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不是“我”，是“我们”
1956年7月24日，墨西哥城米格尔·舒尔茨大街内政部拘留中心，已经关押一个多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释放出狱。现在，曾经关押在一起的二十几个人，就剩下两个人了：切·格瓦拉和卡利斯托·加西亚。
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尤其是心情。从切·格瓦拉身上看不到任何悲伤的痕迹，28岁的他胡子刮得非常干净，尽管和以往一样，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但是，他的脸上充满着自信和坚定。
前几天，担任阿根廷驻古巴哈瓦那大使的叔叔想通过自己的关系让切获释，切的妻子伊尔达·加德亚和好友菲德尔·卡斯特罗都认为那是不错的选择。可是，切拒绝得很干脆：“决不！我被关进来是因为要与古巴人一起推翻古巴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因而，要出去，我就想要和古巴人一起出去！”
菲德尔·卡斯特罗离开监狱前，一名记者拍摄了一张菲德尔和切在一起的照片。照片是在室内拍摄的：六张单人床相对排列，菲德尔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西装革履，正在系领带，眼神专注，似乎是准备着出去以后马上发表演讲；切站在右边两张床位之间靠墙的位置，上身赤裸着，皮带松松垮垮的，双手背在身后，他的眼睛似乎是在躲避记者的镜头；凳子上凌乱地摆放着衣服，报纸随意地扔在床头。
这里就是菲德尔和切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吗？是的。只是，在记者拍摄之前，菲德尔和切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菲德尔坚持着：“我不抛弃你。”无论多大的代价，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菲德尔也一定要把切从监狱里弄出去。切则坚持认为，不能为了他一个人而牺牲革命，错过革命的有利时机，尤其是在当下。因为菲德尔说过：“1956年，我们要做自由人，否则就成为殉难者！”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几十位战士刚刚脱离牢狱之灾，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不过，争论归争论，切必须承认，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待朋友和手下人这种一贯的尊重、爱护，使他赢得了手下人狂热的忠诚、爱戴和拥护。
菲德尔走了。没有了辩论的对手，切与往常一样，仰面躺在床上，渐渐陷入沉思之中。
他突然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小毛”。小家伙马上就满半岁了，长着宽宽的额头，一张东方人的脸，就像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一样。她是切的第一个孩子，她还好吗？切有二十几天没有看到孩子了。坐在婴儿床床头心无杂念地看着小家伙，那是切每次回到家里最享受的事情。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切突然开始强烈地思念母亲塞利亚·德拉塞尔纳。母亲的病痛好些了，乳腺癌已经远离母亲，但她老人家还是需要亲人的照顾啊，是谁在陪伴她呢？古巴人都亲切地叫着“切”，但事实上，母亲给他取的名字不是“切”，他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是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利亚·德拉塞尔纳的大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呢。“埃内斯托”是他的名，“格瓦拉”是父亲家族的姓氏，“德拉塞尔纳”是母亲家族的姓氏。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埃内斯托·格瓦拉是欧洲贵族的后代。
记得小时候，埃内斯托·格瓦拉总是欺负妹妹塞利亚和弟弟罗伯托，但对于小妹妹安娜·玛丽娅，他一直爱护有加。每一次哮喘发作的时候，如果小妹妹在身边，他的感觉就会轻松一些，背靠着小妹妹，他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哮喘似乎也会很快就会消失。自从大学毕业离开阿根廷以后，埃内斯托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此刻，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
对了，还有托马斯·格拉纳多和阿尔贝托·格拉纳多这对好兄弟，一个是少年密友，一个是旅行伙伴，他们还在等着和埃内斯托团聚呀。“阿尔贝托，对不起了。”埃内斯托在心里说，“我本来打算和你一起在委内瑞拉的麻风病院工作，但现在，我不可能只是单纯地做一个医生了，如果是，也只能是革命医生。”
当然，在这电影回放似的沉思之中，曾经的埃内斯托、现在的切，思考得更多的是身边刚刚离开监狱的这群古巴人。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激情澎湃，说起话来口沫飞溅，但又沉静安详，内心波澜不惊；他们满怀理想，梦想着打回古巴，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就这么几十号人马，听上去真像遥远的传说一样，但他们确实充满自信，而且坚决地付诸行动。在和古巴人一起接受军事训练的那些日子里，切·格瓦拉前所未有地感到自己意志的坚强和身体的强健，始终如影随形的哮喘竟然没有发作过。他非常欣慰的是古巴人对他这个外国人的认同。大家同吃同住，共同训练，一起思考，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这一切使切和古巴人之间建立起亲如兄弟般的感情，使切第一次全身心地融入到古巴人战斗团队里，成为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
这些年，在被古巴人叫做“切”之前，那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人四处游荡，看似有着明确的目的，比如去委内瑞拉和阿尔贝托一起当医生，但脑子里其实只有似是而非朦朦胧胧的想法。他走遍了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看过土著人一幕又一幕的生活悲情剧，感受过一次又一次动乱里的斗争，有过参与的热情，但更多是充当旁观者，算是隔岸观火，更像隔靴搔痒，有着无穷的力量却不知道怎样发挥，明明看得见痛处却无处下手。就像刚刚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组织时那样，切总想着离开，他告诉菲德尔：“如果革命能够胜利的话，在革命胜利后，请恢复我本人作为革命者的自由。”不过，说这话的时候，切的想法和正式加入古巴革命团队之前是不一样的。以前，切自己常常说：“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避我所讨厌的一切。”现在，切决心把自己献给革命，哪里有斗争，他就准备去哪里。
就在9天以前，切在监狱里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上，切兴奋地写道：“在这段岁月里，我发现一个我一度认为愚蠢，或者至少是奇怪的字眼，开始渐渐成为我们这个战斗团队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概念彻底消失，让位于‘我们’。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或许看起来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夸大其辞，但事实上，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激荡，确实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一种美好的体验。”切告诉母亲，“经历过在监狱和前段时间训练的日子，我开始完全认同这些革命同志，能够有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真是妙极了。”
不是“我”，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在这种全新的自我定位之下，切想到死亡的时候，不再有一丁点儿忧伤。在信中，他对母亲说，“我不再将死亡看作是理想的夭折，就像您不知道的一位诗人说的那样，‘我带进坟墓的，只会是未完之歌的梦魇’。”
双手交叉压在头下，切就这样平躺着，沉思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看上去，他睡着了。睡梦中，切的脑海并没有真正沉寂下来，那些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画面，总在晃来晃去，像影子一样虚幻，却又清晰可见；瞪大眼睛试图多看几眼，却又在刹那间不见影踪。
多年以后，1960年8月20日，切作为古巴的国家领导人，在面向哈瓦那医学院学生演讲时，他回忆往事，这样总结：“那时，我和我们每一位一样，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的孩子。”
阅读思考
① 被关在监狱里的格瓦拉本来是可以通过关系获释的，但他却拒绝这样做，为什么？
② 格瓦拉在给母亲的信里说：“‘我’的概念彻底消失，让位于‘我们’”，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