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俄苏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落后的俄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同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种现代社会哲学思潮开始传播，欧洲优秀的艺术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了俄国，这为俄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并促成了新的文化高潮（所谓“白银时代”）的到来。
“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现实主义文学依然繁荣，除了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老作家继续在推出他们的新作外，高尔基、蒲宁、库普林、安德列耶夫和魏列萨耶夫等后起的作家又为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新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派等各种流派纷纷登场，并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作家，如巴尔蒙特、别雷、梅烈日可夫斯基、梭罗古勃、勃洛克、洛扎诺夫、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赫列勃尼可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他们为俄国文学打开了一派新的天地。
蒲宁（1870—1953）从1887年开始发表诗作，诗集《落叶》（1901）获普希金奖。19世纪90年代起致力于小说创作，主要成就在中短篇小说上。前期创作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俄国的社会生活，主题深刻、风格独特，较重要的作品有：《乡村》（1910）、《苏霍多尔》《伊格纳特》和《旧金山来的绅土》等。1920年起，他侨居法国。后期创作了200多篇中短篇小说，基本主题是死亡、爱情和大自然，艺术成就很高，较重要的有：中篇小说《米佳的爱情》、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8），以及短篇集《幽暗的林荫道》等。
勃洛克（1880—1921）早期诗作带有浪漫和神秘色彩，是俄国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组诗《美妇人》开始显示诗人的艺术独创性。诗集《偶然的喜悦》和《雪面具》、组诗《在库里科沃田野上》、长诗《报复》和《夜莺花园》等，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祖国的热爱。长诗《十二个》（1918）描写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彼得堡的独特的生活氛围，象征性地表现了革命所向披靡的气势。
阿赫玛托娃（1889—1966）早期创作与阿克梅派有联系，作品多为爱情诗，如诗集《黄昏》（1912）、《念珠》和《白色的云朵》等。后因古米廖夫案牵连，个人生活不幸，创作量减少，主要有诗集《车前草》（1921）、《耶稣纪元》（1927）和组诗《安魂曲》（写于1934—1940年，发表于1987年）等。《安魂曲》抒发的是一个母亲在儿子无辜被捕后的痛苦心情，以及对错误政策的愤懑和对祖国的命运的担忧。她于50年代后期恢复名誉。后期主要作品有：诗集《时代在飞奔》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1962）等。阿赫玛托娃以抒情诗见长，诗作构思精巧，善于抒发女性的内心情感，语言富有音乐性。
十月革命对俄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革命后至20年代，文艺政策比较宽松，文坛上依然涌动着各种文艺思潮，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谢拉皮翁兄弟”“列夫”“山隘”和“拉普”等诸多的文学团体。这时期比较活跃的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拉夫列尼约夫、巴别尔、普拉东诺夫、皮里涅雅克、费定、巴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左琴科和茨维塔耶娃等。“左”的倾向在3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多姿多彩的文学局面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奥斯特洛夫斯基靠顽强的毅力创作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40年代初期法西斯的入侵，使卫国战争文学成为文坛的主流。战后，“无冲突论”曾在苏联文坛泛滥一时。这时期，肖洛霍夫、列昂诺夫、阿·托尔斯泰、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作家推出了自己的优秀作品。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的早期诗歌除讽刺诗外，还写有《穿裤子的云》（1915）等多首长诗，带有未来主义的色彩。十月革命后，他创作了短诗《我们的进行曲》《革命颂》和《向左进行曲》，以及剧本《宗教滑稽剧》和长诗《一亿五千万》等歌颂革命的作品，曾为“罗斯塔之窗”工作。20年代，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发表了辛辣讽刺官僚主义的诗篇《开会迷》（1922）、歌颂列宁光辉一生的长诗《列宁》（1925）、讽刺喜剧《臭虫》和《澡堂》，以及长诗《好！》（1927）、《放开喉咙歌唱》、美国组诗和特写《我发现了美洲》等，艺术上多有创新。
叶赛宁（1895—1925）的早期诗作充满乡土气息和对乡村俄罗斯的热爱，如诗集《亡灵节》（1916）、《变容节》（1918）和《农村日课经》，叙事诗《约旦河的鸽子》和《天上的鼓手》等。革命后的现实与诗人的想象有差距，诗人一度陷入迷惘，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等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情绪。诗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思想情绪有变化，创作了一百多首抒情诗和大量的叙事诗，如《二十六人颂歌》《伟大进军之歌》《三十六个》《安娜·斯涅金娜》（1925）和《黑影人》，以及组诗《波斯抒情》（1924—1925）等。他的诗歌感情真挚、意境隽永。
法捷耶夫（1901—1956）的长篇小说《毁灭》（1927）曾与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一起被称为“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史诗”，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国内战争时期远东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他后又致力于创作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反映十月革命前后滨海边区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卫国战争刚结束，他推出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爱国青年的形象。
阿·托尔斯泰（1883—1945）早年醉心于象征派诗歌，后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伏尔加河左岸》、长篇小说《跛老爷》（1912）、自传体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20）、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1929—1945）、历史剧《伊凡雷帝》和短篇集《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等。代表作、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1—1941）通过卡嘉、达莎、捷列金和罗欣等形象所经历的彷徨、探索和追求的历程，揭示了“失去了祖国而又重新得到了她”的主题。
5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同样，文坛上创作思想空前活跃，很快形成了一股后来被称之为“解冻”的文学思潮。奥维奇金、爱伦堡、田德里亚科夫、扎雷金和阿勃拉莫夫等作家的作品直面生活的真实，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西蒙诺夫和阿尔布佐夫等继续推出他们的力作，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佐夫和阿克肖诺夫等青年作家的作品反映了在现代思潮冲击下一部分当代青年的心态。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苏联文学思潮渐趋平稳。许多作家着力反映当代生活，揭示现代人的道德心理冲突，出现了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舒克申、万比诺夫、特里丰诺夫、别洛夫、利帕托夫、贝可夫、格拉宁、索科洛夫和马卡宁等著名作家和许多优秀作品。
80年代初期开始，特别是到了中期以后，文坛进入了躁动不安的时期。许多作品从信仰危机、物质主义、传统失落、生态破坏、人性毁灭，乃至对人类命运的不祥预测等角度，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表现出浓重的忧患意识。同时，出现了不少反思历史的作品。而扎米亚京、雷巴科夫、格罗斯曼、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等一些作家在过去年代里曾被禁止发表的作品陆续问世。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文坛出现严重分化，严肃文学的地位曾受到动摇。但是，俄罗斯文学经过艰难的蜕变，目前已出现新的生机。
列昂诺夫（1899—1994）当过红军，20年代成为专业作家，成名作是长篇小说《獾》（1924）。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贼》《索溪》（1930）、《斯库塔列夫斯基》《通向海洋之路》《俄罗斯森林》（1953）和《金字塔》，以及剧本《暴风雪》（1940）、《侵略》和《金马车》（1955）等。《俄罗斯森林》是他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科学家维赫罗夫和学界骗子格拉齐安斯基的斗争，它以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和对人生的哲理思考为作家带来了广泛的声誉。列昂诺夫的创作反映了苏联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开拓。
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从2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成名作是是长诗《春草国》（1936）。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道路》《农村纪事》《扎戈里耶》《前线纪事》《摘自记事本中的诗》和《1959—1967年抒情诗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路旁人家》《山外青山天外天》（1953—1960）、《焦尔金游地府》和《凭借记忆的权利》等。代表作《瓦西里·焦尔金》塑造了一个勇敢质朴幽默的战士形象，诗歌朴实无华，但富有表现力。他是苏联文坛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后期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意识。
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大学生》（1950）。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有反映建设工程的长篇《解渴》、纪实中篇《篝火的反光》、历史小说《急不可耐》，以及不少描写运动员生活的作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被称为“莫斯科故事”的4部中篇：《交换》（1969）、《初步总结》（1970）、《长别离》（1971）和《另一种生活》（1975）。这些作品的主题是反对市侩哲学，作家在看似平淡的家庭婚姻关系和日常生活琐事中开掘出丰富的道德哲理的内涵。70年代后期，他的中篇《滨河街公寓》（1976）和长篇《老人》（1978）受到普遍关注。他未完稿的长篇《时间和地点》和《消逝》在80年代发表。
拉斯普京（1937—）的小说以浓厚的西伯利亚乡土气息和对人与传统主题的深刻开掘而著称文坛。他于60年代初开始踏上文坛，早期以短篇作品为主。他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为玛丽娅借钱》（1967）。此后他接连发表了中篇《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可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和《火灾》（1985）等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以西伯利亚的农民为着眼点，性格塑造出色，心理分析传神，道德开掘深刻。90年代中期以来，他又发表了《在医院里》（1995）、《下葬》（1995）和《梦幻》（1997）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显示出作家新的创作活力。
高尔基（1868—1936）出生在下诺夫戈洛德城的一个木工家庭。早年生活艰辛，在社会底层饱尝人间的苦难，靠自学成才。青年时代，高尔基参加过具有民粹派观点的秘密小组，并为了深入了解祖国而两次漫游俄罗斯。
19世纪90年代，高尔基走上创作道路。处女作是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1892）。浪漫主义作品在高尔基早期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这些作品格调高昂，并具有浓郁的诗情和深刻的哲理。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短篇中以写流浪汉的作品最为出色，如《切尔卡什》等。世纪之交，高尔基还完成了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和《三人》，充满激情的散文诗《海燕》（1901），剧本《小市民》《底层》（1902）和《敌人》等。长篇小说《母亲》（1906）是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艺术总结，生动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主人公巴威尔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的成长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巨大改造力量。小说没有回避斗争的严酷和艰巨，但又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激情。
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被迫侨居意大利卡普里岛。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其中主要有：作为过渡时期作品的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夏天》和《忏悔》，揭露小市民习气的小说《奥古罗夫镇》《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和《崇高的爱》，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意大利童话》，描绘旧俄生活和新人成长的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1913）和《在人间》（1915），剖析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短篇小说集《罗斯游记》和《俄罗斯童话》，以及剧本《最后的一代》等。高尔基在自传三部曲中，通过阿辽沙形象再现了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成长道路，展现了19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生活的风俗长卷。小说生动的形象、多彩的画面和贯穿全书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部极具魅力的优秀作品。
十月革命期间，高尔基面对当时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发表了一组总标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政论文章，文章集中表达了作家关于革命与文化、政治与道德等问题的思考。尽管有些观点过于偏激，但是他基于对革命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的忧虑而提出的尖锐批评，不少切中时弊。1917年以后，高尔基积极投入各项文化组织活动，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并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如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三部《我的大学》（1922）、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特写《苏联游记》、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瓦萨·日列兹诺娃》、回忆录《列宁》和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等。《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以阿尔塔莫诺夫一家三代人对待“事业”的心理变化为基本线索，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精神特征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作品中，“事业”的开创者老阿尔塔莫诺夫精明能干，守业者彼得则显得保守平庸，第三代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堕落下去，有的走向了革命。小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作家后期创作的重要成就。此外，高尔基的《个人的毁灭》和《俄国文学史》等著述，系统阐述了欧洲和俄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也具有重要价值。
《底层》是高尔基写于20世纪初的一部颇具特色的剧作，堪称高尔基戏剧创作的代表作。这部剧本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首先，它是高尔基流浪汉题材作品的深化。高尔基本人认为，这部剧作是他对流浪汉的世界“近二十年的观察的总结”。作品的主人公是住在某城市下等客店里的小偷、妓女、工匠、过去的演员、落魄的贵族、潦倒的知识分子等。作者不仅真实描写了这些已经成为流浪汉或即将沦为流浪汉的人们的悲惨命运，而且深刻抨击了剥夺了他们重返生活的可能和希望的专制制度。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或头脑敏捷，或勤劳能干，或感情丰富，他们本该享有更好的命运，可是却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失去了人的起码的尊严，连聊以自慰的希望也均告破灭。最后，希望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小偷遭到了监禁，梦想治好病、重返舞台的演员上吊自杀，手脚勤快的工匠被迫卖掉工具……严酷的现实已经把下层人民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
作者显示了他的主要创作意向，即批判消极的精神状态，揭露忍耐哲学和虚伪的人道主义。作者解释严酷的生活真实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去寻找改变这一现状的真正出路。作者通过作品中下层人民幻想破灭的现实指出，一味幻想不仅不能给劳动者带来真正的生机，而且会造成精神上的麻木。作品中，人们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或陶醉在虚无飘渺的爱情之中，或寄希望于改变他们处境的奇迹的出现，正是这种消极无为的精神状态为忍耐哲学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作品中的游方僧鲁卡就是这种忍耐哲学的游说者。鲁卡安慰那些不幸的人们，要他们听从命运的安排。他认为人应该得到怜悯，于是就用谎言来使人们暂时忘却不幸。结果，人们堕入了幻想之中，可是一旦幻想破灭，人们就更加绝望，失去了生活的力量。
高尔基在作品中通过流浪汉沙金的口批判了鲁卡的忍耐哲学和虚伪的人道主义。沙金表示：“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我看透了那些谎话！谁居心不良……或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过活，谁就需要撒谎……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话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作家认为，虚伪的人道主义呼吁怜悯人，实质上是在人民中间散布调和情绪，而真正的人道主义则是肯定人的崇高使命，积极捍卫人的生活的权利。沙金对鲁卡哲学的批判，是同当时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相呼应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个剧本“是海燕式的剧本，它预报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并且召唤暴风雨的来临”。
这部剧本颇能代表高尔基的戏剧风格，剧本没有贯穿全剧的重要事件和中心人物，主题是通过日常生活场景和个别人物之间的局部冲突来表现的，这一点与《底层》的哲理性相联系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作家原计划从19世纪70年代写到十月革命前夜，但最终只写到1917年二月革命。尽管如此，作家的基本构思已经实现。小说共4卷，展现了近半个世纪来俄国社会变迁的全景图，描写了民粹派的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05年革命、一次大战和二月革命等重大事件，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尖锐冲突，并在着重考察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小说的中心主人公克里姆·萨姆金出身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经历并不复杂。萨姆金外省中学毕业后来到京城深造，先在彼得堡，后又到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当过律师，1905年革命时，他“迫不得已地”参加过起义者的行列，但很快又转向与当局合作，成了告密者。当二月革命风暴来临时，作为旁观者的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中被踩死。他的人生道路是那些灵魂空虚的知识分子走向精神毁灭的历史。萨姆金的性格存在深刻矛盾：强烈的“领袖欲望”与实际上的平庸可笑，所谓的“自由独立”的生活态度与实际上的随波逐流和投机心态。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市侩化和政客化的特征，集中抨击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生活观。高尔基曾经这样谈到塑造这一类典型的意义：“关于市侩习气，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写了很多，但是还没有把市侩习气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一个形象身上，必须通过一个人物把它描绘出来，而且要描绘得像浮士德、哈姆雷特等世界典型那样巨大。”高尔基正力图在萨姆金形象的塑造上做到这一点。
在小说中，作者还突出了主人公性格中“观察”这一重要特点。萨姆金的职业是律师，并且经常往来于城乡，这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的生活和观察各种社会风潮。作者正是借主人公的这一特点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以及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而出现的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变化。萨姆金的个人生活史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位置。沿着主人公生活轨迹，历史依次展开，各种社会思潮和它们的代表人物相继出场，那是一场由许许多多的人们参与期间的永无终结的关于俄国前途和命运的论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而得到深刻而又清晰的揭示。与萨姆金对革命运动从旁观、被裹挟、乃至反对的过程相对照，作品也塑造了库图佐夫式的优秀知识分子的形象，描绘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作者在这方面着墨不多，但因与全书体现的历史发展趋势相呼应，也值得重视。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人物众多，时代气息浓郁，社会场景广阔，被称为革命前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同时，小说艺术构思大气，表现手法多样，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手法交替使用，体现了高尔基晚年的创作风格。
布尔加科夫（1891—1940）出生在乌克兰基辅市，1909年进入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任乡村医生，国内战争时期曾被白卫军征召为军医。20年代初来到莫斯科，弃医从文，开始创作生涯。最初的作品主要是小品文、特写和其他短篇作品。他的短篇小说《魔障》（1924）描写小人物悲剧，初显其怪诞讽刺的特色。次年，他又接连推出中篇小说《不祥的蛋》《狗心》和长篇小说《白卫军》等几部重要作品，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祥的蛋》情节荒诞，写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将科学家发明的“生命之光”变成了“死亡之光”，小说讽刺了急功近利的反科学现象。《狗心》写的是一次离奇的外科手术，医生居然通过手术将狗变成了人，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小说借此针砭时弊。《白卫军》及由此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取材于国内战争时期，写的是图尔宾一家及其友人和邻居在战争中的遭遇。作品真实而又生动地描写白卫运动参加者的心理和转折年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没有将白卫军这个复杂的群体脸谱化。同时，小说也显示了反人民的白卫运动必然灭亡的趋势。
他正处于创作旺盛期时，遭到“拉普”和来自高层的政治干预。这导致作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创作的全部作品均未能在他在世时发表。尽管如此，他仍笔耕不缀。他在20年代创作的作品还有：自传性小说《一个青年医生的札记》（1926）、讽刺喜剧《卓伊卡的住宅》（1926）、小说及由此改编的剧本《逃亡》（1927）、剧本《火红的岛》（1928）等。30年代，他创作了历史剧《莫里哀》（又名《伪善者的奴隶》，1936）和《普希金》（又名《最后的日子》，1936），以及小说《莫里哀的一生》（1933）、《剧院的故事》（1937）和《大师和玛格丽特》（1929—1940，1966年发表）等16部作品。
布尔加科夫独树一帜的小说和戏剧未能见容于他所处的时代，但是后人公正地指出：“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达到了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倾向——即对文学综合发展的愿望。”（西蒙诺夫语）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最重要的作品，作家为此呕心沥血，八易其稿。小说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揭示了惩恶扬善等主题。
小说中两个叙事层面交替展开。一个是现实与幻想交融的层面。小说一开始由魔王沃兰德及其随从来到莫斯科考察人心变化引出情节。由于魔王的到来和活动，小说中频频出现魔幻的场景，如剧院里下起了卢布雨，公寓里开起了撒旦舞会，凡人涂上魔油后变成了会飞的女妖……然而，透过这样的场景，人们看到了真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品质恶劣的文联主席、贪污受贿的房管主任、贪图钱财的小市民等等。当然，生活中也有美好的人和事。小说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大师为人真诚，有才华，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真谛，他因害怕遭迫害而躲进了疯人院。他的女友玛格丽特则要勇敢得多，她不屈不挠地寻觅她的理想，并最终和大师一起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和谐的内心、自由的空间和平静的生活，而这也是作者本人所理想的境界。
另一个是历史与传说交融的层面。小说中描写了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彼拉多审判并处死约书亚（小说中，他既是耶稣的化身，又不同于耶稣，他是善的意志的代表）的故事。彼拉多形象具有双重性。作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他残酷暴戾；作为人性未泯的地方官员，他矛盾胆怯。政治上的高压，使他最终还是不很情愿地处死了约书亚。他试图赎罪，试图为自己洗刷罪行，但是他仍未逃脱长达1900年的良心的折磨。小说表明：胆怯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
在作品的卷首，作者引了歌德《浮士德》中浮士德与魔鬼靡菲斯特的两句对白：“你究竟是谁？”“我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是想作恶，结果却总是行善。”作者借此来彰显小说中的重要形象魔王沃兰德的本质特征。这一形象与圣经故事中撒旦有区别，他不是恶的化身，反而是恶的揭露者，在作品中起了惩恶扬善的作用。
小说通过巧妙的架构和时空的切换（如魔王的讲述、大师的小说、“天真汉”的梦等），将两个层面以及相应的事件和形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小说充分显示了布尔加科夫寄真实于魔幻、寓庄严于谐谑的深刻和机智，他让读者在他营造的独特的艺术氛围中品味人生的哲理。
肖洛霍夫（1905—1984）出生在顿河维申斯克镇，他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他仅受过4年教育，靠自学成才，是顿河哥萨克地区多姿多彩的生活给予了后来成为作家的肖洛霍夫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顿河地区的斗争十分激烈和残酷。少年时代的肖洛霍夫不仅是这场斗争的目击者，而且直接参与了红色政权组建时的一些工作，如担任办事员和扫盲教师，参加武装征粮队等。
1922年，肖洛霍夫来到莫斯科，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并参加了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他的处女作是小说《考验》（1923）。1926年，他出版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后合为一集），受到文坛的关注。在集子的20多篇小说中，作家把严峻而复杂的社会斗争浓缩到家庭中间和个人关系之间展开，在哥萨克内部尖锐的阶级冲突的背景中展示了触目惊心的悲剧情景和众多的悲剧人物。早期作品特色鲜明，但艺术上还欠成熟。1926年，他开始创作史诗性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40年完成。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创作《静静的顿河》期间，肖洛霍夫又完成了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又译《新垦地》）第一部（1932，第二部于1960年完成）。小说以顿河格列米雅其村集体农庄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为背景，写出了斗争的复杂和尖锐。尽管对这一运动本身和作家的评价态度有不同见解，但是小说中达维多夫、拉古尔洛夫和梅谭尼可夫等形象鲜明生动，戏剧性的情节紧张感人。小说前后两部的风格有明显差异。
卫国战争时期，肖洛霍夫上过前线，写了许多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未完成）。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当代苏联军事文学新浪潮的开篇之作。作家通过主人公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不幸遭遇和所表现出的坚韧品格，深刻地反映了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给千百万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苏联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博大的胸怀和不可推摧的意志。作家没有拔高人物的行为和涂抹理想主义的色彩，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家庭悲剧、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作品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英雄主义品格凡人化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小说采用的是故事套故事的形式，主人公的自述与作者的旁白相交融，作品的感情色彩和抒情氛围得以强化。
肖洛霍夫的笔始终与顿河哥萨克的命运相连。他的作品反映了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哥萨克人民的生活变迁，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哥萨克形象，并开创了独特的悲剧史诗的艺术风格。1965年，肖洛霍夫因其“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小说的背景是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苏联的国内革命战争）和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小说的情节基础是哥萨克青年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以及哥萨克群体（尤其是葛利高里一家）在动荡的历史年代中的变迁。
小说共分4部。第一部着重描写一次大战前后哥萨克社会的风土人情，展示剽悍尚武、不受羁绊的哥萨克精神，以及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的爱情生活。第二部在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衬托下，写葛利高里受到革命哥萨克的影响，但又在红军和白军之间摇摆。第三部描写了1918年春至1919年5月间哥萨克地区出现的叛乱，葛利高里成为叛军的一员。第四部写白军被击溃，哥萨克叛乱被平息，阿克西妮亚被流弹打死，葛利高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回到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家乡。
小说的中心主人公葛利高里塑造得极为鲜明，作家明确表示要通过展示这个形象的“心灵的运动”来体现“人的魅力”。人物的悲剧性和人格的魅力的有机交织，构成了这一形象特异的色彩。葛利高里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青年，他的悲剧首先是和历史因袭的重负联系在一起的。哥萨克是俄罗斯民族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热爱劳动、崇尚自由、粗犷善战的特质。在沙皇的愚民政策下，哥萨克阶层又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的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并且有着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在葛利高里身上，一方面可以看到哥萨克中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勇敢善战、勤劳热情、诚实正直和富于同情心，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哥萨克落后的传统和道德偏见的影响，盲目崇拜军人荣誉，把争取哥萨克人的生存权和自治权看得高于一切。正因为这样，造成了他认识真理和接受革命的艰难。他寻找中间道路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一再碰壁。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葛利高里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入白军和叛军，同各种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发生过冲突。葛利高里的矛盾和痛苦显然与他所属的那个特定的群体不可分开。
葛利高里又是一个爱好思想、勤于探索的年轻人。他有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一生都在寻找真理。当他在一次大战中第一次杀死一个奥地利士兵时，葛利高里立刻感到内疚：“良心使我非常难过，……我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人呢？”这个“为什么”中有着主人公对非正义战争的反思。正因为这样，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共产党人贾兰沙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谈话。葛利高里与滥杀俘虏的波得捷尔珂夫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样反映了主人公嫉恶如仇的个性。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葛利高里一直处于摇摆之中，而每一次摇摆都是他的一次艰难的抉择，一次精神的探求。尽管有偏见和某种思想枷锁制约着他，但是这种精神探求的本身是真诚的。作家在这里既写出了葛利高里的“人的魅力”，同时也指出，一个具有杰出个性的年轻人，如不能理解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他的探索只能是悲剧性的。
肖洛霍夫对小说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不惜献身的人们是抱肯定态度的，但是作家毫不隐讳地描写了苏维埃政权中的某些人对哥萨克采取的过火政策。他通过人物的口谴责道：“你们把乱说几句的人都抓走了，杀死了！”这种错误行为也是导致葛利高里左右摇摆、走向悲剧的一个重要外因。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气势雄浑的史诗性作品，作家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空间，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丰富深邃的人物命运水乳交融；在叙事方式上，小说突破了悲剧的传统模式，没有刻意制造的悲剧效果，却将读者引向更为深远和开阔的精神境界；小说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男女主人公塑造得丰满而有深度；作者厚实的生活积累，使得作品的画面极为生动，关于哥萨克习俗细节的描写和民歌民谣的运用，又使得作品充满了顿河乡土气息。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对音乐的向往、对哲学的喜爱和对诗歌的热衷，构筑了他的独特的艺术世界。虽然他的诗作早在20世纪上半叶已享誉文坛，但是他晚年创作的那部曾引起轩然大波的长篇小说才使他真正为世人所关注。
帕斯捷尔纳克生于莫斯科，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父母亲分别是著名的画家和钢琴家。他早年曾立志当音乐家，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潜心于哲学研究，1913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帕斯捷尔纳克刚踏上诗坛时，十分推崇象征派诗人和未来派诗人的创作，受到过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影响。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有：诗集《云中的双子星》《越过壁垒》《生活啊，我的姊妹》（1917）和《主题与变奏》（1917）等。这些诗作诗风较为晦涩，但颇有特色。
20—30年代，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题材有所变化。他创作了表现十月革命后社会现实和歌颂列宁的长诗《崇高的疾病》、反映俄国第一次大革命和赞美自我牺牲精神的长诗《1905年》（1925—1926）和《施密特中尉》，以及诗体小说《斯别克托尔斯基》和诗集《第二次诞生》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还发表过小说集《故事集》（1925）和《空中路》（1933）。虽然这一时期诗人的创作增加了社会内容，风格也趋于平易，但是他仍受到“缺乏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批判。从30年代中期开始，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发表的数量大大减少。后来他发表过诗集《早班车》（1945）和组诗《雨霁》（1956—1959），但主要是转向西欧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
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作品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在苏联问世的，其中包括他写于晚年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发表于1967年）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意大利初版，苏联国内发表于1988年）。1958年，他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传统方面取得重大成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国内一度受到猛烈抨击，作者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直到多年后才恢复名誉。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倾全力完成的一部作品，小说完稿于50年代中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深邃的历史目光反思20世纪上半叶的风风雨雨。作为俄国文学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一个正直、执著，而又命运多舛的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以他真诚的和独立不羁的品格，为文坛提供了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
小说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主人公日瓦戈的经历而展开，作家描写了人物的悲剧命运和他的精神反抗。日瓦戈出身豪门，幼年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成年后，博览群书，并成了一名外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沙俄军队中目睹了政权的腐败。因此，当十月革命来临时，他像许多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知识分子一样，表示由衷的欢迎。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但是他并不真正理解革命的本质，加上革命后严酷的战争环境，“左”的干扰，政策的失误，使他对革命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迷惘、矛盾的心态下，他仍没有放弃对理想、爱情和个性完美的追求。然而，爱情和家庭生活的不幸又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悲剧因素，并导致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日瓦戈的悲剧是大革命时代旧俄知识分子的悲剧，其中无疑有着作家本人及其亲友的影子。小说的内涵是深刻的。这种深刻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史诗风范上。小说以十月革命前后的事件为主要背景，同时展示了苏联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这样的舞台上，作者将具体人生的描摹上升到对历史的哲理性反思的高度。日瓦戈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何尝又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悲剧？作者在这里融入了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极富理性色彩的思考。
这种深刻性还表现在小说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把握上。作者反对把人当作历史的奴隶和工具，反对漠视人在历史中的个性价值。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日瓦戈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他对人的个性的自由、纯洁、尊严和完美的追求，同样体现了人类精神发展的高尚境界；他对邪恶、暴力、非人性现象的抗议，就其合理部分而言，也同样体现了高于时代普遍水平的可贵的精神品格，因此这样的普通人的个性价值不应该排斥。显然，这部小说深化了文学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思考。
不过，小说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个性价值时，又通过主人公的表述一再强调了“只有用善行才能引导向善”的观点。作者从自己的善恶观念出发，反对一切暴力，从而也就无法把握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真正的精神品格，因而也妨碍了作者更正确地揭示主人公的精神悲剧。
《日瓦戈医生》在艺术上颇有特色。小说尽管在宏大的背景上展开，但是作者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历史事件的描述上，而更多的是展示主人公对那个时代和那些时间的感受和思索。作品对事件的描述带有一定的情绪色彩，自然现象的抒情描写中象征的意味较浓，它们往往和人物的命运相连。小说有一种诗的意境。
索尔仁尼琴（1918—2008）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文坛上一个颇具争议、褒贬不一的作家，但是他在俄苏文学界和思想界的重大影响却是人们所公认的。
索尔仁尼琴出生在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一生颇多戏剧性的变化。他的写作欲望萌发甚早，但命运却让他成了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卫国战争时他曾是个屡获勋章的大尉衔青年军官，但在德国前线却因在通信中对斯大林略表不满而成了阶下囚；判刑、劳动营、流放、癌症，几度使他濒临绝境，但大难不死，却使他因此而获得了难得的人生经历。50年代中期，他被解除流放和恢复名誉，并开始了创作生涯。60年代踏上文坛，一举成名。
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这篇小说摄取的是40年代某劳动营的生活场景，作者用冷静而略带幽默的口吻描述了犯人舒霍夫度过的平凡的一天，并借此反映了极左路线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品问世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轰动。接着，他又发表了小说《玛特辽娜的家》《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和《为了事业的利益》等。
60年代中期开始，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受到苏联官方的压制，作品不能在苏联国内发表。1968年，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先后在西方出版，并引起各国读者的关注。《癌病房》和《第一圈》均带有象征意味，都有作家自身经历作基础。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评语称赞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
70年代初，索尔仁尼琴先后在国外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1914年8月》（《红轮》第一部，1971）和特写性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1973）。“古拉格”是劳动营管理总局的缩写音译，“群岛”则是指苏联庞大的劳动营体系。《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引起巨大的反响，他不久即被拘留，并被驱逐出境。
在国外的18年间，索尔仁尼琴埋头创作，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有：《和平与暴力》（1974）、《列宁在苏黎世》（1975）、《小牛撞橡树》（1975）、《缓和》（1976）、《1916年10月》（1984）和《1917年3月》（1986—1988）等。80年代后期，他的一些主要作品开始陆续在苏联国内出版。1994年，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俄国。
索尔仁尼琴的许多作品存在明显的局限。小说在激烈抨击个人迷信和揭露社会阴暗面时，有时失去了应有的分寸感，模糊了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界线；小说在摹写人物的肉体的和精神的伤痕时，有时又流露出某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癌病房》是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1955年作家在塔什干治疗癌症的经历为基础，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和象征色彩。
揭露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深度摧残是这部作品的一个首要的着眼点。小说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个被抛出了正常生活轨道的人物。7年刑满后，他被永久流放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小说有意识地将这样一个人物置于30—40年代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和50年代初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中。作者真实地写出了主人公在经过炼狱般的磨难后重返生活时的特殊心态，写出了不正常的生活造成的心灵扭曲，写出了他力图驱散而又无力驱散的内心阴影，从而有力地揭示了肃反扩大化和劳改营中的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摧残。小说同时刻画了为错误路线推波助澜的心术不正的丑类卢萨诺夫形象、喜欢把别人的权威意见奉为圭臬的瓦吉姆形象、清醒而又软弱的沉默者舒路宾形象等，他们带着各自的心灵的重负，在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大潮里品尝人生苦酒。
对个人迷信时期的社会现象充满政论色彩的严峻审视，是这部作品的又一特点。小说通过对罗季切夫和叶丽扎薇塔等人的不幸遭遇的描写，大量涉及了肃反扩大化问题，指出了它给苏联社会留下的浓重阴影。由于作品较多描写医院场景，因此知识分子问题也凸现出来。医生董佐娃、列昂尼多维奇和奥列宪科夫等人或因所谓的“历史问题”，或因莫名其妙的行政干预，或因糟糕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无法心情舒畅地工作，甚至被剥夺行医的权利。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领域如哲学界、生物学界、遗传学界等都出现过，一些现代科学理论还被宣布为“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小说中还涉及了其他许多问题，如人治代替法治问题、民族政策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文艺政策问题、不正之风问题、信仰危机问题和纠“左”的阻力问题等。
作为一部社会心理小说，《癌病房》并不注重故事情节的叙述，而是把主要笔墨用于对人物心灵震颤的描摹上。在浓缩的时空和独特的观察点上，小说准确而又细腻地显示了不同阶层的人物的强烈的情绪波动，并以此揭示人物的性格、时代的氛围和历史的阴影。小说带有鲜明的政论色彩和较强的辨析力量，但基调过于阴暗。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当代世界文坛上杰出的吉尔吉斯族小说家。他的作品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但又不拘泥于此。他依靠双语优势，成功地将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经验熔为一炉，创造出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艾特玛托夫出生在一个名叫舍克尔的小山村。父亲是吉尔吉斯第一代苏共党员，30年代遭镇压。卫国战争爆发后，艾特玛托夫被迫辍学，战后毕业于吉尔吉斯农学院。50年代中期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
1952年以后，艾特玛托夫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报童玖依达》《阿希姆》和《面对面》等多部早期作品。195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查密利雅》使他一举成名，小说写的是普通人对幸福和爱情的追求，但写法不落俗套。它不仅给人意蕴深远的启示，并且将读者引入了回肠荡气的境界。这部小说连同《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教师》等中篇组成的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1962）获得列宁奖金。
60—70年代，艾特玛托夫又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母亲—大地》（1963）、《别了，古里萨雷！》（1966）、《白轮船》（1970）、《花狗崖》（1977）等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不断有所创新。《白轮船》是一部在人与大自然主题中充分渗透道德哲学内涵的作品。小说中的护林员阿洛斯古尔是个疯狂地掠夺自然的利欲熏心的家伙，而软弱的莫蒙老人虽亲近自然却无法使它免遭侵犯。小男孩天真纯洁，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不能接受他最神往的长角鹿母被残杀的现实。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以内在的艺术力量激起人们保护自然、维护真理的良知。
80—90年代，艾特玛托夫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断头台》（1986）、《卡桑德拉印记》（1995）和中篇小说《成吉思汗的白云》（1990）等重要作品。作者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而且在艺术上也锐意创新，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断头台》是一部多重主题交织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阿夫季、波士顿和母狼阿克巴拉等形象的悲剧性遭遇，深刻地表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宗教、人与历史等重大主题。小说借助写实和寓意等手法对尖锐的社会问题给予了热烈的关注。母狼阿克巴拉是唯一贯穿全篇的艺术形象，塑造得极为生动。
《一日长于百年》是艾特玛托夫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情节同时在现实、传说和科幻三个层面展开。现实的层面主要写了叶吉盖、卡赞加普、阿布塔利普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叶吉盖和卡赞加普都是位于萨雷—奥捷卡大草原上的一个荒僻的铁路会让站的普通工人。构成小说情节主线的就是卡赞加普去世后，叶吉盖为其送葬的情景及其回忆。阿布塔利普命运坎坷，他参加过卫国战争，当过战俘，脱逃后在南斯拉夫游击队里屡立战功，战后当了教师。可战俘的经历使他一再受审，后冤死狱中。
传说的层面主要写了两个古老的传说。一是关于曼库特的传说。相传古代柔然人常用一种叫“戴希利”的酷刑使俘虏丧失记忆，成为只会听从主人摆布的奴隶──曼库特。有一位母亲历尽艰辛找到了被俘的儿子，可是儿子已变成曼库特，他在柔然人的唆使下用箭射死了自己的母亲。后来埋葬这位母亲的墓地阿纳贝特成了草原上受人景仰的地方。二是关于歌手赖马雷的悲剧。传说吟唱歌手赖马雷在老年时与一位姑娘相爱，这种爱情使他的生命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但也使他因此而受到兄弟和族人的摧残，人格受侮辱，感情被扼杀。
科幻的层面写的是在苏美两国“均等号”空间站工作的两名宇航员与宇宙中具有高度文明的林海星人有了接触，两国政府害伯林海星人的全新的道德观会对人类现存的意识产生巨大的冲击，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决定断绝两名宇航员的归路，并发射导弹群以防止林海星人进入地球。
这种多层次的结构安排虽繁复，但整体感和现实性都极强。因为不管是对过去的回溯，对传说的重塑，还是对天上人间、地球宇宙的描写和想象，都是作者力图从过去、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中获取更丰厚的生活容量，更有力地拓宽对生活观照的幅度，以便从人与世界的多角度的联系中更深刻地表达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哲理思考。
曼库特的传说是小说三个层面的切合点，或者说是结构中心。在小说的现实层面中我们看到了卡赞加普儿子萨比特让那样的现代曼库特的形象。至于小说中某些人力图剥夺阿布塔利普记忆的权利，以及为此对他进行的迫害，这与曼库待传说中的柔然人又何其相似。在小说的科幻层面中我们也看到了曼库特悲剧的重演。为防止林海星人进入，阿纳贝特基地被当作了导弹发射场。叶吉盖等人的送葬队伍被阻隔在铁丝网之外。通向墓地的路，也就是通向过去、通向历史的路，被某些现代的曼库特无情地截断了。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林海星人的社会本应是地球人类寻觅的理想境界，但是斩断传统的人必然也不敢面对未来，他们切断了通向林海星的路，也就是通向未来的路。小说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揭示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激起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