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知道我们就是未来”

1959年2月，古巴新政府宣布：“鉴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为古巴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特授予他古巴国籍，与在古巴出生的人一样，享有与古巴人相同的权利。”

切没有陶醉在胜利和荣誉面前，相反，不管是负责审判罪犯，还是担任古巴银行行长、古巴工业部部长，还是出国访问，切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状态、战斗状态，为了古巴革命的未来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他把自己当成工作的机器、战斗的机器，他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一个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始终坚持自己战斗方向的人，一个为未来而战的圣斗士。

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切这样描述：“我知道我们就是未来，我们快乐地投入国家建设，为此，我们甚至把个人情感丢在一边。”

现在，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6个小时左右。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切的工作人员告诉来访者，他们可以在3点的时候拜访切，因为切在3点以后才有时间。拜访者在下午3点的时候来到切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吃了一惊，问道：“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回去吧，还早着呢。”原来，工作人员说的时间不是下午3点，而是凌晨3点！

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在拜访切的时候，他被切的革命热情和高度投入的工作状态震惊了，临行前，他高度赞扬切。在他心中，切·格瓦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萨特说：“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不过，切自己也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是难以持久的，为了革命的未来，他要求所有人必须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于是，在1962年年底，他对部下郑重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工作到凌晨1点的时候结束。”对切来说，时间总是那么紧迫。在他看来，革命者在斗争中失去生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当成是借来的，必须加倍珍惜。

为了让古巴早日建成工业化强国，让古巴脱离单一经济的束缚，切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业务劳动。通过业务劳动，一方面，把自己培养成符合未来发展的“新人”，另一方面，为当前的工作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热血。

切是这样说的，他更是按照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自己都不能做到，切是不会要求其他人做到的。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切，在周日不工作的时候，就带领手下人和家人参加业务劳动。在田间地头、在厂矿车间，他与农民、工人一起劳动。无论多脏多累的活儿，只要人们在干，他肯定就会投入其中。而且，切参加业务劳动绝不走形式，他总会在业务劳动的过程中展开劳动竞赛，比效率、比质量。哪怕是在自己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他也决不放弃。

一次，在参加业务劳动举行的竞赛中，切的哮喘病发作了。另一组的同志暗暗窃喜，都以为切这下子会输了。没想到，切以顽强的意志忍受着呼吸困难，他砍甘蔗的动作没有丝毫放缓，头也不抬。砍完最后一根甘蔗，切瘫倒在地，一口接一口地大声喘气。同事和竞赛对手都被切的这种精神感动。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切对业务劳动的热衷。老朋友卡尔多·罗乔到古巴看望切，切居然拉着罗乔参加业务劳动。无奈之下，罗乔陪着切砍了整整一天的甘蔗。

那一年，切以部长的身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共参加了270个小时的业务劳动，他当之无愧地被评为“劳动标兵”。每周时间，周一到周六，切在上班；周日上午，切在参加业务劳动；只有周日下午，切才可能和家人在一起，享受一点点温馨时光。

与古巴土生土长的人相比，切总显得与众不同。切喜欢喝家乡的马黛茶，古巴人喜欢喝咖啡；切喜欢吃阿根廷烤牛肉，古巴人喜欢烤猪肉。古巴人闲下来的时候喜欢聚会、喝酒、斗鸡，切呢？他闲下来的时候喜欢动脑，喜欢调动组织人们一起进行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比如象棋比赛、文艺比赛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巴人生性较为随意，缺乏时间观念，缺乏严谨的工作作风。这是切不能容忍的，他把严格、守时、重承诺等优良的工作风气带到了古巴，以身体力行的作风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为了减少美国对古巴经济的控制，切带领代表团到苏联寻找蔗糖出口的机会，并与苏联代表团约好了谈判的时间：上午10点。

这天，切准时出现在谈判大楼外。时间到了，古巴代表团的成员却没有一个人出现。苏联人对切说：“我们等一等吧，没关系，我和代表们说说。”

切回答得很干脆：“不用等了，我一个人和你们谈判。”

于是，谈判桌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古巴这一方只有一名代表，那就是切；苏联那一方则坐满了人。

由于苏联急切地希望把古巴拉入自己的阵营，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二十几分钟后，谈判就结束了。这时候，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了。切什么话也没有说，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古巴的代表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切的批评。

第二天，切突然率领代表团参观列宁博物馆。代表们一开始根本弄不清切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迷迷糊糊的。

在博物馆里，切专门邀请讲解员讲一讲列宁对纪律管理的要求。

讲解员告诉每一个人，如果会议上有人迟到，列宁定下的处罚是这样的：第一次迟到，严重警告；第二次迟到，在处以罚款的同时，把某某人迟到的事情刊登在党报上；如果出现第三次迟到，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直接解除其工作职务。

代表们终于知道了切带领他们参观列宁博物馆的真正用意。从此，在切身边工作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迟到的情况。

切严格要求身边的每一个人，对自己，他更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切，本可以有着良好的物质条件，享受国家提供给他的一切。但是，切认为，革命者必须经受住各种条件的考验，任何时候都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沉湎于物质享受将会把革命者的战斗激情消磨殆尽。

一次，在外地考察完工作后，天气变得极为恶劣，但切依然要求飞行员起飞回首都。后来，暴风雨来了，飞机被迫返回。切囊中羞涩，竟然没有钱住酒店。切的妻子悄悄问身边的随从：“你们带钱了吗？”

没有人相信，当时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的切竟然为了避免住酒店而急于赶回首都。

本来，银行行长的月薪是1000美元，可是，切坚持只领取部队司令员微薄的月薪，也就是250美元。

在切心目中，国家的一分钱都是不能动的。

当切的父母希望再次到哈瓦那看望他时，切告诉他们：“你们第一次来哈瓦那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绝对不允许他们派人去接你们。因此，你们这次要来，就得你们自己凑路费了。”

切的妻子很不满意，因为，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妻子，居然不能享有一点点方便。比如汽车，切对妻子说：“你知道汽车是政府的，不是我的，所以你不能坐。跟大家一样，坐公共汽车去。”妻子只能自己挤公交车、自己排队买东西。

妻子想弄清楚切为什么不给父母提供路费。切生气了：“难道你也不相信我领的是固定工资吗？”妻子说：“你可以先预支，然后分期支付嘛。”切回答说：“那好吧，但不是现在，现在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办。”

事实上，切可以挣很多钱，但是，他心中只有革命，没有金钱。当哈瓦那大学要给他讲课费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总要用金钱来衡量我的工作？在我所获得的一切报酬中，最为珍贵的便是我有权利成为古巴人民的一分子。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切写作得到的稿酬几乎都捐赠出去了，一部分，甚至捐给了国外的革命运动组织。

当然，这时候的切，既是人们心中的革命英雄、工作的典范，同时，依然是一个不拘一格、随性洒脱的人。他总是穿着橄榄绿军装，戴着黑色贝雷帽，但皮带总是扎得松松垮垮的，嘴里叼着雪茄，时而严厉得不近人情，时而又带着宽容的笑脸。

有一张切主持工业部会议的照片。照片上，所有人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端坐在会议桌前，一副认真严肃的神情。只有切，他坐在会议桌上，跷着二郎腿，手拿雪茄，侃侃而谈。

在革命胜利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如既往地支持切、信任切。

正是源于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在摧毁旧政权根基的时候，切没有盲目地处死那些在革命中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当年，巴蒂斯塔通过政变上台以后，两万多古巴人失踪；如今，在切的主持下，古巴新政府通过人民公审，只把不到500人送上了断头台。

正是源于建设新古巴的满腔热忱，为了留住专业人才，切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旧时代的精英们沟通。其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古巴首富胡里奥·罗伯。

在土地改革后，罗伯的土地被政府没收，但他仍然拥有13座糖厂，而且，他是糖业界不可多得的经营人才。

切希望罗伯能够留在古巴，为古巴建设发挥自己的专长。他告诉罗伯，只要罗伯留在古巴，月薪至少2000美元，而且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别墅。

给一个亿万富翁发放工资，切似乎显得天真。但是，这丝毫不能抹杀切的智慧，反而显现出切对社会建设的高度投入精神：为了理想中的革命事业，切可以给罗伯开出相当于自己十倍的月薪。

罗伯没有留下来，他离开古巴。随后，罗伯的糖厂和别墅被没收。不仅如此，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古巴的所有银行、运输企业、工业企业、大型商业都被新政府收归国有。

正是在切的推动下，古巴一步一步地迈向社会主义道路，切在革命前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1962年3月，古巴的各个党派统一形成新的政党，即“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此前，为了避免和美国决裂，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但是，在争取古巴经济摆脱美国控制的道路上，在以美国为首的利益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政治集团的斗争中，菲德尔站到了共产主义这一边。他正式对外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将永远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起，切就在梦想着要把古巴革命推向拉丁美洲、整个美洲乃至亚洲、非洲。他坚信，古巴是美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美洲的先锋和典范，美洲兄弟应该像古巴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在农村、在山区开展斗争，像中国革命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只要长期坚持，就一定能够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重要的是，切和菲德尔都认为，古巴真正的独立在于拉美革命的胜利，要完全摆脱美国的威胁，美洲爆发的革命就一定要走向胜利，古巴也必须全力支持美洲大陆发生的革命。

在切心中，古巴应该成为美洲游击战培训中心、输出中心。菲德尔在演讲中也多次表明：“在古巴革命的示范作用下，美洲整个安第斯山地区将转变成西半球的马埃斯特腊山。”

就这样，切开始总结革命的道路。在回顾古巴革命的基础上，切撰写并出版了《游击战》一书。

在书中，切总结认为：人民的力量可以赢得与政府正规军的战斗；不一定要等到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进行革命，游击队在创建游击中心的同时就会创造出革命的条件；在经济不发达的美洲地区，武装斗争的战场应该在农村和山区。他在书中指出：游击队是人民战斗的先锋队，它的伟大力量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古巴革命的胜利，事实上也确实激发起美洲国家革命者的信心。就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危地马拉、墨西哥、哥伦比亚、阿根廷等美洲国家的革命者纷纷来到古巴。他们既是来取经的，也是来接受训练的。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把古巴作为革命的典范，纷纷与古巴建交，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古巴革命。

与此同时，美国意识到古巴革命的巨大威胁。为了对抗革命，美国为美洲国家提供专门的军事援助，并不断组织专项反革命培训。1961年10月，在阿根廷的高级军事学院，第一期“美洲内部反革命战争课程”正式开班。

切密切关注着美洲各地革命的进程，在他访问亚洲、非洲国家之后，亚非国家的革命也一下子进入他的视野。

在古巴接受培训的一支又一支各个国家的游击队出发了。但是，在美国的干预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其中，包括尼加拉瓜的游击队、阿根廷的游击队、多米尼加的游击队、秘鲁游击队等等。尽管这些游击队失败了，但是，不断扩大的游击战争分散了美国对古巴的压力，而且，美国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此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牵头羊的苏联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苏联在与美国对抗的过程中似乎觉得自己慢慢地处于下风，尤其是在古巴发生导弹危机的时候。

当时，为了防备美国入侵，古巴政府“三巨头”（菲德尔、劳尔、切）同意苏联在古巴本土部署导弹的建议。古巴如果建设成导弹基地，导弹就可以直接打到美国领土，这样，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美国发现了苏联和古巴的意图，立即摆出决战的架势，派出航空母舰和军舰全面封锁古巴，并扬言发动核战争。

正当古巴进行全国总动员的时候，苏联出卖了古巴，同意撤走布置在古巴的全部导弹。

站在菲德尔和切的角度，毫无疑问，苏联在最后关头出卖了古巴；站在苏联的角度，好的一面是避免了一场核战争，坏的一面则是从此不敢与美国进行正面对抗；至于美国，他们觉得在对抗中占据了上风。因为，接下来，苏联提出要与美国“和平共处”，尤其在美洲这样一个美国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更不同意革命的发生，对美洲革命不再支持，甚至开始防范美洲革命的发生。

后来，在非洲发生革命战争的时候，苏联采取听之任之、爱理不理的态度，刚果革命被镇压，革命者被处死，剩余的起义者举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切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必须摆脱对现实压迫的所有恐惧，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想到了危地马拉革命，阿本斯总统是自己勇敢的榜样，但是，正是由于阿本斯总统在关键时刻的软弱才导致了革命的最终失败。为了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格瓦拉看来自己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古巴革命已经成功，作为革命家的切该是离开古巴的时候了。

1964年12月，切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带队参加在美国纽约举办的联合国第十九届大会。

11日，切在大会上进行了精彩的、无所顾忌的演讲。

他向苏联开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坚持认为，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包括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共处。”

对非洲刚果革命的遭遇，切慷慨激昂：“今天，我们用获得了自由的双眼，能够看到昨天我们的殖民地奴隶身份让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在它漂亮的外衣掩盖下的那种狼狈为奸的行为。那些去刚果执行所谓的‘人道’行为的人，那些对手无寸铁的人民横施暴行的惨无人道的野兽，他们配不上‘人’这一称谓。世界上所有自由的人们都应该准备着为刚果罪行报仇雪恨！”

切在演讲中深情表示：“我是古巴人，也是阿根廷人，如果拉丁美洲各位尊敬的先生不介意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绝不比任何人逊色的拉丁美洲爱国主义者。任何时候，只要需要，我甘愿为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而且，绝不因此而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代价、提出任何要求，也绝不剥削任何人。”

在切心中，战斗的号角已经再次吹响。

事实上，早在1955年，刚刚参加菲德尔的革命队伍时，切就对菲德尔说过：“如果革命能够胜利的话，在革命胜利后，请恢复我本人作为革命者的自由。”

在1961年2月就任古巴工业部部长的时候，切又对身边的人说过：“我们就在这里奋斗5年，国家建设好了，我们离开。虽然说那样一来我们长了5岁，不过，那时我们依然能够再打一场游击战。”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甘于平庸的人，他常常说：“如果我像官僚一样坐在办公室成天处理烦琐的公文，我一定会被整死。”

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里，还有一段激动人心的话。切说：“一个透过革命就可以看到的景象，一个可以让世界更美好的希望，一个值得用生命作赌注的梦想，值得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洲的每个战场奋战至死！”

1965年4月，在走遍非洲大陆回到古巴以后，切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阅读思考

①　当格瓦拉的父母希望到哈瓦那看望格瓦拉时，身为银行行长的他却不给父母提供路费，为什么？你觉得他这样做对吗？

②　文章最后说：“在走遍非洲大陆回到古巴以后，切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切真的消失了吗？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