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切带领游击队在非洲或者美洲大陆直接参加革命，现在的条件尚未真正成熟。再说，切·格瓦拉的名气太大，一旦消息传出去，容易引起国际风波。他建议，先派出一些普通干部参加其他国家的革命，当这些干部创建的游击中心站稳了脚跟，切再亲自去指挥。况且，切已经过了36岁，他的哮喘病随时可能发作，直接参加战斗的风险太大了。

但是，看着非洲和美洲国家百姓的苦难，切永远不可能转身离去。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参加战斗，对切来说，那是自己的荣耀。对切而言，死亡算什么呢！他曾经这样说：“每个人一生中的决定性时刻，就是在他决定面对死亡的时刻。如果敢于面对死亡，那么，不管是不是成功了，他都是一个英雄。不能面对死亡，那他就永远只是一个口头政治家，甚至是懦夫。”

在切的心中，只关注自己一个人的利益是可耻的，他始终站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穷苦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他认为，所谓朋友，只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不用说，切的身边有很多愿意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追随者。这些人，既把切当成自己的偶像，又是切的朋友、亲兄弟。他们在切远征非洲和美洲大陆的日子里，将始终与切站在一起，直到永远。

在即将离去的日子里，切关上自己的办公室的大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思绪万千，但又平静异常。

对古巴，切是舍不得的。这里毕竟是他战斗过、流过血的地方，也是他成长和出名的地方。切不愿意自己的国际主义行动成为他国攻击古巴的借口，他必须排除这种可能性。想来想去，他提笔写下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他希望菲德尔在合适的时候向外界公开这封信，既避免古巴遭到他国攻击，也让古巴人民了解自己为什么要离开。

在信中，切悲伤地写道：“我正式辞去我在党内的领导职务，辞去部长职务，正式放弃少校军衔和古巴国籍。”切知道，他这样做了，其他国家就没有理由攻击古巴了。“从此，我同古巴不再有任何法律联系，只保留一种联系，一种不能像职务那样辞去的联系。”切没有说这是什么联系，但人们都知道，他保留的是对菲德尔的友谊、是对古巴人民的深厚感情。

接下来，切在信中高度称赞菲德尔的品德和才能之后，告诉菲德尔：“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的绵薄之力。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责任，我可以去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你要知道，我这么做真是悲喜交加。在这里，我留下了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最美好的愿望，留下了最亲爱的人……留下了把我当做儿子一样看待的人民，这是使我内心感到悲伤的一面。我将把下面这些东西带到新的战场上去，那就是你灌输给我的信念，我的人民革命精神和履行我最神圣天职的心情，以及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斗争的责任感。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切再次重申：“我再说一遍，我不要古巴负任何责任，我只是学习了古巴的榜样而已。如果我在他国命丧黄泉，那么，我临终思念的将是古巴人民。”

最后，切在信中骄傲地说：“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然而，这并不使我难过，相反，这样倒让我感到高兴。我不会为他们提出任何要求，因为国家会对他们做出充分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受到教育。”

信的末尾没有注明时间，切想给菲德尔留下公布这封信的时间余地。也就是说，公布信件的具体时间由菲德尔根据需要自己把握。

多少年前，离开墨西哥的时候，切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现在，他也要告诉自己的父母。给菲德尔写信的时候，切字斟句酌；给父母写信，他几乎是一蹴而就，满怀激情：

“我的脚跟再次挨到罗西南特（堂吉诃德的坐骑）的肋骨，手挽盾牌，重赴征程。

差不多10年，我曾给你们写过另一封告别信。我记得，我当时因为没有成为优秀的战士和优秀的医生而感到惭愧。现在，我对成为优秀的医生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但作为战士，我却不是那么差劲的。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觉悟大有提高，我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生根，逐渐纯粹起来。

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我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很多人说我是冒险家，是的，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了宣扬真理而敢于豁出生命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求这样的结局，然而，这种结局在预料之中。果真如此，我在这里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我很爱你们，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我办事是非常坚决的，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对我并不理解。话说回来，要理解我并不容易。不过，这一次，请相信我说的话。

现在，我充满艺术家的情怀，秉持雕琢艺术品的意志，支撑起这软弱无力的双腿，维持着这疲惫不堪的肺脏。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请你们时常想起这位20世纪渺小的征人。

吻塞利亚、罗伯托、胡安·马丁、波托丁、贝亚特里斯，吻所有人。浪荡而固执的儿子热烈拥抱你们。”

写完这两封信，不知不觉之中，天就要亮了。切活动了一下身体，想给孩子们写一封信。与阿莱达·马奇结婚后，切又有了四个孩子。切希望自己的孩子记住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的父亲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的人，他怎么想就怎么做，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告诫孩子们：“你们应当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对自己的大女儿，他经常叫着“小毛”的小伊尔达，切尤其钟爱。他单独写了一封信给大女儿：

“我今天给你写的这封信，你却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收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在惦念着你，并希望你过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你差不多是个大人了，所以给你写信，就不像给小孩子写信那样瞎扯几句，讲些无聊的话。

你应当知道，我正在遥远的地方，我将和你分别很久，为了同我们的敌人斗争，我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正在做的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毕竟是在做一件事吧。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像我为你感到骄傲一样。

你要记住，今后斗争的岁月还长着呢，甚至在你成人之后，你也要为这一斗争作出贡献。同时，你应当做好准备，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就是说，在你现在的年纪，要尽可能多地学习东西，并随时准备支持正义事业。除此之外，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过于自负。你要争取成为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各方面都要比较好，品行端正、严肃认真、热爱革命、与同志友好相处。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些，但我是在另外一个社会长大的，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而你呢，现在的条件很优越，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因此你应当无愧于这个时代。”

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绝不回头的信念，切·格瓦拉和几十名挑选出来的古巴战士组成一支远征军，向非洲腹地的刚果进发。为了避免在路途中被认出来，这时的切已经装扮成一个生意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嘴里装了假牙，戴着一副眼镜，表情沉着而坚定，化名拉蒙·贝尼斯特。

渡过非洲著名的坦葛尼喀湖，在刚果的起义军营地里，切被称为“塔图”，身份是医生和翻译。为了避免使冲突国际化，切的真实身份被刻意隐瞒。但是，这样一来，切也失去了指挥队伍作战的权利。

刚果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先前的起义已经被比利时伞兵、南非雇佣军、美国飞机镇压下去。尽管脱离了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但独立运动的领袖、民族运动党主席帕特里斯·卢蒙巴已经被杀害。在中国的支持下，刚果西部的皮埃尔·穆雷雷于1964年1月1日再次发动起义；刚果东部和中部则在苏联支持下继续革命，由刚果民族运动党控制。

在切到达刚果之前，美国空军和南非雇佣军展开了大规模行动，屠杀了数千名刚果人，起义军的地盘逐渐缩小，不断陷落。在这种情况下，穆雷雷丧失了自己的威信，人们对起义的信心也逐步丧失：起义军内部不再团结，很多年轻人离开了游击队。

可以说，国际社会对刚果起义的支持太晚了。切这时加入的战斗，其实是一场已经快要完结、已经被他的敌人快要征服了的斗争。

实际上，在切进入刚果以后，游击队的斗争几乎完全依靠切带去的古巴远征军。很快，切就发现，刚果的所谓人民解放军简直就像寄生虫一样，不干活，不训练，不打仗，向老百姓要吃要喝，有时候态度还极端粗暴。关键的问题是，在战斗中，这些刚果人要么丢下枪就跑，要么就只是放空枪。苏联、中国、古巴对刚果的援助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切在给菲德尔的信中说：“实际上这里不缺武器，相反，拿武器的人多得是，这里缺少的是士兵。我特别提醒，必须一点一点地给钱，而且要在多次恳求以后。”刚果人贪婪地伸手要钱要枪，然后又渐渐地化为乌有。这样的起义部队，已经注定要失败。

切已经明白，他在刚果的战斗在失去应有的价值。他反思认为：“我们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可能犯了代价高昂的错误。”但他不愿意轻易放弃，他仍然试图训练刚果的游击队。在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时候，菲德尔来信明确表示：“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应该做荒唐事；如果塔图（指切·格瓦拉）认为，我们的存在正在变得没有道理和没有益处，我们应该想到撤出。如果认为应该坚持下去，我们将设法运送你们认为必要的一切人力和物力。……任何决定我们都将支持；要防止全军覆没。”

到了1965年11月，建立在坦葛尼喀湖边上的起义基地已经缩小到即将崩溃的地步。美国人已经知道古巴人在刚果，他们试图一举抓获这些古巴人。雇佣军的攻势已经变得势不可挡，起义军所在村庄的妇女儿童都在逃难，刚果人四散逃跑。

情况紧急，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离开。在逃离刚果的船上，所有人都哭了，只有切没有流泪。那一刻，切只觉得自己孤独。“在我漫游世界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独。”在切一生中，他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撤退这种逃跑动作。

切在非洲战斗过的地方，始终充满悲剧，哪怕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刚果（金）这个国家，依然被艾滋病、腐败和暴力包围着，似乎已经被极端贫困的生活彻底摧毁，没有半点生机。

“南美洲有一座高原，位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地方与巴西、乌拉圭、秘鲁、阿根廷接壤。如果我们让一支游击队进入这个地区，我们就可以把革命传遍整个南美。”这是切的梦想，多年以来，他都想亲自带领一支队伍战斗在那里。

1966年秋天，切带领着一群古巴士兵出现在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东南部的一片荒野上，在安第斯山脉的东部山区，在查科沙漠的边缘，在尼阿卡瓦苏河流经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卡拉米那”的农场，对外的说法是养猪场、伐木场。这里是切在玻利维亚的训练基地。

准备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是谁决定去玻利维亚的？什么时候决定的？没有人知道。研究者们翻遍了档案馆，到现在也找不到答案。人们只知道，切到了那里，并开始组织训练。

到了1967年3月，玻利维亚政府发现了游击队行踪，政府军开始攻击营地，切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正式打响。短短两个星期，政府军伤亡数十人，丧失了大批物资，切的游击队只损失了一个人。

4月15日，哈瓦那《格拉玛报》刊登了切的一封信。信中，切提出了要“创造两个、三个越南”的口号。他说：“仇恨引发斗争，对敌人毫不妥协的仇恨，它促使人超越天然的局限，把人变成一部有效的、暴力的、有选择能力的、冷酷的杀人机器。我们的士兵必须是这样的人；没有仇恨的人民不可能战胜残忍的敌人。”他慷慨地表示：“要到敌人正在打仗的地方去打仗；要打到他们的家里，打到他们寻欢作乐的地方，要全面地展开战斗。”

《格拉玛报》对切在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斗争的报道，表明古巴号召拉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心，点燃了美洲革命新的希望之火。但是，不可避免地，切的行踪暴露了。

4月29日，美国中情局人员带领一支队伍来到玻利维亚，对玻利维亚的600名军人进行特别训练。美国人知道，要靠玻利维亚人抓获甚至消灭切，那是不现实的事情，美国必须亲自指挥。

本来，切希望由他亲自点燃的武装冲突能够迅速地国际化，玻利维亚政府向美国政府请求援助后，那些被美国干涉主义排除在外的犹豫不决的玻利维亚反对势力能够站到革命的一方。但是，切错了，苏联人推行的“和平共处”原则把玻利维亚共产党排除在革命行动之外，就连曾经在古巴接受训练的36名玻利维亚人都未能参加切的游击队。

就这样，对玻利维亚政府来说，反暴动战斗变成了一场仅仅针对切的游击队的围攻。在美国协助和指挥下，玻利维亚政府调动一切手段来做一件事：抓住并杀死切。

从现在开始，切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游击队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城市网络被堵死，对外联络中断了，食品和武器补给没有了。后来，切的哮喘病不断发作，但他已经不可能得到任何药物。

1967年6月，玻利维亚几大矿区的工人举行罢工，学生运动也参与其中，玻利维亚社会危机加剧。但是，玻利维亚政府很快组织镇压，一天之内就杀掉几十名示威者，运动很快被扑灭。

切试图把游击区域的农民发动起来。在印第安人聚集区，切把农民召集起来。他告诉人们：“你们会看到，在我们来过以后，统治当局会破天荒地第一次想到你们。他们会答应给你们修建医院或者别的什么。他们之所以会许下承诺，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区活动。如果承诺变成了事实，你们就会体会到游击运动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处。虽然，这种好处不是游击队直接给你们的。”

但是，农民担心政府的报复，不敢支持游击队，也没有人敢加入游击队。而且，在政府的悬赏之下，不少农民把游击队的行踪偷偷报告政府军。

在政府军的围剿下，切的游击基地被摧毁，他的部下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阵亡。这时候，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现并在会议上惊呼：“切出不去了！整个队伍都会走向灭亡。必须派人去古巴，告诉他们，必须把切救出来！”

但是，局势变化得太快，没有人来得及反应。

9月26日，切带领游击队伍转移到拉伊格拉村。村里的人都跑了，政府军很快追了上来。切带领队员继续撤退，进入一条名叫“奈诺尔”的峡谷。他们被包围了，只能隐蔽下来，寻找机会突围。9月29日，在电台中，玻利维亚军方宣布，“切·格瓦拉已经被围困在一个雨林峡谷中。”

在最后的日子里，切被哮喘病折磨着，但他异常平静。面对包围圈外的上千名政府军，他无所畏惧，冷静地指挥着每一个队员，安排他们的战斗位置和隐蔽的地方，照顾伤病员，而且，每天收听电台广播传来的消息，每天书写战斗日记。

1967年10月7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自从游击队组织起来后，到今天，游击战争刚满11个月。我们整天没有遇到麻烦，在田园气息中度过。

在12点半，一位老妇人赶着她的羊群走进了我们安营的峡谷。她没有说出一点点关于政府军的可靠消息，一问三不知，说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去过附近了。她只讲了一些道路的情况，说了一下我们距离周围各个地方大概有多远。我们暂时把她关押起来。

17点半，三名游击队员去了老妇人的家，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身体虚弱，一个身材矮小；他们给了她50比索叫她守口如瓶，不过，我们根本就不指望她做到这一点。

我们17个人乘着淡淡的月光继续前进，步履艰难，我们可能在峡谷里留下了许多脚印。附近没有什么人家，却有一片从这条河引水灌溉的土豆地。凌晨两点，我们休息，因为已经无力继续前进。夜行军，患夜盲症的奇诺成了我们最大的负担。

电台播报了一则奇怪的消息：为了阻止被包围的游击队在阿塞罗河与奥罗河之间的地带逃窜，政府军派出了250人的精锐部队。

看来，这个消息是对我们有意的干扰。”

这是切一生中写下的最后的文字。

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10月8日，在突围中，一枪打中切的左腿，一枪打飞切头上的贝雷帽，第三枪打中切身上卡宾枪的枪膛。切的武器报废了，随后，面对准备俘虏他的敌人，切说：“来吧，我就是切·格瓦拉。”

切被捕以后关押在附近的拉伊格拉村学校。

切·格瓦拉没有战死，被抓住了。对玻利维亚政府和美国人来说，切一下子成了烫手山芋。开枪打死已经成为俘虏的切？消息一旦传出去，这就是一个违背道德和国际原则的大问题。把切关押起来然后进行审判？问题更严重，不仅各种激进组织会想方设法营救他，古巴会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国际舆论一定会一片哗然。怎么办？美国政府和玻利维亚总统紧急磋商的结果是马上把切·格瓦拉就地除掉。美国大使明确指出：切的死对古巴革命，尤其是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67年10月9日上午十点，驻扎在现场的政府军收到密电：“600帕皮。不再关押。”“帕皮”指切，“600”的意思是杀死他。

政府军的现场指挥官问切：“您有什么话需要我带给您的家人？”

切对他说：“告诉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很快就会看到美洲革命的胜利；告诉我的妻子，要改嫁，要过得幸福。”

这位指挥官上前拥抱切·格瓦拉。多年以后，这位指挥官告诉采访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伤感的时刻。他的最后时刻到了，他表现得像个男人。面对死亡时，他勇敢而又坦然。”

是的，切不仅仅像个男人，也不仅仅是个男人。最后时刻，准备枪杀切的士兵不敢开枪，切大声说：“开枪吧，胆小鬼，你只不过是要杀死一个男子汉。”

几声枪响，切·格瓦拉一生的奔波和苦难结束了。

切·格瓦拉死亡的地方又叫无花果村，切·格瓦拉死亡的时候39岁。

在切·格瓦拉的遗物中，人们发现切·格瓦拉抄写的一首西班牙诗人的诗：“基督，我爱你，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

阅读思考

①　格瓦拉决定离开古巴时，悲伤地写道：“从此，我同古巴不再有任何法律联系，只保留一种联系，一种不能像职务那样辞去的联系。”那不能“辞去的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

②　格瓦拉在刚果的战斗失败了，他们撤离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