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国文学
20世纪德语国家经历了几次天翻地覆的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帝国崩溃，成立了魏玛共和国，奥匈帝国也分崩离析。战败导致人们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动，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学说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1933年希特勒上台，建立了“第三帝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1961年建造柏林墙，1989年推倒柏林墙，1990年德国的统一，都对德国社会和德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初，奥地利和德国文学大师辈出，德语文学进入多元化的繁荣时期。印象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交相辉映，代表作家有奥地利的里尔克、卡夫卡、施尼茨勒（1862—1931）、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等，德国的凯泽（1878—1945）、托勒尔（1893—1939）等。现实主义文学也取得显著成就，一批享有盛名的大作家相继涌现，主要有德国的豪普特曼（1862—1946）、亨利希·曼、海塞和奥地利的茨威格等，而最卓越的代表是托马斯·曼。他们的创作也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1928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成立，无产阶级文学正式登上德国文坛。代表作家有贝希尔（1891—1958）、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等。
里尔克（1875—1926）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大师。他的早期诗歌情调缠绵，富有波希米亚民歌风味。《图像集》《祈祷书》《新诗集》和《续新诗集》等作品的出现，表明诗人已形成独特风格。1922年完成的《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以形象独特的比喻和隐晦离奇的象征，表现了诗人对人生意义的无望追求，是现代诗歌史上不朽的杰作。
亨利希·曼（1871—1950）是德国小说家，1894年后相继发表《在懒人的乐园里》和《垃圾教授》（1905）等作品，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代表作《臣仆》（1911—1914）中的主人公赫斯林自幼欺软怕硬，在强者面前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是暴君，是帝国主义阶段德国资产阶级的典型，也是德意志帝国忠顺臣仆的典型。纳粹崛起后，亨利希·曼开始猛烈抨击强权政治，并创作了4部“共和国小说”，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没落。1933年后，他流亡法国和美国。期间，他完成长篇历史小说《亨利四世》（1935—1938），小说取材于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亨利四世统一法国的业绩，塑造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君王形象，与当时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形成鲜明对比。
赫尔曼·海塞（1877—1962）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浪漫主义诗歌、抒情小说和流浪汉小说，1904年以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成名。中期作品充满了迷茫和彷徨。长篇小说《荒原狼》（1927）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揭露了人性中包含狼的天性。《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德》（1930）以14世纪的修道院为背景，塑造了纳尔齐斯（代表理性）和戈尔德蒙德（代表情欲）这两个性格各异、人生道路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艺术形象。晚年，海塞对现代文明产生了深刻怀疑，试图从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寻求寄托，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玻璃球游戏》（1943）是海塞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毕生的力作。作品思想精邃，熔传统的欧洲文化、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老庄）思想于一炉，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
雷马克（1898—1970）是德国著名小说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战后从事过教师和石匠、记者等多种职业。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1929）以冷静的笔调描绘了战争的残酷，成为一部反战主义的力作。
茨威格（1881—1942）是奥地利作家，1901年以诗集《银弦集》开始文学创作。后从事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集有：《最初的经历》（1911）、《马来狂人》（1922）、《感觉的混乱》（1927）等。代表作有：《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象棋的故事》等。茨威格唯一的长篇小说是《焦躁的心》（1938）。这些作品多叙述心理变态者的爱情故事，结构精巧，引人入胜，尤以细腻的心理刻画见长。茨威格著有传记作品《三大师》《与恶魔搏斗》《三诗人》等。
布莱希特（1898—1956）是德国剧作家和诗人。他最主要的文学成就是叙事剧。他创造了一种称为“间离效果”（陌生化）的艺术方法，有意识地在角色、演员和观众之间制造感情上的距离，使观众用探讨、批判的态度看剧情，激发他们改变现实的愿望，从而使叙事剧成为一种关心重大社会问题、强调教育性的文体。他的叙事剧按体裁可分为三类：《措施》（1930）等为“教育剧”；《四川好人》（1940）、《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阿图罗·魏的有限发迹》和《高加索灰阑记》（1945）等为“寓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和《伽利略传》（1938—1947）等属于历史剧。代表作《伽利略传》叙述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愚昧与黑暗的世界上为真理而奋斗，以及最终被黑暗所吞噬的悲剧。
安娜·西格斯（1900—1984）是德国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1942）通过法西斯统治时期一个集中营内七个囚徒越狱逃跑的故事，描写了各个阶层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勾画了一幅法西斯专政初年的德国现实图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为东西两个国家，文学亦东西分流。联邦德国建立初期的文学被称为“废墟文学”，1947年成立的文学团体“四七社”和1961年成立的“六一社”对战后联邦德国文学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伯尔、格拉斯和伦茨、魏斯、瓦尔泽等，都是四七社的成员，他们的创作代表了战后联邦德国文学的主要成就，其中格拉斯的成就尤为突出。战后民主德国的文学发展道路比较曲折。女作家沃尔夫（1929—2011）的小说《分裂的天空》和乌韦·约翰逊（1934—1984）的长篇小说《对雅科布的种种揣测》（1959）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战后民主德国的社会现实，表现德国分裂对东西德人民所造成的后果。海纳·米勒（1929—1995）是东德最负盛名的戏剧家。福尔克·布劳恩（1939—）是诗人和戏剧家，60年代以后活跃在东德文坛，重要剧本有《翻斗车工人》（1967）、《格瓦拉或太阳国》（1977）等，以及诗文集《九曲桥》（1992）等。
战后瑞士重要作家有：戏剧家和小说家马克斯·弗里施（1911—1991）、迪伦马特（1921—1990）、穆施克（1934—）、毕克塞尔（1935—）等。奥地利德语文学也呈现繁荣局面，形成维也纳、格拉茨、萨尔茨堡三个文学中心，出现了诗人保尔·策兰（1920—1970）、诗人和小说家巴赫曼（1926—1973）、贝恩哈德（1931—1989）、戏剧家和小说家汉特克（1942—）、小说家英内赫费尔（1944—）等。
亨利希·伯尔（1917—1985）是小说家，他的文学活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9年以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崭露头角。这部作品揭露法西斯战争的罪恶，反映德国人民的苦难，基调灰暗阴郁。1953至1965年，伯尔的创作主题从批判战争转为批判战后的西德社会，各种小人物的社会遭遇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代表作有《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之见》（1963）。70年代，伯尔连续发表了《女士和众生相》（1971）、《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和《监护》（1979）三部重要作品，展现了德国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
彼得·魏斯（1916—1982）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反抗的美学》（1975—1981）。他还著有一系列荒诞戏剧，《迫害与杀害让·保尔·马拉》（1965）是一部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马拉遇刺，以及作家萨德在精神病院如何导演该剧的荒诞剧。
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60年代以长篇小说《德语课》（1968）蜚声文坛，70年代以后发表的《楷模》（1973）、《故乡博物馆》（1978）、《损失》（1981）、《训练场》（1985）等，也有广泛的影响。
马丁·瓦尔泽（1927—）是小说家和戏剧家，长篇小说“克利斯特莱因”三部曲：《间歇》《独角兽》《堕落》（1960、1966、1973）使他一举成名。《爱的彼岸》《一匹逃马》《天鹅之家》《激浪》《狩猎》和《保卫童年》，广泛揭示了下层人物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残酷。
弗里德利希·迪伦马特（1921—1990）是瑞士戏剧家和小说家。1947年发表第一部剧本《立此存照》，获得好评。悲喜剧《老妇还乡》（1956）是他的代表作。该剧讨论了欺骗与复仇等问题，抨击了金钱万能的严酷现实。《物理学家》（1961）是他的另一代表作。剧本以疯人院象征当今西方世界，正直的科学家成了势力集团角逐的牺牲品。他的重要剧作还有《密西西比先生的婚事》《天使来到巴比伦》等。这些剧作采用荒唐、夸张的手法，以离奇的情节和喜剧的形式反映冷酷的社会现实。迪伦马特的小说中最为人称道的是“犯罪小说”，代表作有《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诺言》等。
70年代，一大批年轻作家登上文坛。博多·施特劳斯（1944—）的剧本把悲剧与喜剧、闹剧成功地融合在一起。《重逢三部曲》（1976）通过朋友、情人们在画展上的重逢展示现代知识分子生活和精神世界，《大与小》（1978）通过一个孤独的女人寻找离去的丈夫的故事，揭露了小人物寻找人间温情而不得的悲剧。施特劳斯还著有《卡的莱尔》《公园》《最后的合唱》《日渐响亮的山羊之歌》等。
80年代，保卫和平、保护环境成为时代主题。戏剧领域则流行“死亡主题”。多尔斯特（1925—）的《墨林或荒凉的土地》（1981），长达97场，通过亚瑟王传说阐述了人的毁灭。穆艾勒（1934—）的戏剧《死亡筏》（1986）描写2050年世界末日，四个残疾生物乘一只竹筏驶向死亡。另外，聚斯金德（1949—）长篇小说《香水》（1985）打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是后现代美学流行的标志。
托马斯·曼（1875—1955）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生于吕贝克市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他当过保险公司见习生和杂志编辑，曾在慕尼黑高等工业学校旁听历史和文学史等课程。1894年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堕落》。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这部小说如同它的副标题“一个家族的没落”所显示的那样，以编年史的方式写了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家族的没落，并以此来象征西方社会的危机。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王爷殿下》《死在威尼斯》《魔山》（1924）和《马里奥和魔术师》（1930）等作品。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托马斯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遭到纳粹分子的威胁，被迫流亡瑞士和美国。流亡期间，他先后创作了《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1933—1943）、《绿蒂在魏玛》（1939）、《浮士德博士》（1947）等杰作。1952年，由于对美国日益猖獗的麦卡锡主义不满，他离开美国迁居瑞士苏黎世，直至逝世。在瑞士期间完成小说《受骗的女人》《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分》（1954）。他还写了文艺评论、政论等许多散文作品。
托马斯·曼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败和没落。在他的小说中，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种种无法医治的病症，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尽头的书”。他的思想主要源于德国18、19世纪进步的人道主义，并一生以维护这种人道主义传统为己任，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现实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他一方面继承了德国古典作家的优秀传统，同时又吸收了现代派的手法。他的小说结构严谨但写法上不拘一格，文字幽默且富有哲理，感情细腻而又奔放，尤以深刻的心理分析和多姿多彩的景物描写见长。
《魔山》（1924）是托马斯·曼的长篇代表作之一。故事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达沃斯村一所肺结核疗养院——“山庄国际疗养院”，这所疗养院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魔山”。刚刚大学毕业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汉堡到疗养院探望表兄约阿希姆，在山上逗留期间，他不幸被医生诊断患有肺结核病，于是在疗养院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七年。小说通过汉斯的所见所闻，描绘了疗养院的病态环境以及住在里面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病态心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婚姻，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活动，只靠股息和年金度日，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谁要是落入这个世界，就会被病魔所袭，很难摆脱。汉斯初到魔山时还跟山下的世界保持联系，心中想着时间和山下的工作，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但是经历了表兄的死亡和爱情的波折以及思想的种种磨难之后，汉斯很快就忘记了时间，与周围的人们一样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地混日子，甚至一度迷恋招魂术。经过长期的迷误，汉斯最后领悟到“人为了善和爱就不应该让死亡统治自己”，终于抛弃了等候死亡的思想，离开了疗养院，企图有所作为。但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已经打响，汉斯和其他青年一起，被送上了战场。
这是一部德国传统的“教育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时代小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以1904至1914年为背景，描写了20世纪初期流行的各种思潮。疗养院病人在茶余饭后所进行的范围广泛的辩论，反映了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社会的分析与思考。
小说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就是在他们组成的群体中成长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塞塔姆布里尼是理想、正义与和平民主的捍卫者，他尽心竭力教导这个“生活中令人担忧的孩子”走上理性、正义、民主的道路，而耶酥会会士纳夫塔公然歌颂疾病、恐怖和死亡，用滔滔不绝的诡辩论证和歌颂战争以及中世纪的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他们经常唇枪舌剑、剑拔弩张，在一场荒唐的决斗中，精神崩溃的纳夫塔自杀身亡。此外，风趣幽默的顾问大夫贝伦斯，对精神分析学和招魂术都专心钻研、两周做一次学术演讲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还有善良正直、一心等待下山回联队的约阿希姆，汉斯的“情人”——酷爱自由、不拘小节的俄国女人肖夏太太，汉斯的“情敌”——财大气粗的明希尔·皮佩尔科尔恩，以及愚昧无知的斯特尔夫人，也都塑造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汉斯生活的主要环境。
小说中大段的关于天文学和解剖学、病理解剖学的论述，以及哲理探讨，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加深了它的思想深度，使作品显得深邃睿智，但同时也使作品显得过分深奥晦涩。作品中梦幻般迷人的景物描写赋予小说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魅力，特别是汉斯在冬天独自滑雪的描写更是绚丽多姿，显出作者出神入化的笔力。关于招魂术试验的描写虽然是一个“极其可疑的问题”，也显得极其精彩动人。所有这些都使读者在艰巨的思想之旅中感受到轻松幽默。
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小说家。他生于捷克的布拉格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百货批发商，专制粗暴，使卡夫卡从小便形成了懦弱忧郁的性格。卡夫卡曾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征服一切”，在他自己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都能征服我”。他后来在那封长达三万多字的《致父亲的信》（1919）中对自己的胆怯懦弱的性格作了解释，对家长式作风作了严峻的批评。
中学时期，卡夫卡对自然主义戏剧和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产生了兴趣。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后遵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律。期间他常与布拉格的一些作家来往，结识了表现主义运动的领袖弗兰茨·韦尔弗，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了创作。他还和作家勃罗德夫妇先后到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游历。不久，卡夫卡接触到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戈尔的著作，深受其影响。
1906年，卡夫卡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次年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保险公司任职。1908年起，他长期任职于布拉格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直至1922年退休。1912年，在勃罗德的帮助下，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观察》，收入1903—1912年创作的18篇短篇小说，此后又连续创作了《判决》（1912）、《变形记》（1912）和《司炉》（1913，《失踪者》的第一章）、《在苦役营》（1914）、《乡村的诱惑》（1914，《城堡》的序幕）等短篇杰作。1917年发表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收入14篇短篇小说。
1922年，卡夫卡辞去保险公司的职务，1923年迁往柏林，期间先后完成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饥饿艺术家》和《地洞》等。1924年发表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收入《饥饿艺术家》《歌女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等4篇小说。《地洞》描写一只小动物给自己挖了个地洞，反复加固它，又担心敌人侵入无处可逃多开了个洞口，由此又使敌人入侵的机会增加了一倍，于是更加坐卧不宁。小说表现了生活的恐怖和艰辛，以及小人物不得安生的现状，它的心理刻画尤为成功。
卡夫卡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原名《失踪者》1912—1914）、《诉讼》（1914—1918）和《城堡》（1922），均未写完（后由勃罗德整理出版）。
《失踪者》是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叙述年仅16岁的卡尔·罗斯曼被一个中年女仆引诱生子，被逐出家门，不得不到美国谋生的故事。卡尔途中巧遇舅父，在美国舅父家中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后因违反家规再次被“逐出家门”，于是在各处流浪，历经种种屈辱，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终于在一家剧院找到了工作。《诉讼》确立了卡夫卡本人的创作风格。主人公约瑟夫·K是一家银行襄理，于30岁生日那天突然被捕，被捕后仍可照常生活与工作，只需在审讯时出庭就行。自恃无罪的K费尽周折，极力证明自己无罪，然而一切努力均属徒劳，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无罪，他甚至不知道法庭究竟在什么地方，整个社会像一张无形的法网笼罩着他。终于，在他31岁生日前夕，法院来的两个差役把他押到一处人迹罕至的采石场用刀杀死。小说不仅揭露了奥匈帝国司法的黑暗，而且揭露了普通人生存在孤独和恐惧之中无处逃避的荒诞的境遇。《城堡》是卡夫卡的长篇代表作。
卡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却从未结婚，他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文学创作，他的理想就像《饥饿艺术家》和《歌女约瑟芬》的主人公那样，是“把艺术推向顶峰”，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很少，去世前他曾要求勃罗德把他所有的作品焚毁。勃罗德没有遵照卡夫卡的遗愿行事，而是整理出版了他的所有著作，包括书信和日记，使天才的卡夫卡得以为世人所识。
《变形记》是卡夫卡最具特色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的主题是探索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小说通过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做了一个噩梦，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而最后死去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是绝对孤独的。在格里高尔看来，世界是陌生的，周围人对他也极其冷漠。五年来，作为一个普通的推销员，他为了养活一家人，没有休息，没有娱乐，早已“异化”；变成甲虫以后，他仍然想挣扎着去工作，但却是不可能的，因而更得不到周围人包括家人的同情与关怀。他的父亲不得不到一家银行当杂役，母亲夜以继日地替别人缝制衬衣，妹妹只好到一家商店当售货员，再也无暇顾及这个从前的“养家人”。他们还不得不腾出一间房子招租，为了讨好房客，父母在一旁过分谦卑地侍立着，妹妹拉起了小提琴，格里高尔为琴声感动，暗怀着一年前就有的送妹妹上音乐学院的梦想，悄悄地爬了出来，表示他最能欣赏妹妹的技艺。但格里高尔的出现吓跑了房客，使本来就对他冷漠不满的父亲勃然大怒，愤而将他赶回房间。格里高尔经受了一系列冷遇和折磨，最后在孤寂中死去。格里高尔死后，父亲说：“唔，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全家人也舒了口气，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小说深刻表现了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被严重扭曲了，主人公格里高尔既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又得不到周围人的援助，被“异化”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特殊的异化观象，他的死，正是人被异化之后彻底孤独、失望的必然结果。更为可怕的是，格里高尔开始不适应甲虫的生活方式，后来虽然保留了人的思维，却能按照甲虫的方式在房间里、墙壁上爬来爬去，应付自如。异化几乎成了生命的常态。人变成甲虫，无疑是人类的一场最可怕的噩梦。
在艺术手法上，《变形记》突破了传统文学描绘事物表象的特点，着重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卡夫卡以“人变甲虫”这样荒诞的形式来表现异化主题，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恐怖色彩，而且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寓意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在细节描写方面，卡夫卡善于精雕细刻。整体的荒诞性和细节的真实性并行不悖，构成了《变形记》叙事的基本特点。在梦幻般的背景下，作者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主人公的心灵深处，揭示了世界对人性的强大的压力，揭示了人的不安全感，更使作品显得沉重压抑。在语言上，由于作者在作品中不发表任何议论，常常把作者的视角与主人公的视角融为一体，使小说的感情色彩深藏不露，显得冷静平稳。
《城堡》（1922）是卡夫卡晚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未完成）。主人公K应聘来城堡当土地测量员，他经过长途跋涉，穿过许多雪路后，终于在半夜抵达城堡管辖下的一个穷村落。在村落的招待所，筋疲力尽的K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它们都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其中有招待所的老板、老板娘、女招待，还有一些闲杂人员。城堡虽近在咫尺，但他费尽周折，为此不惜勾引城堡官员克拉姆的情妇，却怎么也进不去。K奔波得筋疲力竭，至死也未能进入城堡。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据有关资料说，K在临死前终于接到城堡当局的传谕：K虽然缺乏在村中居住的合法依据，但考虑到某些原因，允许他在村中工作与居住。
小说描写了普通人与行政当局之间的对立。在森严的行政当局面前，在极度官僚主义和令人窒息的社会关系面前，在腐败的奥匈帝国统治下，普通人的普通愿望也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在层层机构的官僚作风下只得窒息而死。既然没有聘请K，却给他派来了两个助手；K尚未到任，却收到了城堡当局对他工作表示满意的表扬信，而这封信是从废纸篓里拣来的，信差也很久没见过城堡官员了，而且他根本没有资格主动见到那位高不可及的克拉姆。这是一座寒酸的、破败的城堡，“既不是一个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但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仍然高不可及。城堡官员常常到专供他们淫乐的赫伦霍夫旅馆来寻欢作乐，女侍者们竟以此为荣。巴纳巴斯的妹妹阿玛利亚拒绝了某官员的追逐，竟至于全家在村里被人们看不起，因为她竟敢反抗威严可怖的统治者。K的失败在于城堡当局惊人的官僚作风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在于周围人的冷漠。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同情心。既然如此微小的目标都难于达到，那么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角度看来，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露。
另一方面，城堡又是某种抽象理想的象征。不仅城堡显得虚无缥缈，朦朦胧胧，人物形象和故事本身也是飘忽不定，既谈不上典型性格，也谈不上典型环境，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依然受到尊重。进入城堡的努力象征了人对美好事物的追寻，K的失败是作者悲观厌世的产物，是作者对人生的否定和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否定，这就使得小说通篇贯穿着痛苦惶恐和压抑绝望的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情绪使卡夫卡生前不为世人所理解。在《城堡》中，卡夫卡以冷峻的笔调叙述了一次绝望的挣扎，由此揭示世界的荒诞、异己和冷漠。在结构方面，由于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城堡》与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一样是完全开放式的，为读者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君特·格拉斯（1927—）是德国作家。他出生在但泽（今属波兰，名格但斯克）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44年应征入伍，次年受伤被俘，1946年获释，后当过矿工、爵士音乐师和石匠学徒等。1949至1953年，先后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和西柏林造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和绘画，1955年发表诗歌《睡醒的百合》，获南德电台诗歌比赛三等奖，1956年起成为职业作家。
格拉斯的主要成就是小说。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使他一举成名，被誉为50年代西德小说的高峰，战后德国小说复活的标志。它与格拉斯的另两部小说《猫与鼠》（1961）、《狗的岁月》（1963）合称“但泽三部曲”，但它们在情节上没有联系，只不过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在但泽。长篇童话体小说《比目鱼》（1977）对70年代欧洲“妇女解放”风潮作了反讽。小说情节离奇：埃德克是新石器时代的渔夫，与被他捕获的比目鱼订立条约，得以长生不老，摆脱妇女的统治过渡到父系社会，经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直至当今。正当埃德克向妻子讲述自己的这段历史时，比目鱼被三个妇女逮住，并把它告上法庭，要求记载妇女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写出男性统治下的两性关系中女人的历史。他的重要小说还有《局部麻醉》（1969）、《蜗牛日记》和《在特尔格特的聚会》等。长篇小说《母老鼠》（1986）讲述“我”与母老鼠的对话：母老鼠经历了地球的毁灭，预言人类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近年来，还有长篇小说《铃蟾的叫声》（1992）、《广袤的土地》（1995）、《我的世纪》（1999）等。《广袤的土地》提醒人们注意德国统一的代价，警惕狭隘民族主义复活。《我的世纪》别具一格，写了1900年至1999年一百年间发生的一百个与德国有关的故事，起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终于对作者故乡但泽百年历史的回顾，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叙述者。
格拉斯喜欢用荒诞的笔触描绘历史与现实，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畸形人或者拟人化的动物。1999年，格拉斯“以嬉戏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被遗忘的一面”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铁皮鼓》（1959）采用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第一人称倒叙手法，追溯了1924至1954年的德国历史，再现了纳粹统治时期但泽以及战后西德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法西斯的残暴和腐败。
小说共分三篇，第一篇写主人公出生到母亲去世和纳粹上台，并追溯1899年外祖母的奇特婚姻和母亲的诞生；第二篇写主人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第三篇写主人公的战后生活。
小说主人公奥斯卡是母亲与他的表舅扬·布朗斯基私通所生，在娘胎里就会思考，一出生就会说话。他不愿出世，无奈脐带被剪断，无法回到娘肚子里。三岁生日那天母亲送他一个铁皮鼓做玩具，而他的名义上的父亲马策拉特先生打算让他将来继承他们家的商店。奥斯卡因害怕长大成为千篇一律的成人而从地窖阶梯跌下致残，从此不再长高，但智力却继续发展，还获得了特异功能——能够用喊叫震碎玻璃，并且具有远程效果。后来他的母亲食鱼中毒而死，马策拉特先生便找邻居的姑娘玛丽亚来帮助照顾商店和奥斯卡。
这时战争已经爆发，扬·布朗斯基为“保卫”波兰邮局而被纳粹民军枪决。战争期间，奥斯卡与玛丽亚发生关系使她怀孕，玛丽亚嫁给马策拉特并生下了儿子库尔特。恋爱失败的奥斯卡先是堕落为一个浑身臭味的邋遢女人的情人，后又悄悄离家出走，带着他的铁皮鼓加入了贝布拉（另一个侏儒）的前线剧团在各条战线巡回演出，还成了“伟大的梦游女”罗丝韦塔·拉古娜的情人。奥斯卡目睹战争的狂热和德军的败退，以及情人的死亡后，于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时逃离所谓“大西洋壁垒”，回到故乡。很快，苏联红军打到了但泽，找到了躲在地窖里马策拉特一家，早已加入纳粹的马策拉特先生匆匆撕下纳粹党徽扔掉，但奥斯卡当着苏军士兵的面把它塞给父亲，于是苏军士兵开枪打死了企图吞下党徽的马策拉特。在埋葬马策拉特先生的墓地，奥斯卡自感对于母亲、父亲、表舅的死负有责任，决定抛下铁皮鼓，成长为大人，在向西部迁徙的货车里由94厘米长到了121厘米，但成了鸡胸驼背的畸形人。
战后初期，经济崩溃，投机盛行，身残而又丢掉了本行、同时又不断失恋的奥斯卡不得不先去当石匠学徒雕刻墓碑，后又当模特儿供画家们描绘世界的丑陋和病态（竟因此而大出风头），最后不得不重操旧业敲起了铁皮鼓，成为闻名天下的富有的铁皮鼓独奏艺术大师。然而“名利双收”的奥斯卡对于成人的生活日益厌倦，便制造假象让一个朋友告发他有杀人嫌疑，被法院强制送入疗养与护理院（实则精神病院）。奥斯卡以此逃避尘世的喧嚣，但当小说结束时，谋杀案真相大白，三十岁的奥斯卡又面临着进入尘世的矛盾。
《铁皮鼓》继承了《痴儿西木传》等流浪汉小说的传统，通过主人公的流浪展现20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对德意志民族的市侩心理、市侩行为给予辛辣的讽刺，是一部现代意义的流浪汉小说。它不同于古代小说的特点在于：一是它的荒诞性。自述者声称自己在娘胎里就会思考，随意生长和停止生长，而且几乎是个天生的鼓手。在他的眼里，整个世界都是极其丑陋肮脏的，他的具有远程效果的歌声和出神入化的鼓声则是唯一神圣的东西。二是象征手法的广泛应用。主人公喜爱护士，因为护士的白衣象征光明和纯洁，书中反复吟唱的“黑厨娘”则是黑暗和恐怖的象征。至于他外祖母的四层的肥大的裙子，则象征着大地母亲宽广的胸怀和强大的生殖能力。三是对性意识的一种近似于黑色幽默的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