用房要求。刘玉心里一暖，从此就把李爱珍当做了亲人。

当时，学校的家属住房根据用途有三种价格：商业用途的房租最贵，而提供给学校临时工的房租最便宜。听说分房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对Dian团队要采用商用房价格，是李爱珍详细解释Dian团队的性质后，才通过了最后的决议：将东一区51号201的三室一厅家属房按669元/月的中间价租赁给Dian团队。

刘玉接到通知后简直欣喜若狂，差点无家可归的难题终于解决了！直到现在，刘玉以及当年老队员们都很感激李爱珍主席，是她的无私支持帮助Dian团队渡过难关，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也就是Dian团队的第一个“根据地”。

刘玉第一时间冲到房管处交押金、领钥匙，又风一般地冲出去寻找Dian团队的“家门”。

一栋栋旧民房寻过去，终于看到“东一区51号”的门牌号码。刘玉激动地快步走上二楼：咦，这屋子怎么如此熟悉？原来分给Dian团队的这套房，是不久前去世的一位老教授的故居。刘玉与那位教授及夫人是忘年交，半年前曾率Dian团队队员为老先生的遗稿《鱼弓文集》义务排版，并筹办了文集首发式。只是进出多次都未留意过门牌号码。如今斯人虽逝，但空房却留给了Dian团队入驻，冥冥之中好像鱼弓夫妇在护佑Dian团队一样，刘玉不禁感慨万千。

因为这个“根据地”的门牌是51号，简单粉刷后团队于2004年5月1日正式迁入，所以Dian团队队员汪典笑称：我们干脆也仿电工基地，就叫“五一基地”吧。大家雀跃响应，很快便制作了一个小铜牌悬于门楣上。

从此，“五一基地”，一个在Dian团队历史上被永远铭记的称谓，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Dian团队的第一个家。

至今还保存完好的Dian团队“五一基地”铭牌

【走，捡家具去】

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房子虽然租到了，可众人看到的是一个空荡荡、家徒四壁的屋子。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要把民房改造成能容纳几十位学生从事软件和硬件课题的实验室，大量的家具从哪里来？

本着“能借就借、能省则省”的指导原则，在校园里长大的刘玉，首先想到的就是离父母家不远的学校家具仓库，也许可以去“借用”。可是这一次好运没有继续青睐。仓库管理员说Dian团队不是正式的院系机关，借用目的也不是正常的教学任务，没资格借用仓库里的家具。

既然没有借的资格，那买一些废旧家具总可以吧？那些扔在露天、日晒雨淋长满绿苔的废家具，就这样进入了队员们的视线。师生们找来水管，对着那些废旧家具狠狠冲洗，然后与保管员讨价还价，开始还一件一件估价，后来连保管员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你们挑一堆给150元吧，反正你们不拉走我们也是当柴禾卖。

谈妥之后，刘老师便召唤更多的弟子：“走，捡家具去。”大家浩浩荡荡地就朝家具仓库“进军”了。

尽管那些家具不是缺柜门就是少抽屉，但师生们仍然高兴得像进了宝山，一车又一车往五一基地运送。所谓的“车”，也不过是刘玉花了10块钱到马路边租用环卫工人装垃圾的小推斗车，连车轮都是瘪的。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句话在Dian团队队员们浩浩荡荡的捡家具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个小书柜可以当做元器件柜，那个旧木凳就当电焊台吧，这个桌子一边有破损，但靠墙放就可当电脑桌啊……没人嫌弃这些家具的破旧，队员们更多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欢愉，他们是在组装自己的家呢！

搬家那天，人人都沉浸在喜悦兴奋的情绪中。即使刘玉忙中疏忽，把小灵通遗忘在自行车篓里被人“顺走”，也没难过多大一会儿，队员们的高兴劲儿很快就感染了她。

那些破旧家具直到下午两点多才搬完，同学们都大汗淋漓，也没顾上吃午饭。刘玉看着大家辛苦的样子，很是心疼，掏出100元钱给弟子陈竞，让他带着这群“义务搬运工”去小吃城加餐，谁知陈竞坚决不接：“刘老师，我们是在给自己搬家呀，怎么还能要您的钱呢？”

【我的地盘我做主】

刘玉的父母见女儿带着一帮学生在家门口来来往往、汗流浃背，好奇地跟到五一基地，弄明白女儿是想带学生搞科研，非常支持，马上回去“清仓查库”，把家里的旧沙发、窗帘，甚至茶几布都送给了Dian团队。五一基地客厅里那一对几乎所有人都休息过的绿皮沙发就是刘玉父母所赠。

老两口发现五一基地客厅的日光灯管都是灰，老爷子就悄悄爬上凳子去擦灰尘，老伴在一旁递抹布。刘玉后来听说了这一幕，被深深感动，这也成为她继续艰苦奋斗的巨大动力。

为避免火灾，刘玉按正规实验室要求，严禁基地生明火，把厨房的灶台都打掉了，但学生们要喝水怎么办？她就买了一个电热水壶，还准备了一些桶装纯净水票给同学们平常使用；厕所的电线老化，同学们就自己动手改造线路；每间房的网线也是自己动手一段一段固定，连水晶接头都是出差来汉的徐参谋（刘玉以前的学生，公文加密组的部队方面负责人）帮忙压制的；因为担心财产安全，刘玉要求每天都留人在五一基地值夜班，将自家的行军床搬来给值班的同学用。刘玉了解到当时学生每天的伙食费大约7元钱（早餐1元，中餐和晚餐各3元），就决定将夜班费的标准定为8元，为贫困生提供“不向家里要生活费”的渠道。为了方便发放夜班补贴，刘玉将一个本子挂在门后让大家登记。但夜里留下的人越来越多，而登记补助的人却越来越少，因为多数留下者是为了挑灯夜战继续工作。这便是Dian团队“包夜”文化的起源。

五一基地是Dian团队的第一个家，亲手参与建设的队员们，完完全全把它当成了自己温暖的家。那时无论是嘉铭公司的嵌入式项目，还是华三公司的软件工程项目，或者为铁四院定制网站的Web项目等都集中在这个基地。以致每次团庆活动老队员相见时，都以共同在“五一基地”奋斗过而亲密无间。是啊，这就是Dian团队的“革命根据地”，这就是Dian团队的“延安”！

五一基地刚开张不久便人满为患了。嵌入式组、华三组、网页组分占了基地的三个房间，量子组没有地方活动，就只好占用客厅。当时有两位新队员强烈要求进入基地，可实在没有地方了，他俩竟然打起了不足两平方米的厨房的主意，在烟熏火燎的小窗下挤放了一张破桌子，把自己的电脑硬搬了进去。刘玉看着这一对“难兄难弟”在夏天39℃高温下埋头苦干的背影很心疼，对他们说：厨房里又闷又挤，又没装空调，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其中一人（孙静超）转过头来笑答：“刘老师，我们搬来这里，不用自己掏水费、电费、网络费，晚上整夜都不断电，一出门就是百味小吃城，吃饭也很方便。这样已经很好啦！”

多年后，老队员姚聪博士陪着美国教授来团队参观，当刘玉指着下面这张照片“痛说革命家史”时，姚聪激动得喊了起来：

“那两个背影就是我和孙静超呀！”

“这就是我们的地盘，我们的团！”

五一基地两平方米的厨房也成了机房（左为姚聪，右为孙静超）

五一基地的客厅成为机动队员工作区（工作者为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