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铁娘子”碰到了真正的对手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正在举行。

签字大厅里，上千名记者争相记录这一历史性场面。照相机的镁光灯闪个不停，响声不断。撒切尔夫人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高度评价了《联合声明》的历史地位：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

香港问题，是撒切尔夫人在第二任期中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重大成就。这个成就不仅使中英关系经历了战后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少有的一段辉煌时期，而且让撒切尔夫人作为中英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治家而载入史册，为她的政治生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联合声明》的签署实属不易。中国领导人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为中英两国的谈判和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

随着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日益迫近，香港的前途问题越来越突出，被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中英关系的日程上。1979年3月，英国驻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提出讨论香港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

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夫人在其第一任期内，于1982年9月下旬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首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问题。这是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访华。在此以前，她曾作为英国反对党领袖在1977年访问过中国。1979年，她作为首相在伦敦接待过中国总理华国锋。

1982年的访华不同寻常，撒切尔夫人要就中英关系中一个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尽管中英在世界局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等问题上，有颇多的共同语言，一旦涉及香港问题，情况就不同了。

在会谈中，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香港、九龙和新界）的主权，同时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对香港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包括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的中国人治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等。

起初，撒切尔夫人并不愿接受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她为了维护帝国时期的这笔“遗产”，曾经寸步不让。

也许是受昔日大英帝国思想的影响太深太重，也许是受到刚刚在马岛战争中捍卫“帝国遗产”胜利的鼓舞，也许是考虑到英国每年从统治香港中所获得的巨大收益，也许还有她那绝不轻易妥协的“铁娘子”脾性，更有可能是几者兼而有之，她提出了英方的方案，即以“主权”换“治权”。她说：香港是独一无二的中英两国成功合作的例子。中方最为关心的无非是香港的主权和持续繁荣。一旦香港的行政管理发生激烈变化，必将导致香港资金的外逃和经济的崩溃。她的结论就是“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治理”，只有在这方面达成协议，英国“才能考虑主权问题”。

简而言之，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管理不好香港，只有让英国继续治理香港，英国才同意把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对此，中方的态度十分明确：在主权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9月24日，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邓小平在西方素有“现实主义者”之名，她以为会好说话一些，便讲了一套所谓英国治理香港可保居民的信心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她回去向议会作交代，也有利于满足中国对香港主权要求的话。但她很快发现，邓小平“固执得很”，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邓小平明确地告诉她：“关于主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在1997年要收回香港，中英两国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谈判的。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来保持香港的繁荣，但不是说香港的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回归后，会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谈判中，邓小平坚定地告诉撒切尔夫人：“如果说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所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他还毫不加掩饰地说，如果想做的话，中国政府今天就可以派人进入香港，接管香港。

这一回，“铁娘子”算是遇到了对手。过去，她在与美、苏领导人谈判和讨论时，都能够做到应付自如，掌握主动；同其他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时更是常常咄咄逼人，迫使别人让步。这一次，她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合情合理，态度坚定不移，而且不怕所谓的“灾难性后果”，对应付任何可能的事态都充满自信。即便这样，撒切尔夫人也不想在气势上输给对方，她依旧以“铁娘子”的秉性与邓小平斡旋，并不想就此向中国的主张让步。此后，由于英国的立场丝毫不让步，中英双方的磋商长时间没有进展。

1983年，撒切尔夫人连任首相之后，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于当年的7月份开始第一轮会谈。英方仍然坚持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提出的“主权换治权”的立场，要求英国在1997年以后能继续治理香港。这是对中国拥有香港主权的抽象承认和具体的否定，自然遭到了中国的反对。

直到10月份，撒切尔夫人才在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提出双方可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讨论香港的持久性安排。此间，英国为避免节外生枝，试图把应由中英双方解决的香港问题说成是中、英、港三方的问题，即所谓“三脚凳”理论：英国认为应由三方代表谈判解决，要由英国委任的香港官员“代表香港人”参加谈判。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遭到了中国的反驳和拒绝。

英国在谈判中打出了“三张牌”，想对中国施加压力。即所谓“信心牌”，说中国接管香港会破坏港人的“信心”，不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民意牌”，无非是制造香港人愿意追随英国的“民意”；“经济牌”，即可能会出现资金外逃、损害香港经济的危险。总之，英国政府在谈判中软硬兼施，试图在1997年后继续控制香港。

中国政府就英国政府的立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促使其回到现实主义立场上来。从1983年12月的第7轮会谈开始，谈判进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1984年，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应邀于4月和7月两次访华，谈判进程加速，逐步达成协议。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标志中英谈判的圆满结束。经过双方的努力，终于迎来了1984年12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

根据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达成的协议，英国于1997年7月1日凌晨前撤离，由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全部主权；并在过渡时期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以保证平稳过渡等。这个结果，撒切尔夫人是怀有某种苦涩之感的。她在回忆录中就此写道：“这不能说是一个胜利，但考虑到我们是在和一个不妥协而且占有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也不可能获得胜利。”的确，对于立志以维护英国利益为己任，对维多利亚时代怀有留恋之情，又从不轻易妥协让步的撒切尔夫人来说，签署香港问题协议绝不是她乐而为之的事情。

或许在其他地方这位英国首相可以八面威风左右逢源，但在东亚，在中国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

在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落寞地从门口走出，脸色凝重。走下人民大会堂北门的石阶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撒切尔夫人的身体顿失平衡，摔倒在石阶下，皮鞋、手袋散落在一边。还好，她人已快到平地，摔得不重。起身后，她不愧为“铁娘子”，神态自若，好像一切没发生过一样。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客观历史发展的现实面前，撒切尔夫人作为政治家，算得上是“识时务”的。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之后，她飞到香港，在那里发表讲话，再次表示英国将竭尽全力确保《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

就当时香港的经济和生活而言，离开了大陆也是无法维持繁荣的。何况，历史已经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英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已不是19世纪，也不是20世纪上半期或中期的样子了。撒切尔夫人不得不权衡得失，有所进退。她做出了理智的选择，放弃了不得不放弃的东西，保住了可以保住的东西，并由此对中英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和历史地位。

关于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不仅被她自己称作“重大的外交成就之一”，连反对党工党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可能达成的最好的协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她成了知名度最高的英国首相，并以此赢得了中国人的高度赞誉。尽管联合声明签署后，中英为解决香港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论，撒切尔政府又背后做了些小动作，但中国人民还是记得她作出的贡献的。

1995年3月，下野已久的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受到中国政府很高的礼遇，称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