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已经不是我了”

1947年6月，天空一副似醒非醒的样子，乌云笼罩着大地，城里的黑烟囱总是那么突兀地矗立着，好像在静默地悼念什么人。南美洲阿根廷的气候在此时显得有些干冷，晚上冻得人直打哆嗦，总是让人忍不住在想起一些先前往事的同时，期待着明天会多几许清爽。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里纳勒斯大街和尤里布鲁大街转角处，一栋五层楼的公寓里，时间是下午五点过，没有人说话，空气似乎凝固了，冷冷清清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一家人难得地围坐在一起，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儿。两个年龄最小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这栋公寓不是格瓦拉家族最后的象征，因为它是租来的。而且，公寓已经破落，从外表再也看不出当年的繁华，更显不出半点尊贵。埃内斯托爷爷的爷爷曾经是南美洲最富有的人，祖上在欧洲的时候，还是身份高贵的西班牙贵族。如今，父亲就剩下建筑师的身份；埃内斯托自己呢？一名科尔多瓦市玛丽亚镇的工程材料质量检查员，一名即将入学的大学生。至于父亲和母亲，性格不同的他们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而不断争吵。不过，现在不吵架了。因为，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只是，弟弟妹妹们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祖母一直住在这栋公寓里，可前几天，96岁的老祖母过世了。

对埃内斯托来说，那真是一生中最伤心的时刻。埃内斯托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安慰祖母，想逗她开心，轻轻地依偎在旁边祈祷。

在祖母身边守候了整整17天，随着祖母一点一点地消耗自己最后的气力，埃内斯托倍感自己的无能，梦想着能够生产一种起死回生的药物，不仅造福祖母，也造福像祖母一样痛苦的所有脑溢血病人。

祖母走了，埃内斯托瘫倒在地，浑身虚脱，是妹妹塞利亚把他扶回房间的。

他本想趴在妹妹肩上痛哭一场，但看着已经惊呆的妹妹，他只能勉强地笑了笑：“放心吧，哥哥明天就好了，没事儿的，有哥哥在。”

三月的时候，父母亲和弟弟妹妹就已经搬回这里。后来，父亲弄了个建筑师工作室，搬出去了。这里，只剩下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埃内斯托对自己说，不能再回科尔多瓦去了，还是在首都上大学吧。

这次，父亲从工作室过来，清理完祖母的遗物，把一家人召集起来，准备开一个家庭会。

但是，家庭会还没有开始，母亲塞利亚·德拉塞尔纳就说：“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欢迎你！”父亲的婚外情伤透了母亲的心。

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我儿子回来了，我谁也不需要了。”语气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

父亲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一家人尴尬地坐着，空气停滞了，时间也停止了。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站起来用拳头捶了捶埃内斯托的肩膀，什么也没说，甚至忘了亲吻一下他最小的两个孩子，转身走了。

“妈妈，我不去科尔多瓦大学学工程了，我准备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读书。”几乎就在父亲离去的一瞬间，埃内斯托告诉母亲。

“儿子，你决定了？”母亲问。

“是的，昨天晚上定下的。”埃内斯托答道，“我已经决定了。”然后，他转身看着弟弟妹妹：“哥哥带着你们玩一下吧，屋里好像有点冷。”

不管怎样，父亲并没有丢下他们。后来，父亲终于弄了一笔钱交给母亲，让他们买了一处自己的房子；而且，父亲配了几把工作室的钥匙交给孩子们，这样，孩子们可以随时自由地出入他的工作室。

埃内斯托绝不对母亲食言。当月，他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递交了申请，随后，他正式成为医学院的一名学生。

当然，留在母亲身边，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学医，这是埃内斯托深思熟虑的选择，绝不是一时的冲动。

那一夜，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想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想哮喘每次发作时的痛苦，想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妹妹。

母亲前几年就患上了乳腺癌，1945年的时候做了第一次手术，但一直被癌症的影响缠绕着。随着祖母一天天远去，埃内斯托就动过学医的念头：既为了像祖母和母亲一样受病痛折磨的人，也为了自己。他想，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说不定，自己可以战胜哮喘病，成为一名过敏症专家呢。

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也许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是，对此时此刻的埃内斯托来说，他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他反而感到很充实。

现在，埃内斯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他想打理好所有事情。

首要的问题是钱。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用，埃内斯托把在科尔多瓦挣的钱全部交给了母亲，他要替父亲承担家庭的责任。紧接着，他开始不断倒腾挣钱的事业。

在上学的同时，埃内斯托开始承揽各种各样的兼职工作，教法语，在实验室做实验，摆地摊等等。

后来，他尝试着自己办厂，生产一种杀虫剂，计划将杀蝗虫的六六六杀虫剂改变成杀蟑螂的药。他做了很多实验，把家里弄得臭气熏天，最后，家里人和他自己都变得忍无可忍，只能选择放弃。

他不甘心，又计划尝试推销工作：用极低的价格买了一批皮鞋，准备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可惜，为了降低成本，他买的鞋子属于厂家的尾货，不是码子不对，就是根本不合脚，难以凑成一双完整的。那些看上去完整的一双鞋，终于慢慢地卖掉了。余下的一大堆鞋，埃内斯托看着就发愁，好不容易卖出去一只鞋，买主是街头的一个独脚男子。可是，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独脚人啊？

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埃内斯托总是穿着一双大小不一甚至颜色都不一样的鞋出门。

后来，父亲的工作室有了起色，又成立了一家建筑工程承包公司。这样，埃内斯托才渐渐放弃了他的挣钱事业。

1948年，埃内斯托20岁了。阿根廷军队征兵，结果，由于哮喘病，军队拒绝了他。他对朋友开玩笑说：“这对烂肺总算派上了用处。现在，我要开始干自己的事儿了。”

所谓自己的事情，不外乎城里城外两方面。城里：读书、学习、做实验、交朋友；城外：不断旅行，而且距离不断扩大。

萨尔瓦多·皮萨尼医生是过敏症专家，有一家自己的私人诊所。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经常去找皮萨尼医生看。一来二去，埃内斯托成了皮萨尼医生家庭成员的一分子，成了皮萨尼医生的研究助手。

皮萨尼医生发现，埃内斯托这个小伙子对他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在实验室，小伙子神情专注，不知疲倦，总是详细地记录每一组数据，然后不断查找各种资料，在某个不经意的场合，提出有着真知灼见的专业问题；对待病人，小伙子态度和善，耐心细致，与病人的沟通总是十分顺畅。

皮萨尼医生渐渐相信，假以时日，埃内斯托就是自己的衣钵传人。

除了皮萨尼医生，埃内斯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喜欢的人就是蒂塔·因方特了。

蒂塔·因方特是埃内斯托的大学同学，女性，两人建立起终身的友谊。当然，用“友谊”这个词其实不够恰当，因为，蒂塔完全被埃内斯托这个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而又英俊潇洒的大男孩吸引。

此时的埃内斯托已经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人了，身高一米七五，眼睛炯炯有神，有一丝忧郁，又满含柔情，鼻梁挺立，前额稍宽。他总是那么充满主见，对各种事情他又总是毫不畏惧，给人以信心和安全感。

蒂塔和埃内斯托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了：对首都来说，他们都是外来者；对家庭来说，他们都出自破碎家庭；两个人都很孤独，注重独立思考；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探讨各种问题。与蒂塔待在一起，埃内斯托轻松自如，他愿意与蒂塔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毫无拘束地敞开自己的心扉。对埃内斯托来说，蒂塔就像亲人一样，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任何歪门邪念，对方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渐渐地，热情好客的母亲又把家里弄得和科尔多瓦的家一样。家里恢复了热闹嘈杂，又是人来人往的。

埃内斯托也不管那么多了，要么躲在父亲的工作室里看书学习，要么躲在舅妈家里。不同的是，现在埃内斯托的关注点在悄悄发生变化。

贝隆上台后，阿根廷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贝隆总统关注下层老百姓的生活，主张“劳工主义”；希望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能够独立自主，脱离对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依赖，主张“民族主义”。但是，贝隆总统对自己的反对派，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埃内斯托的母亲坚决反对贝隆主义，把贝隆的民族主义当成独裁统治。母亲的一家来自欧洲，母亲的哥哥姐姐也都出生在欧洲，对贝隆总统排斥外来影响的做法似乎天生反感。

国家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自己身边的年轻朋友呢？都在热衷于追赶时髦、追逐金钱，他们在谈论着牛仔靴、牛仔裤、意大利衬衫、英国套头衫什么的。穿着发黄的尼龙衬衫的埃内斯托与他们格格不入。

眼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埃内斯托没有想明白，他开始更加广泛地阅读哲学、社会学书籍，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书籍，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的演讲稿、《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等等。蒂塔是阿根廷共产党党员，她和埃内斯托共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都想从中寻找答案，他们开始把卡尔·马克思称为我的“圣卡尔”。

但是，只有阅读是不够的，埃内斯托更渴望着能够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与外面世界的所见所闻结合起来。

短距离的旅行已经满足不了埃内斯托的好奇心和观察世界的欲望。1950年1月1日，22岁的埃内斯托开始了第一次长途旅行。

这一次，他在自行车上安装了一台“米克龙”牌发动机，将自行车改装成电动车。出发前，埃内斯托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双手紧握自行车龙头，双脚踩在地面上，抬头正视前方。他的穿着打扮像一名远征的战士：头戴遮阳帽，一副墨镜架在鼻梁上，身穿夹克，一条备用轮胎斜挎在肩上，神情坚毅。

旅行的第一站是他最熟悉的科尔多瓦，他要在那里会见自己中学时代的朋友。然后，他转而向北，到达圣弗朗西斯科·德尔查纳，拜访自己的密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

阿尔贝托正在那里的麻风病院工作，埃内斯托和他一起巡视麻风病人。很明显，埃内斯托在麻风病院被极大地震惊了，肢体残疾的麻风病人让他生出极大的同情心，但他更愿意把他们看成一个正常人。他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们谈心，难以忍受医院对病人的冷漠态度，甚至为此而和阿尔贝托大吵了一架。

过了几天，埃内斯托继续往阿根廷偏远的背部和西部省份前行。路上，他跨越了大盐漠，穿越森林，以医学院学生的身份拜访了一家又一家医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埃内斯托骑行了5000公里，足迹走遍阿根廷北部的十二个省，第一次深入到祖国的内地，第一次和下层劳动者吃住在一起并与他们结交成朋友，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国家表面的繁荣与背后的穷困腐烂。

在这次旅行中，有个流浪汉给埃内斯托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次，他为了速度更快，用手搭上了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结果，自行车爆胎了，自己倒在了路边的草垛上，吵醒了正在那里睡觉的流浪汉。

这个流浪汉不仅没有怪他，反而给他泡了一杯马黛茶，他们聊了起来。

流浪汉刚从一个地方帮人收完棉花，正准备流浪到下一个地方帮人收葡萄。流浪汉非常惊奇，他不相信埃内斯托跑了那么远的路却什么都不干。

流浪汉的话让埃内斯托在一路上不断地审视自己，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旅行日记：“我都看到些什么？至少，我和其他旅行者不一样，我不用跟其他旅行者同样的方式吸收营养。祖国祭坛、大教堂、布道者的墓穴、革命议事厅、省博物馆，这些地方是不能认识一个国家的，更不能认识生活的某种方式、解释我们的生活。那些都是豪华的外表，而它的灵魂却反映在医院的病人身上、警察局的收容者脸上，或者在那些在格兰德河河水上涨、暗流湍急时心急如焚的偷渡者身上。”

这次旅行结束以后，埃内斯托觉得自己安装的发动机很不错。于是，他提笔给“米克龙”牌发动机厂写了一封感谢信。信的署名与从前不一样了，他省去了“德拉”这两个象征贵族姓氏的字，仅仅署上“埃内斯托·格瓦拉·塞尔纳”。从那一刻起，所谓西方文明的表面形式已经被埃内斯托摒弃，他希望自己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正是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之下，爱情，在埃内斯托的生活中不期而至，他第一次坠入爱河。爱神的名字叫玛利亚·德尔卡门·奇奇娜·费雷拉，一个比他小6岁的女孩子。

奇奇娜是科尔多瓦首富费雷拉家族的掌上明珠，也是家族的继承人。女孩长相出众，黑色头发，皮肤白皙透明，嘴唇饱满，聪明热情，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正处于追梦的年龄。

1950年10月，在科尔多瓦的一场婚礼上，正在下楼的埃内斯托，忽然感到眼前有一道闪电划过。“那是一双绿色的眼睛，放射出不可思议的光芒，向我宣告着，我沉溺其中的危险。”埃内斯托就这样在心里胡思乱想着。

奇奇娜也突然感受到一阵猛烈的冲击。不过，她很快认出，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小伙子就是以前经常见到的埃内斯托·格瓦拉。

埃内斯托也很快反应过来，他没有想到，昔日的小女孩如今出落得如此光彩照人。含苞待放的女子在这时候具有天生的魔力。很快，埃内斯托就把朋友们扔在一旁，相互吸引的两个人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非常奇怪，他们都没有说起其他人，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大学生谈的全是最近自己读过的书。一谈就没完没了，几乎谈论了整个晚上。

后来的几个月，埃内斯托不断地写信给奇奇娜，不厌其烦、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对奇奇娜的赞美和喜欢。在向奇奇娜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且没有遭到拒绝之后，埃内斯托更加大胆，他经常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跑到科尔多瓦，成了费雷拉家里的常客。不管别人是否欢迎，他总是想方设法地与费雷拉家里的一大帮朋友混在一起。

恋爱中人，时间过得像飞一样，转眼就到了1951年10月。

这时，爱情出现了危机。奇奇娜17岁了，她的家人坚决反对她和埃内斯托在一起。不说两个家庭巨大的社会地位差别，也不说埃内斯托还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大学生，仅仅是埃内斯托混乱不堪的穿着和与众不同的奇谈怪论，就让奇奇娜一家人受不了。

埃内斯托心情烦躁，趁着10月17日的假期，他去看望老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既想散散心，也想再看看那里的麻风病人，当然，他还想从老朋友那里获得一些建议。

坐在阿尔贝托的葡萄架下，喝着马黛茶，一面莫名其妙地感叹人生，一面摆弄着脚下的“大力神”摩托车。突然，阿尔贝托大声说：“你上次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国内走了一圈，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国外走走？”

“国外，怎么去？”

“就骑着这辆摩托车啊，老弟。”

事情就这样定了。阿尔贝托蓄谋已久的长途旅行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旅伴，埃内斯托呢，猛然觉得世界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而且，自由和爱情似乎不可兼得。用了两个月时间，他们办好了出国旅行必须办理的各种签证、证书、档案，确定了旅游线路。

埃内斯托向母亲承诺，旅行完毕后，一定回国完成自己的学业。

1952年1月，埃内斯托和阿尔贝托从科尔多瓦起程。埃内斯托提出，奇奇娜在米拉马尔，他计划到那里向奇奇娜告别。阿尔贝托没有反对，不过，埃内斯托在日记中写道：“阿尔贝托意识到了危险，尽管他从来没有抬高嗓门，但是他已经开始暗自想象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走上美洲之旅。”

埃内斯托买了一条小狗，取名“回来”。他想，如果奇奇娜接受了这条小狗，说明两人的关系还有转机。奇奇娜把那只名叫“回来”的小狗放在身边，但什么也没有说。在米拉马尔的大海边上，他们一待就是八天。

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埃内斯托希望奇奇娜能够把手镯留给自己：“奇奇娜，那只手镯，我能带上它吗？它会为我指路，还会让我时常想起你。”

奇奇娜想了想，她给了埃内斯托15美元，希望埃内斯托在到达美国以后给她买一条围巾。

再次上路，他们一路南行经内科切阿到达布兰卡港。经过梅达诺斯沙地时，炎炎烈日下，摩托车在沙地上来回跳动，两人使出浑身解数跟沙子作斗争，累得疲惫不堪。晚上，埃内斯托睁着双眼难以入眠，他又打开自己的笔记本，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眼中浮现的是两个绿色的斑点，一个是已经被我远远甩在身后的世界，一个则是我所追求的所谓解放。”

事实上，在穿过大湖区进入智利前，埃内斯托收到了奇奇娜的分手信。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读了两遍这封让人难以置信的信。一阵强烈的不安向我袭来，我觉得我无法感知任何东西。我开始害怕自己，想写一封催人泪下的信给她，但是写不出来。我仍然深信自己一直深爱着她，直到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感觉都消失了。我不得不用我的意志把她召唤回来。我应该为她战斗，她是我的，她是属于我的，我的……我睡着了。”

接下来，他们进入智利。这时候，他们的钱已经用光了，开始流浪者的生活。自然而然的，流浪的生活分成了两段：有“大力神”摩托车的日子和没有“大力神”摩托车的日子。摩托车是在到达智利圣地亚哥之前彻底断气的，最终躺在圣地亚哥奥斯丁修车行里。

在到达圣地亚哥之前，两个阿根廷小伙子既有着白人的身份，又有着麻风病医生的经历，两人极尽吹嘘的能事，过着风风光光的旅行生活。

在瓦尔迪维亚港，他们接受当地报社的采访，将他们的旅行作为瓦尔迪维亚建港400周年的献礼。

在特木科，由于当地没有麻风病人，他们便以美洲麻风病专家自居，当地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的文章，标题就是《两名阿根廷麻风病专家驾驶摩托车环游拉丁美洲》。

借着麻风病专家的名头，两人风光无限，处处都有人招待吃住，遇上困难总是有人伸出援手。

这段时间，埃内斯托处处充满幽默情怀，轻松自如，没有半点沉重，大胆诙谐。

他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第一次驾驶汽车的情形：“小镇中有人想找个人把一辆大篷车开到奥索尔诺，问我能不能给他当司机。阿尔贝托给我开了个速成换挡班，随后我就严肃地披挂上阵了。颇具戏剧性的是，阿尔贝托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开路，我则一颠一簸地开着车跟在后面。每个弯道都是折磨：刹车，踩离合器，一，二，救命，妈妈呀……路沿着美丽的乡村蜿蜒盘旋，可惜我根本无暇欣赏美景。然而，最后却是一头小猪坏了事。我踩刹车和离合器的动作还不太熟练，当时我们正在飞速下坡，小猪突然跑到车前，就让我们给撞上了。”

他带着愉快的心情书写自己的糗事：“由于有了媒体的宣传，他们收留了我们，而且待我们实在不薄。那天夜里，我的肚子闹得实在厉害，我又不好意思把‘纪念品’留在床铺底下，只好爬出了窗台，把所有的痛苦都抛向了无尽的黑夜和无边的黑暗。第二天早上，我探出头想看看情形，没想到，两米以下的地方居然是一大片白铁皮，主人就在白铁皮上晒桃子，而我增加的‘景观’显得格外醒目！我们赶紧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从1952年3月到7月，也就是从智利的圣地亚哥到丘基卡马塔、库斯科、马丘比丘，一直到秘鲁的利马、伊基托斯，再到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库库塔，乃至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的日子，埃内斯托和阿尔贝托从“流浪贵族”变成了两个普普通通的、四处搭便车、想方设法弄食物、背着行李、满身尘土的旅行者。今不如昔的感觉充斥着两个年轻人的头脑，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旅行才有了更深刻的意义，他们终于有机会更为深入地接触到社会的最底层，真切地感受到白色人种和美洲土著居民的巨大差异。

离开圣地亚哥，埃内斯托和阿尔贝托拉着两张苦瓜脸，死皮赖脸地缠着卡车司机把他们送到了瓦尔帕莱索港。

在那里，埃内斯托巧遇自己的阿根廷老乡。由于把自己当成过敏症博士，他被酒吧老板叫去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看病。

在走进房间的那一刻，他惊呆了：浓烈的汗臭和脚臭混合而成的辛辣气味充斥着整个房间，扶手椅上散落的灰尘更是弥漫其中，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就是那几把扶手椅。老太太患有哮喘病，还有心脏病，家人似乎已经抛弃她了。贫困的无情让埃内斯托觉得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他以为唯一的希望只能是社会变革。他给老人开了一份食谱，把自己的一些药物留给了老太太。然后，带着老太太的感激之情和她的亲戚们冷漠的眼神离开了。

离开老太太后，埃内斯托反复思索，他在日记中感慨：“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明白了全世界穷苦人生命中的极大悲剧。在那些绝望的眼睛里，总有着顺从的歉意，绝望地乞求着业已消失的慰藉。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这种建立在荒唐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东西还会持续多久？我没办法回答。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真应该少花些时间自吹自擂了，而应该多花些钱用于改善对社会有用的事业。”

接下来的行程更加艰辛，他们本想偷偷登上一艘轮船，结果，被无情地赶下来。于是，埃内斯托决定不坐船了，去看看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矿——丘基卡马塔铜矿。

在去铜矿的路上，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山区等待过路车辆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对夫妇。

夜幕降临，他们和这对夫妇聊了起来。原来，这对夫妇中，男人是矿工，因为参加罢工被抓进监狱，刚刚释放出来。矿工告诉他们：“我还算幸运的，其他人抓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估计被杀了。”

矿工热情地邀请他们吃饭：“来吧，同志！我们一起吃饭！我也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浪子。”

他们一起喝着马黛茶，嚼着一片奶酪面包。闲谈中，埃内斯托得知：这位矿工是智利共产党党员，但政府已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他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只好到深山里的硫黄矿打工。那里的条件极为恶劣，但没有人会关心他们是否是共产党员。

晚上，沙漠里越来越冷，矿工夫妇连御寒的薄毯子都没有，冻得直打哆嗦，身体僵直，互相拥抱着对方，借以取暖。埃内斯托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他们把自己的毛毯分了一条给矿工夫妇，然后他和阿尔贝托拼命缩在剩下的那条毛毯里。

后来，埃内斯托说：“这是我生命中最寒冷的夜晚之一。但同样是在这个时刻，我对这个至少对我来说全然陌生的人群产生了手足之情。”

这种心情之下参观丘基卡马塔铜矿，埃内斯托觉得整个矿区就像泰山压顶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来。山上光秃秃的，灰色的山脊裸露在外。他在日记中悲凉地描述：“群山环绕着著名的丘基卡马塔，这些山脉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宝藏，等待着挖掘机伸出无情的手臂吞噬它的内脏，同时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的生命——那些穷苦的无名英雄的生命——当做佐料。大自然为了捍卫自身宝藏设下了上千个陷阱，这些英雄仅仅想谋个生计，却悲惨地葬身于某个陷阱之中。”

他知道，在这里，无数矿工死于矿井塌方、死于矽肺、死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却根本无人收尸。

他思考着：智利的铜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有铁、煤、锡、金、银等各种矿产资源；农业面积也足以达到自给自足，因此，“摆在智利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身后那个指手画脚的美国佬。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任务实在艰巨，因为美国在智利有巨额投资，一旦利益受到威胁，美国人很容易就能动用其经济霸权，耀武扬威。”

离开丘基卡马塔，两人跨过边境线来到秘鲁。

此时的秘鲁已经被殖民者征服了数百年，处处都有征服者的痕迹，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在这里的区别就像天堂和人间一样。

作为两名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和阿尔贝托在秘鲁得到了极好的待遇，遍布秘鲁全国的国民警卫队给他们的旅行提供了很多免费吃住的场所。国民警卫队的人始终不相信：“什么？两名阿根廷医生因为缺钱而找不到睡觉的地方？这不可能！”于是，总有这里或者那里的警卫队队员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白人，在这里，甚至被叫做“白人陛下”。

但是，每当与印第安人在一起，埃内斯托就会感到巨大的哀痛。他发现，所谓当地的土著人，他们的眼神看上去温顺甚至到了恐惧的程度，完全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他怀疑，很多人之所以活着，只是因为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习惯。

走在路上，埃内斯托穿着长筒靴和羊毛袜还觉得脚趾头冻僵了；印第安人呢？长满老茧的赤脚走在冰冷的雪地上就像没有感觉似的。

坐在拥挤的卡车上，印第安人穿着脏雨披，身上长着虱子，散发着臭味。下雨了，他们就这样被雨水淋着。因为埃内斯托是白人，这种时候，卡车司机一定会叫上一声“阿根廷医生”，于是，他和阿尔贝托就可以坐到舒服的驾驶室里。

与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聊天，埃内斯托明白了一点：白人世界对他们充满敌意，而且拒绝接纳他们，而这个世界又是白人的，所以，印第安人只能处于极端的劣势。如果一个印第安人受过教育，那么，他最多可以在政府里找到一个身份低微的职位，终身郁郁寡欢。

埃内斯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印第安人“到死都盼望着子孙们的血管里能流淌着一滴殖民者的血，盼望着这一滴血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的子孙后代实现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实现过的愿望”。

在库斯科，在马丘比丘，埃内斯托痛苦地发现，处处都有那些骄傲的征服者留下的所谓教训和惩罚：城市和堡垒都曾经被洗劫一空，神庙被夷为平地，原来的墙砖被用来修建体现新信仰的教堂，原来的太阳神庙上建起了圣多明戈教堂；印第安人引以为豪的过去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连愤怒的呐喊声都已经听不见了。

在秘鲁的“总督之城”利马，美丽但社会等级分明的城市让埃内斯托相信，“秘鲁还没有脱离殖民时期的封建状态：它仍在等待着真正的革命之血”。

此后，埃内斯托和阿尔贝托在秘鲁麻风病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他们的麻风病院巡视之旅。

他们穿过安第斯山脉，经过伊基托斯，来到了秘鲁和哥伦比亚交界处的圣帕布罗麻风病院。这座麻风村有600名病人，埃内斯托和阿尔贝托给这里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而又良好的印象：他们和麻风病人握手从来不戴手套，把所有人当成普通人看待，一起聊天，一起踢足球。这里的麻风病人都成了二人的好朋友。

1952年6月14日，埃内斯托24岁了，麻风病院的人为他举办了一次生日聚会。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大家尽情地喝酒、欢笑。酒酣耳热之际，埃内斯托站起身来，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

“我想代表我的旅伴，向麻风村的所有人说声谢谢。你们和我们素不相识，却给了我们高尚的友谊，庆祝我的生日就像庆祝你们自己的生日一样……我想说些与今晚的主题无关的话。虽然我们身份低微，无法成为某项伟大事业的代言人。但是，经过这次旅行，我们坚信，拉丁美洲分化成了虚幻的、不确定的多个国家，这完全是假象。从墨西哥一直到麦哲伦海峡，我们同根同源，有着明显的人种相似性。所以，为了消除我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我提议，为秘鲁，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干杯！”

离开麻风村，埃内斯托和阿尔贝托对这里恋恋不舍。麻风病人为他们扎了一个木筏，为他们唱送行曲。埃内斯托在日记里写道：“一个盲人唱了很多当地民歌。伴奏的人有吹笛子的，有弹吉他的，以及一个几乎没有手指的手风琴演奏者（他在手腕上绑了几根木棍儿代替手指）。另外还有一个‘健全’人客串，他不时吹吹萨克斯，弹弹吉他，敲敲打击乐器。这以后便是演讲。四个病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虽然还是有点怯场。其中一个人还紧张得中途忘词，无法继续，直到后来出于绝望他才大喊：‘为我们的两位医生欢呼三声！’”

余下的行程不用多说了，他们经过哥伦比亚，到了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随后，二人分手了，阿尔贝托在加拉加斯的麻风病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两个好朋友约定，等埃内斯托回国拿到医生证以后，在加拉加斯再次相聚。

通过一位远方亲戚的帮忙，埃内斯托搞到了一张远程机票，路线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迈阿密——布宜诺斯艾利斯。因而，埃内斯托又在美国迈阿密逗留了一段时间，并在那里用奇奇娜给的15美元为奇奇娜挑选了一条围巾。

1952年8月31日，埃内斯托乘坐飞机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旅行终于结束了。但是，对于埃内斯托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

他根据旅行日记写了一本名叫《拉丁美洲游记》的书。

在书的开头部分，他告诉人们：“一踏上阿根廷的土地，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就死了。我，编辑和润色这些文字的人，已经不是我了。至少，我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在书的末尾，有一段文字，名为“页边上的笔记”。这段文字带着一定的预言和暗示。文中，埃内斯托透过一位虚构的人物，这样写道：“未来属于人民。无论历经漫长岁月，抑或瞬息之间，有朝一日，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终将夺取政权。”至于埃内斯托自己，他说，“当伟大的指导思想将人类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时，我将和人民走到一起。”而且，“我将拿起血染的武器，义愤填膺，把落入手中的敌人全部消灭。我还看见，精疲力竭扼杀了最初的欢喜，我看见自己在这场将个人意志消磨殆尽的、真正的革命中牺牲，最终大声宣告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阅读思考

①　埃内斯托曾说：“这对烂肺总算派上了用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②　“我的肚子闹得实在厉害，我又不好意思把‘纪念品’留在床铺底下，只好爬出了窗台”，这里的“纪念品”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