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集体领导制说“不”
撒切尔夫人曾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愈多，经济状况就愈差。干预的结果扩大了劳动者团体之间的差别。有些人极力保住这些差别，有些人则尽力消灭这些差别，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并且还加剧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房东和租住者之间，公共服务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11年间，英国政府决策和运作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力加强中央政府集权和首相个人集权。这是撒切尔夫人的领导风格，曾引起了种种争论。这一特点源自于撒切尔夫人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的主张。
撒切尔夫人虽然一贯反对“大政府”，主张“小政府”，反对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过多的干预。但反对过多干预，并非反对一切政府的干预。因为，撒切尔夫人要想维护和加强私人资本主义及其经营发展的自由，使其摆脱工党“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那种国家干预的束缚，还必须借助政府的干预力量。而且，撒切尔政府推行私有化、减税、福利改革等，无一不是政府进行干预，只是这种干预与工党“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方向不同。
然而，对于撒切尔夫人而言，要想进行这种干预，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意味着要用政府的力量来扭转战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已经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习以为常的种种政策、体制、措施。这样做会触及到人们久已形成的思想观念、既得利益，也会带来新的困难和问题。因此，阻力是很大的。在撒切尔夫人上台前，希思政府主导的“静悄悄的革命”半途而废，就足以说明问题。
撒切尔夫人推行的保守主义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分歧重重和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而且，她常常把自己搞得颇为孤立。撒切尔夫人并没有把这种孤立放在心上。她认为正确和必须干的事，就要坚持干下去，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半途而废。她曾说“我不是一个追求意见一致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具有自己信念的政治家。”“我会跟人家达成协议，但只在我想做的事情上达成协议。”“作为一位首相，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任何内部的争论上。”
为了贯彻自己所主张的一系列改革，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政府的决策和运作方式上展开了一场变革，打下了深深的“撒切尔主义”的印记。最突出的就是加强了首相的集权，加强了中央政府的集权。
在英国历史上，首相是大臣 “平等中的第一位”。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状况改变了，首相权力不断强化和扩大，形成首相与政府的权力之争。到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首相集权更为突出。她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我是内阁的叛逆者。”她从来就不相信集体领导。在担任首相之前，她就曾经不止一次坦言集体领导的弊端。
1978年5月，在与时任英国驻伊朗大使帕森斯谈论集体领导制时，撒切尔夫人曾直言“谁赞成集体领导谁就是叛徒。”1981年，面对倡导集体领导的前首相希思，她表示“只有抛弃信仰，无视原则，践踏价值观念，才可能实现集体领导。”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初，政府中温和派和“共识政治”的支持者占多数。这与她所希望的内阁“目标统一，方向明确”的境况相距甚远。她所主张的政策在内阁讨论时往往引起激烈争论，导致她常常处于相当孤立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撒切尔夫人经常提出“他是我们的人吗”的疑问。有人问：“自己人”是什么意思？她回答：“他们肯不肯埋头苦干？是否相信个人责任感，愿意付出劳动，富有舍小我顾大局的精神？”这里，她强调的显然不只是个人品质，而且是政治思想上的一致。
基于当时的现实状况，撒切尔夫人在初次组织内阁时，不得不容纳了许多与她意见不合的温和派人物。但不久，她就一再改组内阁，把那些意见不一的、不太听令的人调换位置或赶出内阁，起用那些与她意见一致、比较容易控制的人，并把他们安排到重要位置上。
为了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志，撒切尔夫人大大缩小了政府决策圈的范围。在她的第一届任期中，她常常依靠一些内阁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政策，贯彻自己的意图。比如内阁的经济事务委员会。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早期，内阁多数人不支持她提出的那些严厉的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政策。而在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中，和撒切尔夫人一样支持货币主义的官员，杰弗里·豪、`莱昂·布里坦等人占据着优势。因此，她依靠内阁的经济事务委员会，来决定经济政策。
当时，撒切尔夫人常常是把那些经济决策定好了之后才通知内阁，并设法避开内阁温和派成员，绕过内阁的监督。以至于在她执政的前14个月中，内阁居然没有一次讨论过经济政策。撒切尔政府最初几个预算案，就是这样制定的。当然，她的这种做法往往让政府内的一些大臣感到震惊和愤怒。
1983年，撒切尔夫人取消在希思政府时期成立的内阁智囊团，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策小组”。这个小组由她亲自主持，或由她的亲信大臣负责，提出政策建议。在许多问题上，她都是避开内阁来进行讨论，做出决定。因此，与前任们相比，撒切尔夫人每年召开内阁全体会议的次数几乎减少了一半。
而且，在撒切尔夫人看来，内阁成员是首相的代理人，只应执行所确定的政策，而不应影响政策的制定。因此，即使在内阁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她也与以前首相的做法存在明显差别。
过去，常常是由阁员陈述各自意见，由首相总结、提炼、升华。一位曾经在任撒切尔政府担任大臣的人士这样描述当时的内阁会议：“首相首先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性的讲话。会议过程中，内阁大臣们的发言往往无法顺利地说完。因为，首相有时会无理地打断他们的讲话，说他们的意见无法被采纳。而且她的总结讲话实际上是对她自己意见的重复。而且，最后传到内阁成员手上的会议记录，上面写的都是首相告诉内阁，政府将要做的事。”
撒切尔夫人采取的首相集权，削弱内阁集体的权力和作用的行为，对于贯彻她所主张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难免显得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和批评。曾任国防大臣、外交大臣等职的皮姆就很不习惯她这种作风。他认为，撒切尔夫人“坚持自己所开的病历和医案都是准确无误的，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改变她的处方。”
撒切尔夫人对皮姆也确实不客气。一次，撒切尔夫人甚至质问皮姆：“你是自作主张呢，还是我和克莱夫（指她的秘书克莱夫·惠特莫尔）替你做主？”国防大臣赫塞尔廷在韦斯特兰事件中，也明确表示不满于撒切尔夫人的集权专断行为。有些大臣愤怒地认为，内阁简直成了撒切尔夫人的一块橡皮图章。
除了内阁，文官系统也是撒切尔夫人加强集权过程中的必须挪开的绊脚石。
英国文官系统是政府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官不参与党派斗争，不与内阁共进退，被称为英国“从不更换的幕后政府”。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文官系统权力膨胀，甚至使某些大臣权力旁落。文官系统发展成一个盘根错节的、特殊的、封闭的系统。文官系统不仅人数庞大、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成为庞大的政府开支的一大根源；而且，它还常常阻挠改革，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撒切尔夫人早在教育部工作时，就对文官们的一些习惯产生了反感。她不喜欢文官系统长期受到的两党一致的温和路线的影响和因循守旧、不喜变革的倾向。她认为文官系统是英国几十年来产生的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撒切尔夫人看来，文官们脱离实际，对于日常事务，对于经济和贸易都缺乏经验，在这些方面，他们还不如从事日常实际工作的工商界人士。撒切尔夫人的政策顾问约翰·霍斯金斯曾说：“出于她的性格和背景，她对整个现存的机构与思维方式甚至讲话方式，都颇为不满。”
上台伊始，撒切尔夫人一反保守党的传统，多次批评文官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权集团，享受高工资，工作安定，但效率低下，从事着一种近乎奢侈和浪费的行政工作。因此，文官系统的改革，既是撒切尔夫人加强对政府的控制，贯彻其各项政策的需要，也是她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她决定缩小文官系统的规模，减弱其影响力，打掉文官们的傲气，从政治上控制他们，进而确立自己的权威和支配地位。
很快，撒切尔夫人就与文官发生了冲突。1979年10月，撒切尔夫人被财政部文官告之，她的大刀阔斧削减公共外支的计划行不通。这让她非常气愤，立即把财政部五位大臣和五位高级文官召到首相办公室，不由分说，严加训斥，要他们坚决按已定方针制定削减计划。文官们战战兢兢，只好照办。
另一场冲突发生在1981年。这一年，政府公职人员工会为提高工资，举行“选择性罢工”。工会与政府争执到7月份才达成妥协。撒切尔夫人坚持强硬方针，使得达成的妥协拖延了好几个星期。她对主张妥协的索姆斯勋爵和文官部大臣班克罗夫特很是不满，认为他们是结伙反对她在公职部门方面推行的政策。而且，班克罗夫特曾号召英国政府各机关合作，反对撒切尔夫人改变“政府文化”的企图。他还在一次宴会中，和其他文官们表示，如果撒切尔夫人执意改革文官制度，他们对她将会批评多于支持。
撒切尔夫人当然不会允许文官系统成为一个不能听命于她的独立王国。1981年文职人员罢工之后不久，她便采取了措施。在9月份的内阁改组中，撒切尔夫人撤换了索姆斯勋爵。2个月后，她宣布裁撤文官部，让班克罗夫特提前一年退休。
此后，文官部的管理权划归内阁人事处，由直接在她手下工作的内阁次官来管理文官事务。她要求文官们少参与制定政策，更忠实地执行政府制定的政策。班克罗夫特在离职之后曾尖刻地批评说：“撒切尔夫人比她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要求下官卑躬屈膝。”
撒切尔夫人还对文官系统大挥板斧，削减文官人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她起用曾在国防部突破文官障碍、搞好军需采购、克服浪费方面做出成绩的德里克·赖纳爵士，让他负责减少文官系统中的浪费现象，并提高工作效率。
赖纳接手工作后，立即提出了提高效率、裁减文官，、削减开支的建议。这很符合撒切尔夫人的方针。在撒切尔夫人执政之初的1979年，文官系统人数达73万余人，是二战后的最高值。经过逐年裁员，到1996年已减少到了59万余人。直到今天，文官系统的裁减工作还在继续。
一些评论家在评论撒切尔夫人在文官系统方面所进行的整治和改革时，认为英国的文官们这次真正遇到了对头。不过，她的改革是否帮助她真正控制了文官系统，是否扭转了英国文官系统的积习，或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现在看来都值得打个问号。因为，在撒切尔夫人大力整治和改革文官系统的时候，英国政坛曾发生了四起轰动一时的泄密案，而且都是出自文官系统。很显然，这给她的政府添加了不少麻烦。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撒切尔夫人的方针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减地方政府和某些传统机构的自主权力。
英国地方政府在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建制，有郡、郡属区、自治市、教区或区等名称。地方政府设地方议会，四年一选。在历史上，地方政府曾广泛地享有自治权利，其根基甚至比英国政府还要老。有些地方自治权是从中世纪就有的，那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影响很有限。不过，削弱地方权限的中央集权倾向始终都在发展，而撒切尔政府则是加速了中央这一过程。
这主要出自两方面原因：其一，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庞大，官僚主义盛行，又竞相奢华，浪费惊人，往往成为比白厅（指英国政府）各部门更难控制的官僚机构；其二，不少地方政府掌握在工党或社会民主党手中，推行他们各自的政策。在1981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加强了在许多地方政府中的控制力。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年仅35岁的工党左派人士肯·利文斯通成为大伦敦议会的领导人。他提出要在自己的地区内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包括“公平车费”（降低地铁和公共汽车交通费用）的运动。他还与控制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地方议会的工党人士一起，宣称要“利用议会机器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来抵抗政府，维护社会主义的纲领。”
撒切尔夫人对此自然是满腔怒火，坚决与之斗争。撒切尔政府很快启动了宣传攻势，攻击地方政府不民主，没效率，超支浪费，是通货膨胀根源之一，并常为极端分子和“极左派”把持。撒切尔夫人任命雄心勃勃的迈克尔·赫塞尔廷为环境部大臣，主管地方政府事务。上任后，迈克尔·赫塞尔廷立即要求地方政府削减预算，减少中央给地方政府的拨款，并规定对超标准开支的地方政府加以处罚，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他与利文斯通就大伦敦车费降低问题发生冲突，结果高等法院裁决大伦敦议会的“公平车费”运动为非法。
撒切尔政府还对地方政府历来享有的征税权实施严格的限制。不许地方政府追加税收，实行地方税收封顶，超过即为非法。1986年和1988年的地方政府法和地方政府财政法，进一步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权。
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她还提出要彻底取消一些市政议会，以摧毁一些地方的左派势力基础。而且，撒切尔夫人说到做到。1985年，政府宣布取消大伦敦议会和六个大城市郡，将其职能的一部分交给下一级政府，一部分转交给新任命的委员会或是中央政府机构。
撒切尔政府削减地方权限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城市开发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职能，削弱地方政府的参与程度。住房私有化削减了地方政府在住房和城市规划方面的权力。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自治权和大学本身的自治权也得到了削弱，以致有人担心学术自由也可能受到损害。
撒切尔夫人加强首相集权和中央集权的做法，加上她的风格又常常显得专断和跋扈，的确与战后历届政府和首相颇为不同。人们议论纷纷，感到撒切尔夫人执政虽然给英国带来了经济复苏，但她的统治中隐约有一种过分苛刻、缺乏宽容和民主的因素。有人因此担心英国会出现“极权主义”，在民主社会产生“独裁”。有人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谦逊和蔼，撒切尔夫人反而更像个朝臣簇拥的女王，不像首相。
撒切尔夫人自己怎么看这些评论，不得而知。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按自己的风格，做她认为应该和必须要做的事。随波逐流不符合她的“铁娘子”的性格！也许正是靠着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性格，她才能在英国推行 “撒切尔夫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