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位美洲士兵从此出征了”

1953年7月7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南极洲气流影响，气温下降得极快，人们纷纷穿上了棉衣，戴上了围脖。

在贝尔格拉诺火车站，一辆开往邻国玻利维亚的火车即将出发。

火车二等车厢的某个窗口旁，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和卡洛斯·卡利卡·费雷尔端坐着。卡利卡在东张西望，眼神里满是兴奋，在焦急地期待着火车赶紧启动。为了和埃内斯托一道出国旅行，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办理了退学手续，想象着来一次全球浪漫之旅。可惜，旅行的费用确实有限，在伸手向身边的所有人借钱之后，两个人的总路费也只有区区数百美元。

埃内斯托似乎总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儿，神情有些木讷，车窗外的喊叫声没有过多地吸引他。

事实上，就在车窗外的站台上，一大群人围在那里，既有亲戚朋友，更有埃内斯托最可爱的弟弟妹妹和最敬爱的母亲。

母亲站着一言不发，一位年轻女子搀着她的手臂。年轻女子是埃内斯托的弟弟罗伯托的未婚妻。突然，母亲好像意识到什么，一下子抓住年轻女子的手，喃喃自语：“我永远失去他了，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埃内斯托了。”

火车缓缓启动，母亲猛然回过神来，一个人从人群中跑了出来，沿着站台，挥着一条手帕，跑啊，跑啊……

隐隐约约的，一个声音从火车里传过来。“一个美洲士兵从此出征了。”那是埃内斯托的声音，他对着车窗大声喊。不过，火车已经驶离站台，听到的人总有些似信非信。

25岁的埃内斯托从此永远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在离开之前，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取得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没有人想到埃内斯托会在这种时候离开祖国，因为，在已经过去的近一年时间里，埃内斯托的一言一行都显得中规中矩，而且，那真是一个多么勤奋的学生啊。

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4月，埃内斯托需要通过15门学科的考试。每一天，埃内斯托复习课本和学习笔记的时间超过十四个小时。他总是躲在父亲的工作室或者亲戚家中，全力以赴地备考。最好的大学同学蒂塔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为他准备各种测试题，寻找复习资料，共同讨论。忙于学习的埃内斯托让身边的所有人都相信，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埃内斯托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或者医学专家。

为了通过考试，埃内斯托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在第二门考试进行前，埃内斯托在做实验时被感染了。病情非常严重，发着高烧，只能卧床休息，医护人员一直守候在他身边。几天后的清晨六点，埃内斯托起床了，穿上衣服就想出门。家里人都急了，但没人能够拦住他。他说，他必须参加当天上午八点的考试，只要没有倒下，他就没有理由不坚持参加。他可不愿意有任何一门功课拖到来年再考。

就这样，1952年10月，埃内斯托通过了一门学科的考试；11月，通过了三门学科；12月则是十门；1953年4月通过了最后一门。

在等待拿到博士学位的这段时间里，埃内斯托尽可能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皮萨尼医生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全心全意地为过敏症患者服务，帮助过敏症患者隔绝过敏源，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皮萨尼医生进行的医学试验中。在皮萨尼医生发表医学研究成果时，署名上出现了埃内斯托的名字。

就在埃内斯托潜心研究过敏症的时候，按照阿根廷国家兵役制规定，他过了缓征期，必须到征兵委员会报到。不管是出于对贝隆政府的失望，还是出于对未来的期盼，埃内斯托都不愿意服兵役。在体检的头一天，他用冰冷的水洗淋浴，想尽办法引起哮喘病发作。结果，体检的人宣布，埃内斯托身体不合格。

1953年6月12日，埃内斯托拿到了博士学位。14日，家人和朋友为他庆祝25岁生日。

就在一家人兴高采烈地祝贺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祝福他生日快乐时，埃内斯托宣布：“我将离开阿根廷，我要去委内瑞拉和阿尔贝托会合，我的工作对象将是麻风病人。我希望你们为此而祝福我！”同时，他宣布，在正式工作以前，他将和小时候的伙伴卡利卡一起出国旅行一段时间。

一家人沉默了。父亲找来皮萨尼医生。皮萨尼医生苦口婆心地劝说埃内斯托，他希望埃内斯托能够留在自己的诊所里，同他一起继续进行研究工作，而且，工作的报酬高于普通的过敏症研究人员。可惜，心意已决的埃内斯托只是委婉地说了一通感谢的话。

1953年7月11日，埃内斯托和卡利卡终于来到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拉巴斯海拔36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首都。整个城市坐落在天然形成的火山口，依山而建，城市的边缘就是火山口的边缘线。夜晚，这座山城分外迷人，各色人种在这里出没，酒吧里人声鼎沸，闹市区灯火辉煌。如果这时候站在伊利马尼高坡上俯瞰，人们就会发现城市的灯光重重叠叠的，就像高楼大厦一样，极为壮观。白天，在市区眺望伊利马尼山，人们又会发现：山上白雪皑皑，山腰林木葱葱，山麓田野青翠。

不过，美景似乎都是虚幻的。埃内斯托和卡利卡的热情很快就被消磨殆尽。

就在上一年，玻利维亚爆发了土著农民起义，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政权，整个国家笼罩在热火朝天的改革氛围之中。现在，看着民兵挎着冲锋枪在街头巡逻，矿工们则不时地上街游行，埃内斯托异常兴奋。本来，埃内斯托选择来到玻利维亚，就是因为他从内心里相信玻利维亚为美洲国家树立了榜样，它与自己的祖国不一样，这个国家似乎把人民武装起来了。

但是，就在埃内斯托和卡利卡去拜访农民事务部部长准备在玻利维亚获取一份工作的时候，两个人惊呆了。

在农民事务部办事大厅，一群等候分配土地的农民，也就是土著人，守候在那里，一身脏兮兮的。这一点，埃内斯托并不感到惊奇，在上一次旅行中，他已经习惯于和土著人待在一起。令人惊讶的是，一位政府官员走来走去的，正在用滴滴涕给土著人消毒，目的是消除农民身上的虱子，以免这些虱子跳到部长身上。

埃内斯托愤怒了。他认为，这是在侮辱土著人，而且，这也不解决任何根本问题，虱子只是短暂地消失而已。

见到部长时，埃内斯托已经忘了找工作的事情，他责问：“为什么要往人身上喷洒滴滴涕？人就是人，不管他是否穷困，是否脏乱，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部长平静地说：“这些印第安人啊，他们还没有学会使用肥皂。你还不知道，他们习惯于随处大小便。小孩子拉屎了，当母亲的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衣服给孩子擦屁股，然后就跟没事儿一样，继续干活儿甚至吃饭。”

埃内斯托对玻利维亚失望了。在日记里，埃内斯托不断地思考：“如果不能让土著人摆脱精神隔绝状态，如果不能触动他们心灵的最深处，彻头彻尾地感动他们，把人的地位还给他们，那么，这场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办不到这些，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晚上，在酒吧里喝酒，埃内斯托遇到了一群阿根廷人。这些人，由于贝隆政府的统治，陆陆续续逃难来到这里。其中，律师卡尔多·罗乔和埃内斯托相见甚欢，他建议埃内斯托去危地马拉看看，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某些让人心有所属的东西。埃内斯托不置可否，他计划着，要离开拉巴斯去伊利马尼山后面的钨矿看看。

凭着医学博士的身份，在当地医疗中心医生的帮助下，不久，埃内斯托和卡利卡穿着靴子、头上戴着彩色塑料头盔、脸上遮着面具，就像矿工一样，出现在矿山上。与智利丘基卡马塔铜矿看到的一样，没日没夜劳作的矿工只能勉强填饱自己的肚子，几乎所有矿工的身体都被恶劣的生存条件糟蹋了。一开始，埃内斯托还感到奇怪：怎么矿工都是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询问后才知道，在这里，矿工们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埃内斯托还看到，就在矿工们居住的茅草屋后面的山坡上，钨矿管理当局架设着机枪，那是专门用来镇压反抗的矿工的。

尽管玻利维亚已经把矿山收归国有，埃内斯托依然悲哀地想到：如果美国始终控制着矿石的出口，玻利维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但是，玻利维亚当局为了防止和美国对抗，已经同美国签订了协议。协议也许部分地保护了玻利维亚的改革成果，却让埃内斯托觉得就像吃了一只苍蝇。

就像一粒兰花种子，埃内斯托来到玻利维亚，原本以为可以找到落地生根的地方。现在，一切都让埃内斯托忍不住对自己说，“离开这里吧”。尽管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向何处，但旅行本身毕竟就是一件吸引人的事情。

埃内斯托对印第安文化的热衷和对土著居民的同情，使他决定，暂时不随同卡尔多·罗乔去危地马拉。在去危地马拉之前，他要再次到库斯科看看，到马丘比丘走走。

卡利卡当然没有反对意见，而且，阿尔贝托也决定到库斯科与他们见面。

这一次，在找寻印第安人失落的世界时，埃内斯托惊叹不已。他发现，库斯科和马丘比丘的一切都是令人伤心的，无数的古代珍宝都早已被洗劫一空，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已经被人为地夺走了。他愤怒地在文章里申诉：“人们可以到哪里瞻仰或者研究这座印加城市的珍宝呢？答案很明显：在美国的博物馆里。”

老朋友相见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卡利卡总在抱怨着库斯科街上难闻的牛马粪便的气息，总在心疼自己弄脏了的鞋子。于是，很快，几位好朋友分道扬镳了：阿尔贝托回委内瑞拉去了，不久，卡利卡也去了委内瑞拉；埃内斯托呢，他和一位新近结识的朋友一道，决定去危地马拉。

一路上，口袋里没有钱，又不知道自己今后到底会走向何方，心情郁闷，埃内斯托的哮喘病不时地发作。与其说是旅行，不如说是流浪，路上看到的每一幕都让埃内斯托对将来有了更深的认识。在经过一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管辖区时，埃内斯托确信，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是多么可怕，资本家是多么可恨，他们占有着茂盛的土地，而曾经的土地拥有者要么只能在资本家的土地上卖命地工作，要么就只能四处流浪。

在写给舅妈的信中，埃内斯托说：“我在一幅年迈的、人们哀悼的斯大林同志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前，我绝不停歇。在危地马拉，我将完善自我，获得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所需要的养分。”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侄子，铁打钢铸般健康而又饥肠辘辘的、对社会主义未来满怀信心的侄子拥抱你！再见，猪猡敬上”。

1953年12月23日，埃内斯托到达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市。

在危地马拉，埃内斯托痛恨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产业，已经被哈科沃·阿本斯政府依据土地改革法令收归国有，土地则分给了农民。哈科沃·阿本斯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此之前，危地马拉百分之二点二的人口拥有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但是，土地改革法触犯了美国势力和国内保守派的利益，此时的危地马拉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中央情报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胜利行动”的计划，阴谋推翻阿本斯政府。危地马拉前陆军上校卡斯蒂洛·阿马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选中，在尼加拉瓜组织了一股叛乱军队，正在接受武装训练。

不过，埃内斯托顾不了这么多，他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他的第一任务是要生存下去。因而，他开始四处找工作。

为了糊口，埃内斯托当过搬运工，干过油漆工，贩卖过耶稣像，在大街上拉客拍照。他本来想当医生的，而且，危地马拉的病人太多而医生又特别少，但是，除非他回到医学院再学习一年，而且要自愿加入危地马拉的党组织，否则，他的阿根廷医学学位在危地马拉根本不会得到承认。从自己的医学专业出发，埃内斯托最多也就是到各种实验室里帮帮忙，而且，多数实验室都是没有薪水的。

就在埃内斯托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同时，卡尔多·罗乔也在想方设法帮助他。罗乔介绍了很多朋友给埃内斯托，希望埃内斯托从中寻找工作的机会。

伊尔达·加德亚就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到埃内斯托的生活中的。

伊尔达·加德亚，秘鲁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成员，流亡到危地马拉后供职于阿本斯政府。伊尔达比埃内斯托大三岁，她身材娇小，胖乎乎的，长相与标准的印第安人一样。

一开始，伊尔达觉得埃内斯托这个阿根廷年轻人有些自以为是，说话做事不太顾及其他人的颜面，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罗乔把她介绍给埃内斯托时，她对埃内斯托印象不好；埃内斯托呢，几乎没有更多地注意到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伊尔达，他只想着找工作，见到任何人都会问：“你能不能给我寻找一份工作啊。”

罗乔离开危地马拉时，委托伊尔达常常去看望一下埃内斯托。

这一天，伊尔达敲开埃内斯托的房门，她被埃内斯托吓呆了：埃内斯托正在忍受哮喘病的折磨，上气不接下气地躺在床上，又冷又饿，浑身发抖。看着伊尔达的样子，埃内斯托忍不住笑了笑：“你别怕，我这种样子已经二十多年了。”过了一会儿，埃内斯托告诉伊尔达，自己有哮喘病史。他说：“你信不信？我10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了。”

从那一刻起，也不知道是钦佩埃内斯托与疾病战斗的意志力，还是出于一个女性特有的关爱，伊尔达决定照顾埃内斯托。她替埃内斯托找到更适合的住处，关心他的病情，帮他物色工作，埃内斯托困难的时候她总是及时地出现在身边。

从此，埃内斯托在危地马拉过上了一段稳定的生活。不仅如此，伊尔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圈子，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埃内斯托的思想和行动。

两个人都非常关心当前的局势，关注美洲人的命运。虽然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就是在这些争论中，埃内斯托越发对革命充满信心，越来越对社会主义满怀期望。

伊尔达给了埃内斯托一本毛泽东写的书，埃内斯托连夜把它读完，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他以为，中国人的状况更加接近印第安人和美洲农民的现状，美洲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同样是战斗的热土、胜利的希望。受中国革命的影响，他甚至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我在等待我的朋友毛泽东的召唤”。

在伊尔达的推荐下，埃内斯托越来越多地接触危地马拉共产党的成员，参加了由民主青年联盟领导的组织。同时，对各国流亡到危地马拉的人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伊尔达介绍的一处地方，埃内斯托第一次接触到一群古巴人。这些古巴人热情奔放，不拘礼节，绝对平静地谈论他们经历的一幕幕战斗场景。同古巴人在一起，埃内斯托觉得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怀疑在无形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激情在渐渐滋长。

交往的次数起初并不是很多，但是，埃内斯托觉得古巴人安东尼奥·尼科·洛佩兹已经和他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正是通过尼科，埃内斯托了解到这群古巴人不同寻常的抱负。

一年前，1953年7月26日，为了推翻古巴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这群古巴人在青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尽管队伍只有153人，却敢于大胆地进攻蒙卡达兵营。虽然行动失败了，数十人被杀害，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被捕入狱，侥幸逃脱的起义者被迫流亡国外。但是，起义造成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尤其是在法院审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过程中，菲德尔全面指出国家的弊端，揭露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对起义者的迫害，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由此，古巴革命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正式形成。随后，通过各种渠道，这份文件广泛传播。

尼科告诉埃内斯托：“我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时候，在菲德尔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重回古巴，一定能够最终推翻巴蒂斯塔的统治。”

埃内斯托经常用“切”表示“你好”，尼科便常常称呼埃内斯托为“切”，或者对旁人介绍埃内斯托是那个“说切的阿根廷佬”。渐渐地，古巴人都不叫埃内斯托本来的名字，转而亲切地叫他“切”。

由于埃内斯托对古巴革命钦佩不已，而且总是想象着未来的某一天能够见到他们的领袖，因此，对于“切”这样一个绰号，他不仅没有半点意见，反而觉得异常亲切。作为医生，埃内斯托经常给古巴人看病，古巴人也都渐渐地把埃内斯托当做自己的朋友。

现在，受古巴人的影响，埃内斯托越来越多地关注古巴革命。不过，对埃内斯托来说，眼前的这场革命显得更为重要。针对国内国外的反动潮流，阿本斯总统始终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危地马拉内部在面对外部威胁过程中开始出现分歧，内外交困之下，危地马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面对危险局势，埃内斯托对前景充满信心，他告诉伊尔达：如果告诉人民真相，发给人民武器，革命依然能够成功；而且，假如首都陷落了，依然可以继续斗争，因为，危地马拉还有适宜斗争的山区。他觉得，只要美国不直接干涉，只要把人民发动起来，危地马拉是能够经受住考验的。

事实上，美国人忍不住了。1954年6月17日，在埃内斯托度过26岁生日后第三天，美国雇佣军开始轰炸危地马拉市。6月18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卡斯蒂洛·阿马斯带领着一股数百人的军队，从洪都拉斯进入危地马拉国土。

战火之下，埃内斯托异常兴奋，觉得自己像猴子一样快活。

在飞机还没有来的时候，看到大街上的人们四处逃散，埃内斯托觉得自己似乎刀枪不入。轰炸声、枪声，各种人群组织的演说、战争准备，这一切打乱了埃内斯托单调的生活。他报名参加紧急救援工作，还参加青年团接受军事训练。他告诉每一个人，危地马拉哪里有需要，他就准备去哪里。埃内斯托专门写文章呼吁：“现在已经到了枪对枪、刀对刀的时候了。要死，就要像革命者那样去死，决不能坐以待毙。”

晚上，埃内斯托把青年联盟的同志组织起来执勤，命令所有房间的灯光全部熄灭，避免把敌机吸引过来成为轰炸的目标。青年们受到埃内斯托的鼓励，纷纷做好了到前线去的准备。但是，尽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请缨，却始终被拒绝，也没有人发给他们武器。

阿本斯政府本来还想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安理会身上，盼望安理会能够出面干涉。结果，6月25日，安理会投票表决，美国以微弱优势获胜。这样，危地马拉就只能靠自己了。到了最后时刻，阿本斯总统决定把武器发给民众，政府的军队却又多方抵制。结果，在政府军队的压力之下，阿本斯总统被迫辞职，并与一帮盟友一道跑到墨西哥避难去了。

7月3日，美国大使和叛军首领卡斯蒂洛·阿马斯来到危地马拉城，新政权成立。紧接着，新上台的阿马斯政府成立“防御共产主义全国委员会”，推出“预防共产主义刑事法”，土地改革法被推翻，所有政党、工会乃至农民组织都被宣布为非法，政治迫害活动开始了。

伊尔达被捕入狱，埃内斯托申请到阿根廷大使馆避难。

局势一片混乱，战斗的激情之火刚刚点燃就遇到倾盆大雨，待在大使馆的埃内斯托觉得自己又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可是，到哪里才能找到真正志同道合、敢于战斗的人呢？到哪里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实施呢？难道，真的就这样一直流浪下去？去中国和印度看看？还是先到欧洲走走？

就在战火和混乱中，在沦陷后的大屠杀中，埃内斯托看到，每个人都在想着如何救自己的命，有一群人却依然在坚持战斗，在坚守自己的信念，而且，他们是唯一在继续奋斗的人，同志情谊如此紧密，为了理想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这就是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埃内斯托对他们充满敬佩，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在心底里，他隐隐觉得，哪里有共产党人战斗的地方，他就应该去哪里。他写信告诉母亲：“我相信他们值得尊重，我迟早会加入共产党。之所以现在不这么做，是因为我仍然想环游欧洲——共产党纪律严格，在其约束下，我是没办法环游欧洲的。”

几天后，伊尔达通过绝食和贿赂重新赢得了自由，准备离开危地马拉。此时，阿根廷政府也准备派出飞机把在大使馆避难的阿根廷人接回国内。寻找机会，埃内斯托把危地马拉的一些共产党人送到了阿根廷，并吩咐母亲要照顾好他们。

但是，埃内斯托自己却拒绝回国，他在思考自己人生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那群古巴人遵照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示去墨西哥了，阿本斯总统也去墨西哥了。墨西哥？对，就是墨西哥！那里聚集了无数政治流亡者，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和我一样的人！一个念头在埃内斯托脑海里不断盘旋。

1954年9月，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这位自称“美洲士兵”的阿根廷人再次出发。

下一站，墨西哥。

阅读思考

①　“切·格瓦拉”的“切”并不是“格瓦拉”的原名，那么这个“切”是怎么得来的？

②　从1953年7月到1954年9月，格瓦拉都旅行了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