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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计》是如何变出来的？——与湖南卫视《变形计》栏目制片人李泓荔的对话

湖南卫视策划的新栏目《变形计》2006年9月4日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方好评如潮，魏文彬局长亲自给湖南卫视的创新小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省委副书记谢康生在《新闻阅评简报》上作了重要批示。栏目为什么会一鸣惊人呢？

李泓荔，女，湖南卫视《变形计》栏目创始人，历任湖南卫视新闻中心《播报多看点》、《城市语文》、《象形城市》等栏目制片人，资深文化类节目策划人。

2004年11月，转战到新闻资讯类节目创新第一线，提出播报“潜主流”资讯，引导新生活方式，创建了现在仍在壮大的《播报多看点》栏目。

2006年下半年，李泓荔带领团队大胆出击，推出全新板块《变形计》。湖南广电专门为此颁发2006年一号宣传嘉奖令。第一部《网变》播出后，中宣部、公安部都专门打来表扬电话。

《变形计》的推出，是湖南卫视2006年节目创新的重大成果，这档节目以“新”取胜。

第一，产品新，新在体裁——新生态纪录片，真人秀手法+纪录片精神，这样创造了一种令人兴奋的真实；也新在语言——比起媒体通常的表达性语言，它是一种行为性语言，试图通过带有规定性的电视行动，帮助人物解决问题，反思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第二，生产机制新，由《播报多看点》栏目自主创新后，频道组建的创新小组以项目分包制在全台范围内组织生产。

第三，销售方式新，采用季播的方式，以避免审美疲劳和创作疲劳，而且安排在一个通常欣赏虚构电视剧的19暶30时段播出，让它的异质性“真人真事”得以凸现，事实上是一个差异化营销策略。

肖　枭：《变形计》9月4日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方好评如潮，魏文彬局长也亲自给湖南卫视的创新小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省委副书记谢康生在《新闻阅评简报》上作了重要批示。栏目的一鸣惊人，你们是不是始料未及？

李泓荔：创作该节目时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但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更没想到省委副书记谢康生会在《新闻阅评简报》上作出批示，这些表扬和鼓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鞭策，更是一种力量。

肖　枭：《变形计》的推出，是湖南卫视今年节目创新的重大成果，你认为这档节目“新”在何处？

李泓荔：新在三个方面：第一，产品新，新在体裁——新生态纪录片，真人秀手法+纪录片精神，这样创造了一种令人兴奋的真实；也新在语言——比起媒体通常的表达性语言，它是一种行为性语言，试图通过带有规定性的电视行动，帮助人物解决问题，反思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第二，生产机制新，由《播报多看点》栏目自主创新后，频道组建的创新小组以项目分包制在全台范围内组织生产；第三，销售方式新，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季播方式，以避免审美疲劳和创作疲劳，而且安排在一个通常欣赏虚构电视剧的19暶30时段播出，让它的异质性“真人真事”得以凸现，事实上是一个差异化营销策略。

肖　枭：《变形计》的创意是你在英国培训期间诞生的？还是你去英国学习之前就有了初衷？

李泓荔：我三年前萌动这个创意，始于对中国近年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惊奇感受。如今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千差万别，让人群在细分中得到归属。我当时在做周播的城市文化地理节目《象形城市》，试图通过阶层的互换和流动，来折射一些东西，想当然的题材是让一个农村姑娘和一个天天穿丝袜、高跟鞋、坐写字楼的白领丽人互换，当时的节目理念类似“灰姑娘”的涂鸦，对社会的态度是旁观而戏谑，但当时《象形城市》一周一期，时间又短，不太好做，这个想法没有实现。后来，我承担了日播栏目《播报多看点》的制片人，工作当时发现摄像头这种电视新元素成本渐低，便蠢蠢欲动，从英国回来后，我这个想法被唤醒，且变得强烈起来，日播平台让“新闻连续剧”成为可能，我们可以找到重大的时事背景和新闻事件，在里面寻找小人物，通过让小人物互换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任务，折射出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大事件的“门内窗后”。“变形”，原本是被卡夫卡用作“异化”的意象，但我们用它的比较套话的解释是“另类制造老百姓的故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

肖　枭：《变形计》借鉴了国外哪个节目？在借鉴的基础上又有哪些创新？

李泓荔：严格地说，在英国我通过听课了解到英国有一些交换类节目，但没有机会看到它们的具体节目形态。我自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个交换类节目的尾巴，不知道标题，讲的是一个清洁女工和一个广告模特互换的故事，一下唤起了我两年前的欲望。那个节目是一集讲完了互换的所有内容，比较朴实的专题片制作手法，我当时就想，《超级女声》对我们的最大提示是互动美，我所处的《播报多看点》恰恰有可能提供一个“新闻连续剧”的平台。我如果要重拾交换类节目的创意，一定要有过程美，不是一集播完。

肖　枭：国内有没有《变形计》这一类型的节目？如果有，是哪家电视台推出的？它的收视和影响怎么样？如果没有，《变形计》会不会遭遇克隆？栏目的内核是不是别人无法克隆的？

李泓荔：有，我们在《播报多看点》第一次制作变形——老熊父子互换时，我的记者告诉我，他们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看到中央台《纪事》栏目也有类似创意，我们特地集体上网拜看了一集，我觉得它当时的做法和英国的类似，被圈羁在传统纪录片的藩篱里，所以并没有悉心研究它的收视，搜集它的社会反响。

至于《变形计》如果遭遇克隆的话，我想，我们最值得一提的其实是对当事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体现在节目制作之前的耐心说服、节目制作中的尊重他(她)意愿、节目制作后的增值服务。也就是说，要对被我们改变了内心、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命运的变形当事人负责到底。我们希望，《变形计》能给当事人提供一种思维方式，绝不仅仅是一段迷离的记忆。

肖　枭：《变形计》9月3日正式作为季播性栏目推出，但它的前身是《播报多看点》栏目中的一个小板块，为什么不率先作为独立栏目面世？这种试播对新创栏目来说有哪些意义？

李泓荔：我们在《播报多看点》中尝试开设了一个全新板块《变形计》，“父子互换”节目播出后，《播报多看点》收视率在三个市场同步上涨，使《播报多看点》在集团自办栏目排名中上升至前几名。由于“变形计”在《播报多看点》中的表现出色，台里决定从9月4日起将其单独播出。这种试播就是一种投石问路，让“新产品”首先接受市场的检验，市场看好，我们就进一步完善，不断改进工序和品质。如果没有反响，我们就此打住，以免浪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试播是时下节目创新最为流行的一种方式。

肖　枭：《变形计》邀请王姬担纲主持，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王姬的气质、风格与栏目定位比较吻合，还是想利用她的知名度拉动栏目的收视？

李泓荔：这些考虑都有。最早是卫视台长助理梁瑞平在策划会上提出来用王姬的，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具体原因有三：第一，王姬作为一名近年来依然活跃的影视剧演员，对19暶30这个时段的观众有相当的号召力，可以拉动社会对新栏目的关注度；第二，变形计自身带有一些人生况味和哲学隐喻，王姬在影视剧和生活中的形象，都是一位有阅历、知性和感性并存的女性形象，高低端观众对她都能接受，尤其她自己生有一个残疾儿子，她个人生命体验里的无力感，应能对变形计里的家庭教育类选题产生共鸣，且较有发言权；第三，王姬有做过主持人的短期经历，她试水主持，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鲜感。

肖　枭：你策划的几个栏目，栏目名称都比较另类，比如《城市语文》、《播报多看点》，这次为什么给栏目取名为“变形计”？

李泓荔：“播报多看点”是欧台亲自取的名字，不是我想的。对，“城市语文”和“变形计”都有点另类，因为我当年也算文学青年，“民间语文”、“变形计”都是文学圈子里十分常见甚至如雷贯耳的提法，但对老百姓来说，还是有距离的。

“变形计”这个名字一度有人提议叫“变态”——即改变生活状态，其实是在《播报多看点》做第一次尝试“父子互换”时，我把项目内部招标发包给编导，为了便于记忆而带点口水刺激，提议叫“变心”，后来觉得不准确，还是叫“变形”，因为生活本来就让每个人都变了形，无论是岁月的磨损还是命运的挤压，“变形”二字里，其实有过于直白的残酷诗意；直到要进入19暶30时段前，总编室要确定编播计划了，栏目必须定名，就暂名“变形计”，意为“三十六计，变为上计”，“变形”在这里成为一种主动调解的“计谋”。

肖　枭：另类的栏目名称，观众往往很难一目了然，加大了观众识别栏目的难度，这是不是不利于提高栏目的知名度？

李泓荔：当然，这是肯定的。我也觉得“变形计”这个名字不好，只是较准确，暂时一用，欧台一直要栏目组再酝酿更准确响亮的名字。

肖　枭：《变形计》正式播出已有一个月，其收视呈高开低走之势，这是什么原因？

李泓荔：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只带领团队承制了《变形计》第一辑《网变》、第二辑《高三师生母女互换》就退出了，后面的节目我没有发言权。第一辑《网变》关注度较高，我觉得原因有三个：一是它触及了、甚至看上去“破解”了目前中国家庭最关注、也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孩子上网成瘾，被很多网瘾孩子家庭奔走相告；二是它触及了中国近年来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城乡流动等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唤起人们的强烈共鸣；三是它的制作周期相对来说较为从容，精品化追求得以实现。所以，虽然宣传上马非常仓促(从审片通过到正式播出仅两天)，但还是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反响，成为《变形计》开播后收视的最高峰。

肖　枭：栏目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李泓荔：第二辑《高三师生母女互换》在19暶30播出时，我就和我们编导说，哪怕多给我一天的时间，第二天播，我都有把握让它比现在播的样子好一倍。第一辑《网变》算是制作较从容了，也是有无穷多的遗憾。总的来说，从前后期流程、岗位分工、制作规范、镜头要领、如何和当事人沟通、把握结局方向等等，我们都有太多东西要总结。

肖　枭：在集团各频道的制片人当中，你算是高产的制片人之一，先后策划推出了三档栏目，从《城市语文》到《播报多看点》，再到《变形计》。给大家的印象是：每一次都有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突破，你认为这种突破是个人的智慧使然还是集体的力量使然？

李泓荔：当然是集体的力量，电视是合作的艺术，我只是起了非常非常微小的作用，不过是因为我所处的这个位置，代言了大家而已。首先是集团的创新“大气层”十分清新健康，局长魏文彬还在第一辑“父子互换”时仅看了一集，就给栏目组写信，谆谆指出节目对代沟问题还没做透，同时破格给予栏目组嘉奖，极大地鼓励了我们的创新积极性；台长欧阳常林远在欧洲出差还不时鞭策我们，要我们不能有任何松懈，要有赢的激情，在从容中追求完美，不断超越；分管创新的副台长刘向群、台长助理梁瑞平，这次以创新小组的全新决策机制指导《变形计》，十分高效务实，以惊人的速度为栏目解决后顾之忧。其次是栏目内部，大家发扬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任劳任怨，不顾家庭的具体困难，项目经理程刚、主力编导张谊、罗健、刘学波、潘瑞芳、戴飞、卜景天等都迅速成长起来，编导刘学波在《网变》制作期间，连续二十天内接受了奶奶和母亲先后去世的噩耗，仍然不倦地战斗在岗位上，劝都劝不走。

肖　枭：你认为，作为一名制片人，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与素质？

李泓荔：关于制片人能力和素质有很多时髦洋气的管理学术语，但我对制片人的理解却越来越“土”，我觉得，做人就是做事，制片人首先应是个无知的人，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就对了，但他对观众的敬畏应高于一切，对电视业务新潮流要永远在求知状态，把自己团队的能力摆在自己前面，善于发现每一个共事对象的优点，以发挥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他应是个无事生非的人，他愿意折腾，能够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地组织大伙一起求新求变。

肖　枭：你去年到英国学习了三四个月，你认为英国的节目创新模式与中国有哪些不同？

李泓荔：英国的节目创新模式再一次验证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是经验主义，西方是实验主义，所以，和中国节目创新往往依托某一个关键人物的灵感不同，英国的创新模式，第一，有技术体系和方法论的保证。比如电视受众研究这个行业里分工十分细化，甚至引进心理学、脑科学等研究仪器，监测观众收视时的兴奋度等精确数值，以确保新节目或新的电视剧集上档时的成功，而作为个人创新的补充，团队创新发展很快，也已经形成了社会观察—脑力激荡—形成主意—销售主意等成熟流程。第二，有制度上的保证。比如电视台规定了要有25％的播出节目从社会上购买，这极大地刺激了独立制片公司的发展，独立制片公司不得不以更大力度、更频繁的创新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反过来刺激了电视台自有节目生产部门的活性。第三，有利益上的保证。英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十分完整，高收视节目的原创人员能通过版权收入、节目分成等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第四，有产业链条上的保证。一个新节目从互动设计到广告主支持到媒介推广再到新媒体延伸，基本都有战略上的整体考虑，尤其是大制作的活动，而已经成熟发育的市场周边产业能为这个战略提供十分清晰的支撑。

总的来说，英国节目创新不像中国这样超载，节目除了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外，本身不需要承载太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