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别上把手枪我可不去”

1943年的阿根廷科尔多瓦市智利街，房子多数是新修的。位于街尾的288号，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这里是埃内斯托的新家，是父亲租来的。父亲终于在科尔多瓦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指望通过承揽建筑业务改变全家的经济状况；埃内斯托也终于可以省去每天上学途中来回80公里的奔波了。

美中不足的是，父亲和母亲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越发紧张。家里总是看不到父亲的影子，父亲总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埃内斯托和弟弟妹妹也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尽管自己似乎也不知道究竟忙了些什么；母亲呢，带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胡安·马丁（埃内斯托最小的弟弟），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各种社交活动。

1943年的科尔多瓦市，与阿根廷这个国家一样，正在悄悄而又执著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

从表面看，这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被一望无际的南美大草原包围着。这里拥有阿根廷第一所大学——创建于1622年的科尔多瓦大学，又有很多殖民时代的建筑，还有古老的教堂，保持着宁静祥和的气息。

但事实上，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整个国家的人口构成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失业的矿工、流浪者在不断涌进城市。

城市表面上的繁荣与社会底层的穷困正像暗流一样相互碰撞、冲击，你可以视而不见，但却无处躲避。

埃内斯托所在的智利街街尾，与查卡布科大道交会。大道的另一侧，绿树成荫，灌木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科尔多瓦大学掩映其中，一派庄严气象。至于智利街穿过的另一面，则是这座城市最贫瘠的几片荒地，叫做下等人居住区也好、贫民窟也罢，住在那里的人，不是忍饥挨饿就是缺衣少食，不是受人歧视就是被社会排斥。如果也可以叫做房子的话，那里的房子要么是用生锈的铁皮做的，要么就是用纸板封的，充斥在房子中间或者四周的是各式各样的垃圾、苍蝇蚊虫。

十五六岁的埃内斯托现在开始长个子了，有一些消瘦，皮肤白皙透明，肩膀比寻常孩子宽阔，眼睛是深棕色的。

也许是缘于哮喘病长期的影响，或者是一个人经常看书的缘故，看上去，他是那么与众不同，甚至可以用鹤立鸡群来形容。埃内斯托对衣着打扮没有任何兴趣，黑褐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估计长年累月也难得梳理一下；衬衫总是露在裤子外面，或者敞开着，或者随意扣上几颗纽扣，能够一周洗上一次也就不错了；至于鞋子，鞋带似乎永远都不会系上。他对人态度冷漠，不拘礼节。说话的时候，他不会顾及其他人的感受，语气冲动，言辞激烈，总想表达自己认为真正独到的观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弄得别人下不来台。

看看埃内斯托身边的同学，与他相比，只能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了：干净的衬衫总是配着严谨的领带，皮鞋通常都能照出人影，不是富裕之家，也是一副上层社会富家子弟的样子；对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但总会将一两个国家元首作为自己的偶像，别人提及偶像的名字，立即就会显现出兴奋崇拜的神态。

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反映出埃内斯托与富家同学的特殊关系。

在城市垃圾场里，住着一名“狗人”。既然是“狗人”，年龄当然无法判断，大概就在35岁到60岁之间吧，他失去了双腿，常年坐在一辆破烂不堪的木板车上，由两条狗拖着前行。两条狗就是他的两条腿，或许“狗人”的来历就是这样。

这样的人，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两种途径，要么吃别人扔掉的垃圾，要么沿街乞讨。埃内斯托不知道“狗人”的两条腿是怎么失去的，他不明白：两条狗既然就是“狗人”的两条腿，为什么“狗人”却对那两条狗非常残忍。

早上，“狗人”从垃圾堆旁的一个地洞里醒来，立即开始鞭打那两条可怜的狗，让狗费尽全部气力把他拖到地面上。“狗人”声嘶力竭的吼叫声和两条狗痛苦的汪汪声，对于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天的开始。

这天，埃内斯托和几个同学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突然听见“狗人”和狗的吼叫，转身一看：一群淘气的孩子正在追打着“狗人”和他的狗，有的在朝“狗人”扔石块，有的吐口水。孩子们在嘻哈大笑，“狗人”和狗则在徒劳地挣扎反抗。

几个同学漠视着这一场景，准备转身继续朝前走。猛然，他们发现埃内斯托已经跑了过去，开始大声呵斥那帮穷孩子，并捡来一根树枝驱赶他们。

小孩儿们嬉笑着跑开了。埃内斯托正打算上前帮一下“狗人”：他发现“狗人”的木板车被几块石头卡住了。冷不防，“狗人”一鞭子挥过去，差一点就打着埃内斯托。埃内斯托躲过这一鞭子，正惊愕间，“狗人”再次挥出鞭子，边打边骂：“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白人，就能欺负我。滚，滚，我打死你！打死你！”

同学们赶紧跑过去，拖住埃内斯托往回走。

埃内斯托不明白：明明是他在帮“狗人”，为什么“狗人”要把鞭子挥向他？他挣脱同学的手，一言不发，闷闷不乐而又大步流星地一个人往家走，也不理那几个保护他的同学。

据说，这一天晚上，他没有吃晚饭，一个人躲在屋里看书，弟妹叫他他也不应一声，然后就睡觉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埃内斯托总是郁郁寡欢，满腹心事。一星期以后，埃内斯托在科尔多瓦最亲密的伙伴托马斯·格拉纳多到家里找他，两人商量着要参加学校的橄榄球队，埃内斯托才再次开心起来。

学生球队的教练是托马斯的哥哥阿尔贝托·格拉纳多。

阿尔贝托看着15岁的埃内斯托，二话不说，拉着弟弟和埃内斯托就往球场上走。

来到球场的一角，阿尔贝托叫两名队员抬起一根杆子。他测量了一下，将杆子调整到距离地面15米高的位置，然后，指着前方的杆子说：“如果你们能够跳过去，我就让你们参加训练。训练成绩合格就可以加入球队。”

托马斯一跃而过，埃内斯托犯愁了：托马斯比他高，而且更结实，他实在缺乏信心。但犹豫只是刹那间的事儿，埃内斯托看了看，深吸一口气，助跑，起跳，也是一跃而过。

轮到阿尔贝托不相信了，他怀疑是自己的两名队员在有意放水，降低了杆子的高度。他说：“埃内斯托，如果你能够连续多次跳过去，我就让你参加。”

说完，阿尔贝托亲自举着杆子。他知道，埃内斯托有哮喘病，因此，他不想让埃内斯托参加他的球队。

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埃内斯托都轻松地跳过去了。没办法啦，埃内斯托成功加入了橄榄球队。

在橄榄球比赛中，球员可以打任何位置，但不同位置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球员的能力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埃内斯托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并列争球前锋。这个位置上的人是球场上的领袖，是进攻球员和后卫之间的纽带，是发起进攻的人，控球能力要好，要不断地给前锋发出指令。因而，这个人必须眼观全局，且具备强烈的进攻意识。对于埃内斯托来说，这个位置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运动的时候相对较少，呼吸困难的风险相对降低。

渐渐地，在球场上，埃内斯托赢得了“大无畏攻击手”的美名。每一次进攻的时候，他都会大喊：“小心！爆脾气来了！”不过，在球赛中，他还是会经常退场，跑到场边用哮喘吸入器喷射一番，随后继续参加比赛。

剧烈运动会引发哮喘，埃内斯托的父亲对此特别担心，他禁止埃内斯托继续打橄榄球。埃内斯托呢，永远不想把自己当成哮喘病人。他相信，要战胜哮喘，自己就必须像正常人一样。

父亲找到橄榄球队的俱乐部主席，要求球队剔除埃内斯托。

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埃内斯托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不久，在另外一家橄榄球俱乐部，埃内斯托又打上了他的橄榄球。

通过橄榄球，阿尔贝托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比他小六岁的球员。

他发现，除了是球场上的“拼命三郎”，埃内斯托还不可思议地读了很多书，有的书，连自己都没有看过。大仲马、杰克·伦敦、儒利奥·凡尔纳、左拉、弗洛伊德、波德莱尔，还有很多人的书，埃内斯托都认真阅读过。

埃内斯托对书籍有着特别的依恋。阿尔贝托发现，哪怕是在等待其他球队完成训练的间隙，埃内斯托都会抓紧时间看书：有时是坐在地上，有时是靠在球场的灯柱上，有时就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那样子，就像一尊雕塑。阿尔贝托还发现，探险内容的书是埃内斯托最喜欢的。

就这样，除了课堂之外，阿尔贝托和埃内斯托总是在一起打球、一起讨论看过的各种书，直到1943年11月，阿尔贝托被逮捕。

阿尔贝托是因为上街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政府逮捕的。

1943年6月，为避免德国势力的进一步影响，防止外国经济势力侵蚀阿根廷，阿根廷卡斯蒂略政权被推翻。新领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解散议会，后来甚至开始限制新闻自由，干涉大学教育，导致各地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示威。

就在阿尔贝托被捕后不久，各个学校准备发动更多的学生上街游行。埃内斯托拒绝参加，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上街游行？让那些家伙拿着警棍把我们的屁股打个稀烂？疯子也不会这么干！不别上把手枪我可不去。”

他依然故我，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不同之处在于：埃内斯托开始严肃认真地阅读哲学、社会学书籍，他希望能够从书中解读自己所处的社会，看清楚为什么不同人群的差异会如此巨大，弄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阿根廷国内为什么也会不断发生动乱。

1944年初，阿尔贝托被释放。埃内斯托、托马斯、阿尔贝托，三个亲密朋友又开始像先前一样时常聚在一起。不过，托马斯和阿尔贝托兄弟越来越发现埃内斯托不一样了。

埃内斯托身边越来越充斥着大家不喜欢的穷人，越穷的人，埃内斯托越喜欢。

有一次，几个好朋友约好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口，埃内斯托看到一位儿时的伙伴在地摊上卖糖果。埃内斯托一下子冲过去，兴高采烈地拉着对方的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几个好朋友被他晾在一边，不理不睬的。朋友们想拉开埃内斯托，但埃内斯托死活不肯。没办法，朋友们只好悻悻地离去。

在中学学校里，埃内斯托继续调皮捣蛋。1945年，由于违反纪律，他被校长警告了超过10次。

不过，长期的课外读书学习，让埃内斯托始终保持了基本优秀的学习成绩。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读书，他常常一个人躲在浴室里几个小时。成绩优秀的他甚至在16岁中学尚未毕业时就找到了一份有报酬的工作：在实验室里检查公路建筑材料的质量。

埃内斯托在科尔多瓦的家，依然和上格拉西亚一样，来去自由，人声嘈杂，东西杂乱堆放。为了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环境，为了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离开来，埃内斯托偷偷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

1945年，受反对派军官驱逐，阿根廷政坛领袖胡安·多明戈·贝隆被监押在海岛上。

一个穷裁缝的私生女、舞女、高级交际花艾薇塔在阿根廷全国各地演讲：“你们的苦楚，我尝试过；你们的贫困，我经历过。贝隆救过我，也会救你们；贝隆会支持穷人，爱护穷人，假如不是这样，他怎会对我宠爱有加？！”

当年10月17日，无数阿根廷人拥向街头，迎接贝隆回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6年2月，贝隆正式当选为阿根廷总统，艾薇塔·贝隆成为“第一夫人”。

同年，埃内斯托18岁了，即将中学毕业。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结束，世界被分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他们相互遏制、展开军备竞赛，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

对于今后该怎么过，埃内斯托没有深思熟虑。他想，“既然托马斯·格拉纳多准备进入科尔多瓦工程学院，我也选择工程学吧。”

这时候，父亲的建筑公司垮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埃内斯托的祖母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自己的房子。于是，一家人准备全部搬过去。

埃内斯托决定继续留在科尔多瓦。在中学毕业以后到上大学之前，他和好朋友托马斯·格拉纳多以土壤专家的身份开始一段时间的全职工作。工作任务就是检查道路工程的材料质量。

后来，许多年以后，埃内斯托当年的同事说：“我干了几十年的工程材料检查，埃内斯托·格瓦拉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收取工程贿赂的人。”

阅读思考

①　在对待垃圾场的“狗人”态度上，埃内斯托与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

②　埃内斯托为什么拒绝参加上街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