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双驾马车

源自基督教的伦理观是撒切尔夫人执政的信念：宗教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贵的。一个人必须在自救上做出努力……我们的着眼点是人，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只是广泛生活的一部分。宗教教义珍视经济活动——如何谋生、如何创造财富，但也告诫人们不要被经济活动迷失了自己而不能自拔，告诫人们不要把经济置于一切之上。

与撒切尔夫人的前任们相比，她执政后推行改革的领域确实涉及得很广泛。

在撒切尔政府推行的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税收改革。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加之，工党“社会主义”的整治主张在英国占据了上风，导致英国在税收方面实行的是高税收政策。在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前，英国的所得税率是西欧国家中最高的。

对于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撒切尔夫人而言，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收入，不受干预和剥夺。而英国实行的高税收政策违反了她的这一主张。她认为，高税率严重地阻碍个人财富的积累和投资，打击了企业家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征兆。

在1979年竞选时，撒切尔夫人就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降低税率，以积极而坚定的态度降低税率，甚至把它看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信条。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变化，英国就要继续衰落下去。” 撒切尔夫人想通过降低税率来刺激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私人资本主义，并以此为契机展开复兴英国的战略计划。

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提出的第一个财政预算，要求把普通收入税率从33%降低到30%，把上限税率由83%降低到60%，并提高了纳税基准线，促使大约30万人免于纳税。当年，政府税收总数减少4.5亿英镑。到1985—1986年财政年度和1986—1987年财政年度，撒切尔政府又两次降低个人所得税率，分别降至29%和27%。1988年，个人所得税率再降到25%，上限税率降低到40%。公司所得税率由52%逐步减低到35%。这样，私人和企业保留了大量的收入，形成资金积累，或进入投资领域。

不过，在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增加了间接税，也提高了部分税率。例如，在第一个财政预算中，撒切尔政府就把增值税从8%提高到15%，汽油税等消费税的税金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实，政府这么做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降低个人所得税，政府的税收收入会减少。因此，撒切尔政府把收入税改为消费税，以确保减税不会对财政平衡造成太大的影响。

简单来说，这样的税制改革方案是政府要求民众不按“你赚了多少”来纳税，而是按“你花费了多少”来纳税。从很大程度上，这会鼓励人们节制消费，积极积累和投资。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高收入人群从削减收入税中得到的好处较多，而消费税则是一般普通人都需要负担的。可以说，撒切尔政府的税制改革具有“劫贫济富”的特点。

然而，这恰恰符合撒切尔夫人的信念：不能通过削弱强者而使弱者强壮起来。这与工党用高税收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政策是针锋相对的。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末期，于1990年进行的一项新的税收改革，即所谓按人头征收“公共事业费”，更是普遍加重人民负担。结果，这项税收改革成为了导致她辞职的诱因之一。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是撒切尔夫人改革中的另一个重头戏。

“福利国家”是英国在二战后历史发展的主要成就之一。经过从工党到保守党历届政府的努力，英国形成了 “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这套制度对于缩小贫富极端差距，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事物总是有正反两面。包罗万象的福利制度也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不少麻烦。

首先，日益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成为了政府不堪重负的财政包袱，尤其是在福利开支的增长超过了生产增长的时候。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其对财政的压力还不甚突出，英国统治集团还引福利制度为自豪。可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英国经济步入困境，福利开支的压力就特别突出起来。1982年，政府支出总额中，竟有57.6%是用于福利开支。庞大的福利支出，是导致政府公共开支庞大，财政赤字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英国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其次，福利制度的包罗万象助长了一些人对社会和国家的依赖性。他们认为不干或少干工作可以照样生活得不错，工作不见得比失业好。这样，一些人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只是坐享社会福利，消磨了自立和奋斗的精神。

第三，高福利是建筑在高税收的基础上的。这使一些人抱怨“福利越多，自己可以支配的钱就越少”。到后来，福利国家的弊端越来越为许多政界人士所关注，对此产生怀疑，连一些工党人士也不例外。工党著名人士罗伊·詹金斯曾说过：“英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到了极限。大多数民众应该停止对国家的过分依赖。”20世纪70年代，执政的工党政府就曾对福利制度进行一些改革，试图克服其中的某些弊端。

撒切尔夫人一直反对无限制地扩大政府职能，反对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加强个人责任感和自立精神，坚持强调治国也如理家，量布裁衣，不能无节制地增加政府开支。她更反对“福利国家”中体现的工党“社会主义”的精神。因此，她主张改革福利制度，认为政府必须改变那种把一切包下来的做法，停止“国家当保姆”的政策。

就任首相后，撒切尔夫人立即指示政府的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小组”就改革福利制度进行研究，制订计划。

1982年9月，这个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心内容是大大削减国家承担的社会福利支出，其中一部分要转移到个人身上去。具体措施涉及教育、福利、卫生等诸多部门，而且相当激进。

撒切尔夫人将其签发给内阁成员传阅。这份文件立即在内阁成员中引起震惊，因为它提出的改革过于激进了。温和派人士决心阻止它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但这份文件还是被外泄，刊登在《经济学》杂志上，引起轩然大波。撒切尔夫人对这种泄密行为大为不满。政府出马为她开脱责任，说这个文件的散发与她无关，而应由内阁秘书阿姆斯特朗负责。这样开脱，反而欲盖弥彰。

《经济学》杂志指出，撒切尔夫人始终对这份文件兴趣盎然。于是，社会批评意见更加强烈。黑尔什姆勋爵在内阁中说：“这是本届政府自诞生以来所犯的最严重错误。”前首相希思也公开发表讲话，要撒切尔夫人否决这个计划。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撒切尔政府只好由内阁成员诺曼·富勒出面声明，说不打算改变现行体制。后来，撒切尔夫人也在10月份的保守党年会上声明，政府将一如既往，照顾好人民的健康。她没有在年会上提出那个改革计划。这件事被认为是大臣们纠正她的“过激行动”的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情”。

显然，这次撒切尔夫人在福利改革的进程上有些操之过急。不过，她并没有就此放弃改革福利制度的方针，只是接下来要做得更加谨慎。

事后，撒切尔夫人要社会福利部对战后实行的福利制度进行全面调查，并提出建议。 1985年6月，社会福利部门发表《社会保障之改革》的长篇报告。经政府讨论修改后，又于同年12月提出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白皮书。根据白皮书的精神，政府于1986年向下议院提出了有关社会保障改革的议案。经议会审议通过，女王签署，终于在1988年开始生效。这时已是撒切尔夫人的第三任期了。

撒切尔政府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要取消它，而是要压缩过分的社会福利开支，改革这一制度的运行方式，使之更经济、更有效。1984年，撒切尔夫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这种远远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巨额支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英国就坐在这个定时炸弹上。她还说，她的政策是要“用斧子砍（社会福利）”。

对于社会福利制度，撒切尔夫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其中引进市场机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撒切尔政府做了很多努力。

政府先是改革国家养老金制度，降低发放标准，推行职业养老金制度，要求企业承担一部分责任，鼓励个人养老金。其次是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普遍性原则改为“有选择原则”，缩小发放范围，着重照顾真正需要者。

在住房方面，政府通过改变政府投资兴建住房、低价租出，政府发放大笔住房津贴的做法，推动住房私有化。撒切尔政府鼓励把市政当局建设的房屋卖给私人。私房在全国住房中的比例和有私人房产居民的比例因此而大大提高。

另外，为了改善医疗保健制度，撒切尔政府在1988年提出了改革设想，主要是广开财源，要让个人和企业承担更多在这方面的费用。

在英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在被列入社会福利事业范围。因此，撒切尔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也包括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鼓励科技发展和学校与工业相结合，压缩教育经费，提高办学效益是撒切尔政府教育改革所遵循的原则。

压缩教育经费是撒切尔夫人在教育改革中最先采取的措施，尤以她的第一任期时为最。这曾引起大学校长和教师们的强烈不满。1985年，牛津大学教授们投票反对授予撒切尔夫人以荣誉博士头衔，这是原因之一。撒切尔政府还推行把助学金改为贷学金，认为助学金制度对学生“包管得太多”，容易养成学生的懒习惯，依赖社会福利，而且与紧缩公共开支的政策相左。

1987年，下院通过了“教育改革法”，于1988年开始实施，其中也贯穿了上述精神。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也遭到反对。1988年1月，全国各地的一万余名学生在伦敦集会，进行抗议，并与警察发生冲突，20余人受伤，60余人被捕。

撒切尔政府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决心很大，涉及面很广。在当代“福利国家”面临的“平等”与“效率”、“普遍性”与“选择性”之间，撒切尔政府特别强调“效率”和“选择性”，并强调个人和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当代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产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关系千家万户。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从开始就不可能取消福利制度，而且在实施的时候也需要非常谨慎。总的来说，她领导的政府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