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切！切！切！”

1955年7月初，一个寒冷的雨夜，墨西哥城恩帕兰街49号，玛丽亚·安东尼娅家，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格瓦拉相聚在一起。

对于这次相聚，多少年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妻子是这样评价的：“菲德尔的古巴人激情与格瓦拉的革命思想，像一点星火的火焰与一道强光结合在一起。”

促成这次聚会的是菲德尔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1955年5月，在古巴成立“共产主义活动抑制局”的同时，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竟然“仁慈”地在一次特赦中释放了菲德尔、劳尔兄弟和另外18名袭击蒙卡达兵营的成员。

出狱后一个月，6月12日，“七·二六运动”组织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式成立，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主要领导人。按照菲德尔的指示，劳尔于当月24日飞抵墨西哥筹备推翻独裁统治的下一步武装行动。

也是在玛丽亚·安东尼娅家，通过尼科·洛佩兹的介绍，马克思主义者劳尔·卡斯特罗与埃内斯托·格瓦拉相见恨晚。

至于尼科和埃内斯托在墨西哥城的相见，那却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埃内斯托来到墨西哥后，这个拿着阿根廷医学学位的流浪者，迫于生计，必须苦苦寻找工作。就像在危地马拉一样，埃内斯托在墨西哥同样做过各种工作，比如白天当摄影记者、晚上替人看守，比如到各种医院当志愿者混口饭吃，或者到研究机构搞搞科研。这天，埃内斯托在一家医院坐班，尼科带着朋友过去看病。尼科的朋友是过敏症患者，于是乎就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尼科和埃内斯托拥抱在一起。友谊在刹那间重新点燃。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7月7日抵达墨西哥的。

现在，一阵寒暄过后，满屋子的人正围坐在菲德尔周围。与其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一样，菲德尔永远是聚会的中心。他思维敏捷，讲起话来神采飞扬，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好几个小时。

埃内斯托安静地坐在角落里，他在不断地观察现场的每一个人。他发现，菲德尔的讲话总是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渐渐地，他不再注意其他人了，开始专心致志地倾听菲德尔讲话。

“现在，是掀起革命的时候了！巴蒂斯塔就是一个皮条客，他把我们的国家出卖给美国佬，他让美国海军在我们美丽的关塔那摩海湾巡逻。……看看富饶的甘蔗地吧，它的主人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人；看看穷人和富人的生活差距吧，我们国家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穷困人口，他们的收入有多少？你们信不信，他们的收入仅仅是全国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一。”

菲德尔的语气几乎没有半点停顿，他继续侃侃而谈：

“因此，我们必须恢复1940年的宪法；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配给农民，那些依靠欺骗方式获取的土地，我们要全部没收；那些制糖厂的利润必须重新分配……各位，怎样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一切？只有革命！只有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战斗具体化，而且要细化到每一个环节，分解到每一个步骤。叹息和哭泣永远不属于我们，小伙子们，行动起来吧！明年，我们一定要重回古巴；明年，我们将和我们的人民一起战斗！……”

菲德尔还在继续描绘未来的战斗。他的激情和信心感染着每一个人，也感动着埃内斯托。通过危地马拉的经历，埃内斯托相信，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想起中国的毛泽东说过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么拿起武器，成为参与者，要么，在拉丁美洲成为拉丁美洲人的拉丁美洲时，自己就只能是旁观者、局外人。埃内斯托已经在暗下决心。

晚饭过后，聚会的古巴人陆续离去。为了进一步深谈，劳尔、菲德尔、埃内斯托三个人走到街道拐角处的一家餐馆里。关上大门，话题重新开始。

菲德尔已经发现，埃内斯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倾听者。他非常好奇：“嘿，切！你这个阿根廷医生怎么干起了摄影的行当？”

埃内斯托笑了笑：“摄影也是一门工作啊。不过，”他话题一转，“现在，你来了，我可以不再上街拉人照相了。”

随后，埃内斯托开始向菲德尔详细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分析危地马拉革命失败的原因，探讨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申诉美国对美洲国家的经济掠夺和欺压，寻求下一步革命的方向。

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对方的观点与自己如此接近，心心相通的感觉让他们兴奋不已。菲德尔向埃内斯托敞开胸怀，他开始剖析袭击蒙卡达兵营失败的教训，阐述自己在墨西哥缔造一支远征军并在古巴防守森严的海岸线实现登陆的战略构想……

灯光映照着三个年轻人：29岁的菲德尔时而站起身，他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坚定的神色，双目炯炯有神；27岁的埃内斯托总是坐着，忧郁的眼睛开始闪闪发亮；劳尔比哥哥小五岁，他总是坦然地看着自己的兄长，等待着兄长发号施令。

就这样，聚会一直持续到下半夜。菲德尔邀请埃内斯托参加他的远征军，他恳切地邀请埃内斯托：“切，我的远征军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医生，更为重要的是，你是比我先进的革命者，你应该成为我们的政治思想委员。”

其实，此时的埃内斯托，在看过了太多美洲人的遭遇，经历了危地马拉的失败之后，不需要任何人的鼓励，只要是反对独裁统治的革命，他都会参加。因而，在菲德尔准备的远征军花名册上，埃内斯托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对于这次聚会，埃内斯托在日记中写道：“认识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聪明，自信，胆量非凡。我觉得，我和他惺惺相惜。”

伊尔达·加德亚这时候已经来到墨西哥而且同埃内斯托住在一起了。埃内斯托回到家里，兴奋地告诉伊尔达：“这个菲德尔，我同他完全一致。他要搞革命，为他这样的人我将全力相助，全力以赴。”

从这一刻起，埃内斯托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现在，他不再是埃内斯托了，古巴人都叫他“切”。“切”这个词，在阿根廷西北部的瓜拉尼语中，意思是“我的”；在智利土著语言中，意思是“男人”。这个词语在南美洲的很多地区被广泛使用，既用于相互打招呼，比如“喂”、“小伙子”、“朋友”等等，又用来提醒某人或者表示惊讶，比如“不可能！”、“怎么样？”。埃内斯托喜欢说“切”，不过，与古巴人在一起，他已经习惯于被叫着“切”。“切”这个名字，在未来的岁月里，将给他带来无上的荣光。

为了打回古巴而进行的军事训练就要开始了。菲德尔请古巴游击战专家阿尔贝托·巴约将军当军事教官。巴约将军身材矮小，独眼，性情暴躁，训练严酷。切，以及那些陆续来到墨西哥的古巴人，将接受巴约将军的检验。

军事训练必须有比较正规的营地。菲德尔把落实营地这个任务交给了切。

在墨西哥城外30英里的查尔科区，他们找到了一处农场——圣罗莎庄园。庄园很大，四周围着高高的石墙，各处还设有警卫用的塔楼。但问题是：庄园的主人要价25万美元，这是菲德尔无论如何也不能承受的。

怎么办？

切想出来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操着外国口音，把自己装扮成富有的“萨尔瓦多上校”，告诉庄园主，他计划在这个国家购买一个大型农场。装模作样地在庄园里走了一圈之后，他对庄园主说：“你这个地方还可以，就是各种设施太陈旧了，必须进行修缮。”他提出条件：“我可以购买这个庄园，但是，在达到购买标准之前，需要由我带来的几十名萨尔瓦多工人施工修缮。”反复沟通过后，庄园主同意了，答应在修缮期间，只是象征性收取一点点租金。

当然，事实上，所谓“几十名萨尔瓦多工人”，其实就是接受训练的远征军战士，未来的游击战士。

军事训练是从1956年初开始的。

训练营的生活艰苦而枯燥，为了能够适应今后的战斗，巴约将军总是在不断增加训练的强度，经常冲着战士们大喊大叫：“别像个女人一样！往前冲，死猪！”

每天的训练结束，古巴人都会发现，他们的医生，那个叫“切”的外国佬，总是不洗澡，浑身上下邋里邋遢的。切笑着告诉他们：“如果在山区打仗，我们大家还能洗澡吗？还有条件换衣服吗？”

邋遢的切在训练时确是最投入、最恪守纪律的，他从来不知疲倦，很快成为训练营里为数不多的神枪手。在巴约将军组织的训练科目考核中，切全部通过。

严厉的巴约将军向菲德尔评价说：“切是我最好的学生，是所有人当中最棒的游击队员。”

不顾部分古巴人的不满，1956年4月，鉴于切的出色能力，菲德尔任命切担任训练营的人事主管。

在军事训练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同时，菲德尔四处奔波，在古巴、墨西哥、美国等地组建地下秘密网络，协调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各派力量，四处筹款，购买武器。

在菲德尔的领导下，打回古巴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铺开。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巴蒂斯塔和美国中情局的密探盯上了他们。

1956年6月，就在切度过28岁生日后的一段时间里，墨西哥警方以勾结共产党人、密谋刺杀巴蒂斯塔的罪名对他们实施逮捕。为了保存实力，菲德尔没有组织反抗，并公开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所谓联系。被捕的人中，只有切公开承认信仰共产主义。

监狱外，没有被捕的劳尔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组建辩护律师团，贿赂墨西哥高层政府官员；监狱内，被捕的人通过绝食、请愿等方式展开斗争。到8月中旬，被捕的人陆陆续续地释放出来，打回古巴的准备工作被迫转入地下，训练营地也被迫转移到更偏远地方。形势急转直下，时间越来越紧迫。

菲德尔开始没日没夜超负荷地工作。切一边在秘密训练营组织并接受训练，一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伊尔达则带着切几个月的女儿时常偷偷跑过来看望切。

终于，菲德尔落实了资金、后勤、运输，古巴国内的接应准备工作也基本到位，是时候打回古巴了。

1956年11月2日，菲德尔在墨西哥《警觉报》发表谈话。他向所有人宣布：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古巴。墨西哥当局紧接着向菲德尔下达了驱逐令。古巴的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即将开始。

11月23日，菲德尔用密码通知古巴国内11月30日发动起义，接应他们在古巴东面的奥连特省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同一天，远征军的成员开始陆续向墨西哥图克斯潘港以南的小镇波索里科集结。

1956年11月25日凌晨两点，切和远征军队员登上了一艘名叫“格拉玛号”的白色木制游艇。“格拉玛号”全长38英尺，平常只能搭载25名乘客，是菲德尔10月购买以后刚刚修理完毕的。这艘机动快艇根本不适合航海，从图克斯潘港出发经墨西哥湾到预定登陆地点，正常的航行时间在五天左右。事实上，此时，“格拉玛号”上的远征军队伍共计82人，还装载了食物和武器。

就这样，船上灯火熄灭，解缆，开船，“格拉玛号”离开岸边，顺流而下，驶进黑暗，驶向古巴。

埃内斯托，不，是“切”，一个外国人，就这样挤在“格拉玛号”上匆匆离开墨西哥，他追随菲德尔的脚步，即将艰难地踏上古巴的领土。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曾经有82名学生试图在“格拉玛号”上同时坐下，却怎么也办不到。切和他的战友们在完成一件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菲德尔带领远征军已经出发，巴蒂斯塔政府的参谋部还在讨论远征军成功登陆的可能性，甚至有人认为那只是精心编造的谣言。不过，从墨西哥传来了准确的情报，在远征军可能登陆的大片区域内，巴蒂斯塔的部队已经埋伏在那里。

为了策应登陆，11月30日，古巴岛内的“七·二六运动”组织在圣地亚哥发动工人罢工，组织起义人员袭击当地军火库，占领军事据点。但是，远征军没有赶到，至12月2日，岛内的起义宣告失败。

在海岸线上接应远征军的人员按照约定的时间空等了两天，12月1日晚，他们带着绝望的心情撤走了。

乘坐“格拉玛号”的远征军什么都不知道，仍然在大海上苦苦挣扎。天气恶劣，头顶狂风暴雨，脚踏翻滚的巨浪，“格拉玛号”就像一叶扁舟随时面临着被大海吞噬的灭顶之灾。

最苦的当然是船上的远征战士了：这种情况下不晕船是不可能的，很快，有人就开始头晕目眩，紧接着，有人开始呕吐，然后，有人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大喊大叫。但是，很多局外人预料之中的惨剧并没有发生，“格拉玛号”上不时传出激昂的歌声。那是队员们在唱古巴国歌！歌声激励着大家与恶劣的大自然拼死搏斗，歌声激发着每一名队员最大的忍耐潜力。

不过，无论忍耐力有多强，混乱现象一定在所难免。

正在咬紧牙关的当口，有人发现小船似乎进水了，船舱里的水越积越多。菲德尔立即命令用水泵抽水。可是，船舱里的水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小船下沉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减轻船体的负载，菲德尔再次发出命令，叫大家把一些食物和沉重的装备扔向大海。

古巴海岸线上有1000多个小岛。这时，有人发现附近正好出现了一个小岛，切建议干脆跳海，游到附近的小岛上。

有人猛吸一口气正准备跳海，一位远征队员大声喊：“不对，不能跳，我知道原因了。”醒悟过来的这个人三步两步往船头跳过去，果然是救火用的水龙头不知什么原因被打开了：船的一头从海里抽水上来，船的另一头又从船里往外抽水。

虚惊一场，人们刚刚平静下来，又猛然想起：吃的东西没有了，慌乱中都扔了。这下子又增加了饿肚子的痛苦。

原定五天的行程实际上用了七天。燃料就要用完了，淡水早就没有了，已经饿了两天肚子，如果还不能实现登陆，那么，他们还来不及放上一枪一弹，就可能消失在大海上，或者被巡逻的政府军快艇直接抓获。

现在是12月2日黎明时分，天蒙蒙亮，曙光已经若隐若现。终于看见海岸线了！那里是不是计划中的登陆地点？没有人能够肯定。远处隐隐传来巡逻快艇的声音，没有犹豫的时间了，菲德尔下令：“全速冲向海滩，准备登陆！”紧接着，菲德尔宣布：“登陆成功以后，所有人必须向东，朝着马埃斯特腊山主峰图尔基诺峰挺进。那里是我们的会合地点。”

确实，这里不是预定的登陆地点。

菲德尔第一个从船上往下跳，一下子陷进厚厚的淤泥里，费好大的劲才能把脚拔出来。切看着队员们头顶枪支陷在泥中的样子，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不是登陆，倒像是一次海上遇难。”他是最后一个下船的，他目测了一下，从脚下的这片沼泽地到后面植物茂密的地方，大约有500米。

500米的距离，队员们竟然用了一个小时！

刚刚躲进岸边的红树林，天上竟然出现了飞机，密集的子弹向树林里扫射。原来，巡逻艇在远征军登陆时已经发现了他们，立刻把这一消息通报给陆地上的驻军。

一面躲着天上的飞机，一面在满地淤泥的树林里穿行。过了几个小时，他们终于爬出了红树林。按照事前计划，登陆后，部队立即分成了几组，朝着预定的集合地点前进。

很快，切发现，大家迷路了。尽管脚下已经是坚实的土地，但前进的方向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这一天，他们只好一直躲着，没吃一口饭。天黑以后，队伍往前行进，终于遇到一个农民，才又重新确定方向。来到一片甘蔗地以后，队员们再也忍不住了，全部躺倒在甘蔗地里。当然，在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始终有人在吃甘蔗，地上留下了很多甘蔗渣。切忧心忡忡，他担心政府军会因此而发现队伍行动的痕迹。

12月5日下午5点左右，已经累得奄奄一息的队员们正在一处甘蔗地里休息。政府军的飞机再次出现在队员们的头顶，地面巡逻队也搜索着向他们逼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向不远处的树林飞奔。

切刚迈开脚步，猛然发现，地上有一箱子弹没人扛。这时，切几乎是下意识地扔下手中的医疗设备，一下子抱起子弹箱。切的身边全是呼救声，他顾不了那么多，一个劲儿准备跑。

没跑几步，切猛然听到身边有人大叫了一声，紧接着传来摔倒的声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切觉得自己颈部中弹了。他用手一摸，手上全是鲜血。

“完了”，切一下子瘫坐在地，“我就要死了。”切叹着气，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我就这样死了吗？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死得难看吗？”切脑海里竟然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小说《生火》里讲述的，故事的主人翁靠着一棵树体面地冻死了。

切茫然地看了一下身边，一名队员躺在不远处，鲜血正从嘴里、鼻子里和胸口往外流。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让切难受至极，他朝着山的方向开了一枪。

炮火声音小了一些，切听到一个声音在喊：“同志们，我们往东走！”紧接着，这个声音出现在切的耳边：“切，爬起来，拿起枪，赶紧跟着我们走！”

切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扛起子弹箱跟了上去。

1956年12月5日，就是这一天，切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他颈部是被跳弹擦伤的。子弹先打中子弹箱，然后弹起来打中了切。在医生和战士之间，切丢下医疗设备，扛起了子弹箱。这是战士的标志！

12月21日，在马埃斯特腊山的一座咖啡园里，登陆的队伍终于会合。菲德尔和劳尔都还活着，尼科·洛佩兹已经死了。从“格拉玛号”下来的82名队员，如今，只剩下17人，武器只剩下9件。

菲德尔把筋疲力尽的队员们聚在一起，郑重宣布：“事实上，我们胜利了！我们还活着，登陆成功了！我们已经走出了最为艰难的第一步，我有充足的信心带领大家走向最后的胜利！”不久，无比自信的菲德尔把队伍分成四个小组，并且任命了7名军官；不过，切依然只是一名军医。菲德尔坚信，他的军官们都能带出自己的队伍。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开始了。远征军回到自己的国土，叫起义军、叫游击队了。

阻击菲德尔登陆似乎取得胜利，巴蒂斯塔政府在全国各地大肆渲染：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所谓远征军已经在古巴最南端的洛斯卡约洛斯被消灭，菲德尔已经被击毙。

为了让家里人放心，切写信告诉母亲：“我很好，丢了两条命，我还剩下五条。”

巴蒂斯塔政府没有想到，就在菲德尔宣布登陆胜利三个星期后，1957年1月中旬，菲德尔带领十几个人的队伍成功袭击了距离海岸不远处的拉普拉塔军事哨所。而且，菲德尔的起义军在拿下哨所过程中无人受伤，还缴获了8支步枪、一挺机枪、1000发子弹。当然，菲德尔随后带着队伍回到了丛林中。

通过拉普拉塔军事哨所战斗的胜利，起义军走出了登陆的阴影，并向古巴人民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队伍还在，菲德尔还活着，正在指挥着起义队伍进行游击战！

“七·二六运动”组织在菲德尔起义前进行的准备工作开始发挥作用。慢慢地，起义队伍的人员得到了补充，武器和粮食也从平原地带向起义队伍运送。菲德尔发挥出超人的领导能力，想尽办法联络并团结古巴岛上各个反对派，形成遍布全国的地下网络组织。他甚至邀请《纽约时报》记者到起义军的营地采访，增加起义的国际影响力。

1957年5月，菲德尔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到130多人，而且每个人都有武器。切得到了一挺机枪，四个小伙子成为切的助手，帮助他操作和携带机枪。

5月28日，菲德尔带领起义军攻击艾尔乌维罗要塞。要塞里有60名政府军官兵。战斗中，切反应敏捷，进攻命令下达几秒钟后切就带领他的小伙子迅速攻击前进。在几个方向的夹击下，要塞里的士兵投降了。切在日记中记录道：“我方有6位同志牺牲，15位同志失去战斗力。对方14人被击毙，19人受伤，14人被俘，其余人员逃跑。”

战斗结束，切开始救治伤员。他先给要塞的军医包扎伤口，然后，两个人一起给其他受伤的人处理伤口。对待伤员，切只把自己当做一名医生，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对手，他始终一视同仁。

接下来的任务对切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菲德尔带着起义军撤退了，切必须把全部伤员转移到安全地点，而且，还要把缴获的武器带走。没有办法，切只好把大部分武器藏起来，带领所有伤员缓慢地走向树林。

伤员在前面相互搀扶着行进，切走在队伍的最后，忙着消除前进的痕迹。实在不能消除的时候，切尽可能把痕迹处理成相反方向。

行动越来越困难，终于，他们等到了游击队联络员戴维。切交给戴维简单的任务，叫他出去购买吃的。戴维准时买了回来，然后，切交给戴维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对外联络、寻找药品。就这样，戴维成为切转移伤员的得力助手。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切带领所有伤员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农场，他一面专心致志地给伤员们治伤，一面同他们谈心。农场里的农民看到切带领的这支队伍，既感到惊讶，又被他们同志间的亲切关系所感动。渐渐地，伤员们开始陆续恢复，一些农民开始加入他们的队伍。于是，切决定向山区进发，和菲德尔会合。

7月17日，切带领着一支35名战士的队伍回到了起义军的营地。切不但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而且增加了起义队伍的力量。切这个阿根廷人在菲德尔的心中有了更重要的位置。

这时，菲德尔带领的起义军已经发展到200人，菲德尔觉得必须把队伍分成不同的纵队了。他让切领导自己带回来的队伍，并把另外一些人员划归到切的队伍里。他要赋予战斗勇敢、意志坚韧的切更大的责任和更重要的任务。这样，切的队伍发展到75人了。

1957年7月21日，在一封送往城市的问候信上，菲德尔指着上面的一个地方，他对切说：“你在这上面签上‘司令’。”

切一看，上面不是明明写着“游击队第二纵队”吗？自己成了司令官啦？他将信将疑地看着菲德尔。

“不错。从现在开始，切，你就是第二纵队的少校司令官。第一纵队由我指挥。”菲德尔笑着拍打切的肩膀。

那一刻，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他，一个外国人，竟然获得古巴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古巴起义军的第一个少校司令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二个少校司令官竟然就是自己！

就在切·格瓦拉司令内心激动不已的时候，菲德尔再次开口：“格瓦拉司令，你现在要独立指挥了。记住，每周都要派信使和我联络。”然后，他把一枚少校级的金星别在切的贝雷帽上。

遵照菲德尔的部署，切把队伍拉了出去。他把纵队总部设在欧姆布里托山谷，建立起自己的游击队基地。在基地里，切建起了养猪场，修建简单的军队医院，还有制鞋厂、马具厂。同时，利用一台老式油印机，切开办起游击队自己的报纸——《自由古巴》报，并亲自撰稿。切的行动得到菲德尔的高度肯定，其他队伍也纷纷效仿切的做法，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四处开花，游击队的地盘逐步壮大。

但是，在每一次战斗中，切依然身先士卒，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全。为此，1957年12月，切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后，菲德尔专门派信使告诉切：“你自己不要参加战斗，这是我给你的一道严格命令。指挥好你的人马，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在菲德尔的协调和指挥下，古巴反对巴蒂斯塔的各个派别都动员起来了。虽然也有争议和分歧，但全国上下都在期待着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1958年3月，菲德尔号召全国各地实行总罢工，准备进行全面战争。4月9日，总罢工失败；5月，巴蒂斯塔对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起义军进行全面围攻。经过持续76天的战斗，巴蒂斯塔的进攻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对巴蒂斯塔失去了信心，甚至准备通过军事政变寻找合适人选代替巴蒂斯塔。

经过总罢工和抵抗巴蒂斯塔的围攻，起义军已经到了打出山区向全国挺进的时候了。

1958年8月，菲德尔命令起义军分多路纵队全面出击。切的任务是带领自己的纵队（现在叫第八纵队了）摆脱巴蒂斯塔武装部队的围堵，由东到西，冲向平原，攻占圣克拉拉城，最终挺进古巴首都哈瓦那。

看看现在的切·格瓦拉司令：满脸胡须，眼神专注而迷人，他头上的贝雷帽始终别着那枚象征少校级别的小金星，古巴雪茄成为他的最爱（据说可以缓解哮喘，再说，他在古巴也不容易找到自己最喜欢喝的马黛茶），口袋里总是装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图书，总是肩上挎着步枪、腰带上别着手枪，脚上永远穿着靴子，还打着绑腿。这个人不像一个司令官，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战斗的普通士兵。

1958年8月28日傍晚，切率领第八纵队出发了。这支部队一共只有148个人。后来，人们说，那是148个大胡子降临人间。

在接下来的几十天时间里，这支队伍穿过了半个古巴，徒步行走600多公里。

一路上，先是与世隔绝的热带丛林，后是暴雨倾盆的平原沼泽；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蚊虫不断叮咬他们，巴蒂斯塔的军队不时地骚扰他们。

在哈勃沃河，人们看到，一群人正在渡河，切在前面开道，一只手划着水面，一只手举着行囊和武器，他身后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同样的动作。等到上岸的时候，人们发现，这群人根本就没有鞋穿。

在毫无遮挡的沼泽地带，有一个人，一会儿在不断辱骂着，过了一会儿又开始恳求大家，他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他在指挥一群随时可能崩溃的男人艰难前行。

在无人的夜晚，还是这群人，没有一个人说话，埋着头，都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往前行走。最前面的那个人，呼哧呼哧地大口吸气，却又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走在后面的人都知道，前面那个人的哮喘病发作了。

如果这不是历史事实，没有人会相信，就是这样一群人，居然打下了一个又一个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军事要塞，在1958年12月27日，他们居然开始攻打古巴第四大城市——圣克拉拉城。

圣克拉拉城有15万居民，是古巴中部的交通枢纽。攻下圣克拉拉城，首都哈瓦那就近在眼前了。

城市里本来有1000多名守军，巴蒂斯塔依然担心守不住，他又派来2000多名士兵防守。更为重要的是，巴蒂斯塔从哈瓦那派出一辆装甲列车。列车由两辆机车和19节车厢组成，车上既有各种通信设备和充足的弹药，更有14挺机枪和4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

这时候，在古巴全国各地，起义军和反对派一起并肩战斗，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老百姓被彻底动员起来了。山里来的游击队已经成为老百姓崇拜的对象。

切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取得圣克拉拉战役的胜利，就必须防止政府军队开出兵营，确保装甲列车原地不动，而且，还要把城市里的居民动员起来。政府军的士兵其实是不愿意为巴蒂斯塔卖命的，切利用了这一点。

12月28日清晨，就在巴蒂斯塔从哈瓦那派过来的空军进行扫射和轰炸的时候，切指挥部队控制了城外的公路，让守军认为已经无路可逃。紧接着，切迅速进入市区，在圣克拉拉大学设置临时指挥部，到广播站发表讲话，号召全体市民行动起来，共同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与此同时，他命令部下把街上看到的所有车辆集中起来，设置街垒，防止守军的坦克往外冲。随后，他亲自带领一队人马，将装甲列车后退道路上的铁轨拆掉，并用拖拉机拖走。

政府守军一直不敢主动出击，龟缩在各处要塞和防御工事里，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进攻初期，切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市民已经动员起来，政府守军已经被包围在各个堡垒和工事里，但他们的力量依然还在。

战斗在继续。30日下午，装甲列车的守军终于开始向列车车厢内退缩，游击队员立即把准备好的汽油燃烧弹投向列车车厢下面。车厢里的温度逐渐升高，列车变成了烤箱。这时候，列车的指挥官命令列车全速后退。列车离开车站三公里，地面没有轨道了，列车立即翻倒在地，被紧紧包围的装甲列车再也动弹不得。在燃烧弹、炸弹的夹攻之下，列车里的士兵再也受不了了。黄昏的时候，装甲列车投降了。

装甲列车的投降是对其他守军的严重打击。尽管头发蓬乱、疲惫不堪的切始终在指挥战斗，但他知道，胜利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后的战斗没有什么悬念了。几天时间里，切的纵队打败了圣克拉拉城3000多名政府的正规军，游击队员一共牺牲了6人。

圣克拉拉城被攻克，巴蒂斯塔知道自己大势已去。1959年1月1日凌晨三点，巴蒂斯塔带着几十名亲信，乘坐飞机逃离古巴。

1月1日，从此被确定为古巴国庆日、革命胜利纪念日。

1月4日凌晨，切比另外一支纵队晚一天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进入首都的时候，切衣衫褴褛，满身疲惫，胡子拉碴的，一身臭熏熏的，但目光坚定，面带笑容。陪伴在切身边的，是他在战火纷飞中结识的革命伴侣阿莱达·马奇。

1月7日，切迎接菲德尔·卡斯特罗到首都。菲德尔和切站在坦克上，周围狂热的人群在不断欢呼。

从此，切走到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切、切、切”这样的欢呼声。

同一天，美国政府承认了古巴新政府。1月10日，苏联也承认了古巴新政府。

1月9日，切的父母和弟弟妹妹被人用飞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到哈瓦那。两个星期后，伊尔达和女儿也来到了哈瓦那。不同的是，父母和弟弟妹妹不久就回国去了，他们不再担心切，因为，在他们心中，切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女儿留在了切的身边，伊尔达呢？她很伤心，因为，切将会和她离婚，切的后一个妻子就是与他同时进入哈瓦那的阿莱达·马奇。

在古巴，在哈瓦那，切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一小群勇敢的、得到人民支持和不怕死的人，可以压倒一支正规军。把切引向荣耀之路的，是这种认识；遗憾的是，把切引向死亡之路的，也是这种认识。当然，那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现在的切，他将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

阅读思考

①　菲德尔为什么邀请埃内斯托参加他的远征军？

②　埃内斯托本是一名医生，但当他看到一箱子弹没人扛时，他却扔下医疗设备抱起了子弹箱，这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