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文学
进入20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盛和稳定发展的时期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英国的霸权地位，社会动荡不安，新的一代开始怀疑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和理想。英国文学也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各种流派争奇斗艳。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戏剧经过长期萧条，出现重大突破。肖伯纳受易卜生影响，创作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剧”。同时活跃在戏剧领域的还有20世纪初在文坛出现的高尔斯华绥。苏格兰小说家和戏剧家詹姆斯·巴里（1860—1937）的剧本《彼得·潘》（1904）塑造了一个“不肯长大的孩子”，温情地歌颂了美好的童年。他的剧作还有《可敬的克莱顿》和《亲爱的布鲁特斯》等。与此同时，都柏林在1899年正式成立“爱尔兰文学戏剧社”，上演具有爱尔兰风格的戏剧，令人们耳目一新。1901年，“爱尔兰民族剧团”组成，1904年，剧团有了自己的剧院，叫阿贝剧院。以复兴本土文化和语言为特点的爱尔兰戏剧运动，反映了爱尔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叶芝、奥凯西等都为爱尔兰民族戏剧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1865—1939）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他的前期诗歌追求神秘和幻想的氛围，多以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向往古朴自然的思想，题材多取自爱尔兰英雄传奇和民谣，如《茵纳斯弗利岛》和《谁与弗格斯同去》等。1904年后，他的诗歌走向坚实明朗的境界，写出了歌颂民族英雄的壮丽诗篇，同时更多地关注现实，如《库尔庄园的野天鹅》和《1916年复活节》等。晚年，他的创作更注重象征与现实的结合，形象富于质感，象征含意复杂，主题更加多样，爱情、历史、政治、哲学都是他的诗歌经常涉及的主题，诗情与哲理的完美结合形成了他的独具魅力的风格。诗集《塔楼》包括了他的一些著名诗歌。“塔楼”在叶芝后期诗歌中是一个突出的象征，象征着理智和灵魂的企望。而在《驶向拜占庭》和《拜占庭》等诗中，叶芝认为艺术和时间会带回失去的美。
20世纪的诗坛影响最大的是托·艾略特，其代表作《荒原》是现代诗歌的里程碑。30年代，英国“新诗”的代表是威·休·奥登（1907—1973），他和戴·刘易斯、麦克尼斯等人被称为“奥登派”。奥登的第一部《诗集》（1930）为英国诗歌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技巧。早期作品反映当代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后期作品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诗人还有菲利普·拉金、休斯等。
现实主义仍是20世纪初英国小说主流。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再现了资产阶级从产生、发展到没落的历史。本涅特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生动地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平庸生活。20年代前后，小说家深入探索人物内心世界。乔伊斯推出《尤利西斯》，劳伦斯发表《恋爱中的女人》。福斯特的名作《印度之行》（1924），探讨了东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世纪之交与20世纪上半期重要小说家还有沃尔夫、康拉德、吉卜林和毛姆等。
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一个多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创作的重要作品有：长篇三部曲《福尔赛世家》（《有产业的人》1906、《骑虎》1920、《出租》1821）、三部曲《现代喜剧》（《白猿》1926、《银匙》1926、《天鹅之歌》1928）、三部曲《尾声》（《女侍》1931、《开花的荒野》1932、《河那边》1933），以及剧本《银匣》（1936）、《斗争》（1909）、《群众》（1914）和《逃跑》（1926）等。高尔斯华绥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不少作品以英国资产阶级为主要描写对象，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婚姻、道德领域的勾心斗角、互相猜忌、幸灾乐祸的自私心理，作了深刻的揭露。揭示英国资产阶级盛衰历史的《福尔赛世家》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
弗吉尼亚·沃尔夫（1882—1941）是富有探索精神的女作家，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代表。她的主要作品有：她的主要作品有：《达洛威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海浪》（1931）和《幕间》（1941）等。她认为小说反映的是人的潜意识活动，因此在创作中十分注意并长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除了小说外，沃尔夫还写过许多细腻、优美的散文和见解独到的文学批评文章。沃尔夫对女性和女性作家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对后来的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
吉卜林（1865—1936）是小说家和诗人，出生孟买，求学英国，后回印度。他先后出版短诗集《歌曲类纂》、短篇小说集《山中的平凡故事》和《三个士兵》、歌谣《军营歌谣》、中篇小说《勇敢的船长们》和长篇小说《吉姆》等。最著名的作品是《丛林故事》（1894）和《丛林故事续篇》（1895）。吉卜林文笔简洁，构思新颖，叙述生动。不过，他的某些作品宣扬了英帝国的“责任”和“光荣”，美化了殖民官员。
毛姆（1874—1965）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1915）、《月亮和六便士》（1919）、《大吃大喝》（1930）和《刀锋》（1944），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1921）、《卡苏里纳树》（1926）和《阿金》（1933），以及《圈子》等剧本30多部。《月亮和六便士》揭示了天才、个性与现代物质文明的矛盾，表达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艺术的追求。《刀锋》中的主人公执著地探索人生的道路，历尽艰险，终于在印度的宗教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是西方迷惘的一代的典型形象。毛姆主张客观冷静地描写，他的小说题材广泛，形象鲜明，风格朴实，情节曲折，颇具吸引力，是英国20世纪写实主义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家。毛姆的剧作以风俗喜剧为主，受王尔德影响较深，多以家庭爱情生活为题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颇为独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小说界依然名家林立，名作迭出。格雷厄姆·格林（1904—）的作品表现人世的卑劣和丑恶，探索人的灵魂得救和沉沦的问题，对西方的文明与传统提出不同的看法，主要作品有：《内心人》（1929）、《问题的核心》（1948）和《爱情的结局》（1950）等。格林伊夫林·沃（1903—1966）擅长描写上层社会的生活。前期作品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批评，常常通过闹剧的形式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庸俗。战后发表了《旧地重游》（1945）、《爱人》《荣誉之箭》等，作品趋于严肃，表达了对往日生活的怀念。威廉·戈尔丁（1911—1993）的小说强调人性恶的一面，认为社会的弊病和人性本身的缺陷有关。戈尔丁的作品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带有浓厚的寓言色彩。他的主要作品有：《蝇王》（1955）、《继承人》《品彻·马丁》《塔尖》和《金字塔》等。
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批女作家。多丽丝·莱辛（1919—2013）创作了一系列以南非白人妇女为题材的小说。1962年发表的《金色的笔记》表达了知识女性的理想幻灭。艾丽斯·默多克（1920—1999）创作了《在网下》《逃避巫士》《一个砍掉的头》和《黑王子》等。默多克的作品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关心人的道德问题。玛格丽特·德布莱尔等人的作品也大都以当代英国女性的生活为题材。
战后出现了“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愤怒的青年”主要是小说家和戏剧家，他们对中产阶级的道德与习惯不满，抨击严格的阶级等级划分，他们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同情劳动人民。1956年，约翰·奥斯本（1929—）的剧本《愤怒的回顾》上演。剧中的人物对社会作了多方面的抨击，剧本成为这个文学运动的代表作。艾米斯的小说《幸运的吉姆》、韦恩的小说《每况愈下》和西利托的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都是这一运动的重要作品。战后，荒诞派戏剧出现，代表作家是品特（1930—），他的《生日晚会》（1957）、《看房人》（1959）、《回家》（1964）、《背叛》（1978）和《虚无乡》等表现了现代社会人们失去自我时的茫然与惶恐。
肖伯纳（乔治·伯纳德·肖，1856—1950）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公务员家庭。父亲经商失败，不能养家，母亲是有才能的音乐家，在伦敦靠歌唱和教授音乐谋生。他14岁起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职员，1876年到伦敦开始文学活动。他为杂志写音乐和戏剧评论，直到1898年。1884年参加费边社，并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费边主义思想使他的创作带有浓厚的改良色彩。1879至1883年，他写了《业余社会主义者》等5部长篇小说，未获成功。
90年代开始，他转向戏剧创作。肖伯纳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以易卜生的戏剧作为自己的榜样，反对唯美主义者所宣扬的“为艺术而艺术”，主张戏剧应该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鳏夫的房产》（1892）是肖伯纳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的成名作，收入《不愉快的戏剧集》。该剧写资本家萨托里阿斯和他的女儿白朗琪在德国旅行，途中遇见了出身上流社会家庭的青年医生屈兰奇。白朗琪和屈兰奇一见钟情，很快订婚。回国后，屈兰奇意外地知道萨托里阿斯是靠榨取不义之财发的家，不愿同流合污。萨托里阿斯向他证明，屈兰奇并不清白，同样是靠剥削收入来维持生活。屈兰奇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一丘之貉”，并和白朗琪结为夫妇。肖伯纳在剧本序言中指出：“英国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粪土上的苍蝇，靠剥削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剧本嘲笑了上流社会的绅士淑女，打破资产阶级体面生活的神话，揭露了繁荣下面肮脏的根源。
《不愉快的戏剧集》中另一个剧本是《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华伦夫人出身贫苦，曾开过妓院。女儿薇薇知道后深以为耻，只是在了解了母亲的悲惨遭遇后，方认识到社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薇薇同母亲割断经济关系，去伦敦独立谋生。剧本提出了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该剧曾在伦敦和纽约被禁演。肖伯纳在1898年出版的戏剧选中还包括了一些“愉快的戏剧”，其中突出的是《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剧本中的凯撒是意志坚定的实干家，也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而埃及女王装腔作势，一反传统戏剧中的形象。
20世纪初期，肖伯纳创作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讽刺了“以征服者自居的英国人”，其他作品还有《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马利翁》和《伤心之家》（1913—1919）。《圣女贞德》（1923）是肖伯纳作品中唯一的悲剧，歌颂了法英百年战争中法国女爱国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剧中，贞德是人民领袖，对未来充满坚定信念。教会将贞德处以火刑，封建贵族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也反对这位法国的爱国者。肖伯纳后期最重要的作品是《苹果车》（1929），讽刺了英国的议会制度。《易卜生主义的精华》（1891）是他最重要的文艺批评著作。
肖伯纳是英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从1885到1949年，共完成剧本51部。他的剧本关心社会问题，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他擅长舞台对话和独白，善于运用俏皮话、机智幽默的警句和反讽的艺术手法，继承了阿里斯托芬以来的欧洲讽刺喜剧的传统。他的剧本不以情节的曲折吸引观众，而是用人物的对话、辩论和独白发表有关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见解，引人入胜、发人深思。
《巴巴拉少校》以救世军为题材，反映了贫富不均和劳资冲突等尖锐的社会问题。喜剧的主人公巴巴拉是个有理想的青年，虔诚的基督教徒，救世军中的少校。她认为宗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女儿，而她的理想就是在救世军中拯救穷人的灵魂。救世军的慈善事业需要金钱，由于经费短缺，巴巴拉所在的救世军收容所面临困难。巴巴拉的父亲安德谢夫是军火商，他出于个人的目的，在参观收容所时当场捐出5000英镑。巴巴拉起初说服救世军，希望他们不接受父亲的金钱。她和父亲的冲突，是经济和信仰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巴巴拉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还是要了这笔钱。人们在安德谢夫走后，感谢他的善行。巴巴拉的幻想破灭，痛苦地摘下救世军领章，别在父亲的衣领上。而当安德谢夫要收买救世军时，她终于屈服，相信是“威士忌大王”鲍吉尔和军火商救活了穷人。如果她离开父亲，就是“离开生活”。巴巴拉的转变虽然显得唐突，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巴巴拉的精神苦闷，也表达了一些和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
军火商安德谢夫在剧中占有中心的位置。他厚颜无耻、贪得无厌，认为金钱万能，声称买进卖出是他的哲学，利润是他的宗教信仰，而金钱与火药是他的宗教基础，他自己就是国家和政府，是真正的统治者。国家只不过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机器而已。他认为贫穷是最大的罪恶，要消灭贫穷就需要尽可能地赚钱。但是，他的“死亡工厂”无疑揭示了资本家财富的本质。
巴巴拉的恋人、诗人科森斯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曾经批评军火大王。为了追求巴巴拉，而混进救世军。他是个弃儿，因为怕人们歧视，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时机一到，他便抛弃自己的理想，公开自己的身份，同意做安德谢夫的助手，并且成为“死亡工厂”的继承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钱的力量。
《巴巴拉少校》不仅抨击了社会上贫富悬殊等丑恶现象，还揭露了资本家培养工人贵族的阴险用心。资本家在工厂里建立一套等级制度，借此分化瓦解工人队伍。安德谢夫收买“救世军”，就是为了利用各种慈善措施来缓和工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比得·舍尔利是剧本中的正面形象，他虽然被解雇并因此而流落街头，但依然保持着人格的完整。
肖伯纳在剧本结束时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剧本明确反对贫富不均，揭露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和议会制度的本质，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英国20世纪初期极具创作个性又引起颇多争议的著名作家。他出生在诺丁汉郡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性情暴躁，父母婚姻不幸，母亲将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劳伦斯16岁中学毕业后，在一家医疗器械厂工作。后来又进入诺丁汉大学学习。1912年拜见一位教授时，爱上了教授的妻子，后与之私奔，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劳伦斯大学期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白孔雀》（1910），一生共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他还写了一些诗歌，剧本和短篇小说。《儿子与情人》（1913）是他的成名作，带有自传性质。小说背景是诺丁汉郡矿区。父亲莫瑞尔是矿工，长年沉重的劳动和煤井事故使他变得脾气暴躁。母亲出身于中产家庭，有一定教养。婚后夫妇不和，母亲开始厌弃丈夫，把全部感情和希望倾注在孩子身上，由此产生畸形的母爱。小说前半部写保罗和其母亲之间俄狄甫斯式的感情。后半部着重写保罗跟情人克拉拉和米里艾姆之间两种不同的爱。前者是情欲之爱，后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保罗在母亲阴影之下，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直到母亲病故后，他才摆脱了束缚，离别故土和情人，真正成人。劳伦斯通过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写作方法，描写了特定环境下母子间和两性间的复杂、变态的心理。小说强调人的原始本能，把理智作为压抑天性的因素加以摒弃。小说还对英国工业化物质文明和商业精神进行了批判。
《虹》（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1920）是姐妹篇，主题是探索性爱的真谛。《恋爱中的女人》探索了在荒芜冷漠的工业社会里建立完美的性爱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作品对人物心理的刻画颇为深刻，并成功地塑造了工业巨子克立克的形象。《迷途的姑娘》描写女主人公主动到医院去当助产士，跟所爱的人到荒山过艰苦的生活。《艾伦的藤杖》中的主人公则试图摆脱家庭的烦恼，到外面的世界流浪，以寻求灵魂的自由。这些作品反映了处于传统观念崩溃之际的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探寻。
《恰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小说，恰特莱夫人因为丈夫下身瘫痪失去生殖能力，而委身猎场工人，寻求爱的满足。小说里描写性爱的章节引起争论，但是劳伦斯的目的是暴露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对人性和生机的扼杀，歌颂性爱的神圣性和生命力。恰特莱拒绝离婚，要妻子“同别的男人生个孩子”，继承家业。妻子的抉择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揭示了寄生阶级道德的虚伪。作品运用了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如以贵族家的大厅和工人的住宅区象征工业化的社会，以茂盛的树林象征充满生机的大自然等。
劳伦斯的作品曾经震动英国文坛。他的作品社会批判和心理探索并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摧残的揭露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但是他将两性关系的和谐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免片面。
长篇小说《虹》是劳伦斯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描写了英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这部长篇小说以家族历史的方式展开。第一代以汤姆·布兰文为代表。汤姆被雄心勃勃的母亲送到语法学校受教育，唤醒了他对奇怪而又神秘的事物的好奇心。他爱上了波兰爱国者的遗孀莉迪亚，并终于结合。莉迪亚在汤姆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信心，而汤姆也发现了妻子身上更加神秘的成分。在劳伦斯的笔下，第一代人的婚姻虽然缺乏精神勾通，却显得完满和成功。汤姆的继女安娜·布兰文与汤姆的侄儿维尔的婚姻则充满了冲突。他们不仅信仰上有分歧，性格上也不合。他们之间没有了柔情，夜间肉体的满足并不能改变精神的空虚。结果，安娜不断地生儿育女，从中寻找寄托，维尔则从一个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木匠。
第三代厄秀拉·布兰文是作品中着重描写的对象。厄秀拉在性关系上的体验代表现代女性的特点。她为了摆脱家庭的牢笼，在一所英语住宿学校当教师，却又发现学校的生活冷漠和残忍。厄秀拉曾经和一名女教师有一段同性恋经历，后来爱上了工程兵少尉安东·斯克列本斯基。他们的恋情开始如火一样的热烈，但是很快分歧出现。安娜对安东为殖民主义卖命非常反感，虽然同时对他所体现的男性的自然力量充满渴望。安东只有性欲，没有激情。他们的关系最后破裂。小说的结尾，厄秀拉看到窗外的彩虹，它象征着空虚的现实和美好的未来。厄秀拉是第一代现代女性的形象，她不满工业化社会带给人的感情上的冷漠和虚伪，不满足于没有精神、只有肉欲的爱，反对把爱情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她在精神和两性关系问题上的探索有积极的意义。
《虹》通过一家三代人的遭遇，描述了工业革命给传统的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以巨大的热情和深度，探索有关性的心理问题。第一代人的生活带有田园诗的色彩，同时也预示古老文明即将结束。第二代人精神的苦闷和呆滞的目光，是令人窒息的工业化社会的最好注解。第三代人的探索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表达了人们要冲破狭窄的生活圈子，渴望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
《虹》不仅从两性关系上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而且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小说的第12章谈到了矿工们的悲惨命运。工人们在非人的条件下工作，离开了矿井，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躯体”。对于他们的妻子来说，他们只是养家活命的机器。小说无情的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劳动者成为资本和机器的附庸和奴隶。《虹》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史诗般的画面，以及对两性关系严肃而充满热情的探索，成为英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一部经典作品。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爱尔兰小说家，生于都柏林。父亲是税吏。乔伊斯从小受天主教教育，曾在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语言，也曾在巴黎学医。他除短暂时间住在爱尔兰外，大部分时间在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度过。1920年定居巴黎，专门从事小说创作。
乔伊斯在大学学习期间显露出创作才华。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由15篇小说组成的短篇集《都柏林人》（1914），描写的是下层市民的日常生活。乔伊斯自己说过，他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国家写一部道德史，而都柏林集中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瘫痪状况。《死者》是其中的佳作。主人公加布里埃尔通过一次聚会，认识到自己爱情生活肤浅苍白，自己虽生犹死。《都柏林人》中的人物尽管感悟到生活的真谛，但没有勇气和能力去争取新的生活。作品通过日常生活的琐碎，揭示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灰暗。语气沉静，节奏平稳。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是他的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作品运用内心独白的手法，描绘了现代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说中的5章分别代表主人公斯蒂芬人生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幼年时代的斯蒂芬饱尝孤独的滋味，青少年时期又陷入感情和理性的冲突，后和一名妓女厮混，备受犯罪感的折磨。他在宗教中获得了生活的“宁静”。但很快，斯蒂芬意识到自己向往的不是接受神职，而是富有感情和创造性的生活。小说的结尾，斯蒂芬决心投身艺术，并与家庭、宗教和国家决裂。事实上，作者本人也曾经宣布“自愿流亡”，和天主教统治的爱尔兰决裂。小说是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史。作品广泛采用象征等手法，揭示人物的意识活动和精神感悟，显示了作者运用各种风格和技巧的卓越才能。
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受到广泛重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芬尼根们的苏醒》（1939）描写了一个人一夜之间的恶梦和狂想。书名来自民歌《芬尼根的守尸礼》，歌中说搬运工芬尼根从梯子上摔下来，同伴以为他死了，就在他的身边置酒，行守尸礼。结果芬尼根闻到酒香苏醒过来。小说中的酒店老板伊厄威克颇似芬尼根。小说从傍晚开始，断断续续地表现伊厄威尔的梦境。梦境与他和妻子、女儿和两个儿子有关，但梦中模糊不清的意识又同爱尔兰以及欧洲的神话相联系。伊厄威尔一家人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家庭的范围，成了作者心目中人类历史活动的缩影和象征。小说试图表现人类和自然界运动的循环往复，并且力图在文字形式上体现出这一点。作品的实验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20世纪小说中最具有革新精神，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作品之一。
乔伊斯出版过一本诗集《室内乐》，还有一部剧本《流亡》。他一生勤于探索，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
《尤利西斯》是乔伊斯的代表作，也是是现代西方小说中最富实验性的作品之一，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
小说描写的是广告承揽员布卢姆、他的妻子摩莉，以及青年知识分子斯蒂芬大约18个小时的经历，表达了作者对现代人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的看法。布卢姆是爱尔兰匈牙利裔犹太人，他在都柏林整天忙碌，但是一无所获。他11年前丧子，现在性功能衰退，妻子和情人相会，他也无可奈何。作为犹太人，他到处受人欺凌，胆小如鼠，但自己又和别的女人鬼混，沉湎于酒色。在道德沦丧，家庭分裂的情况下，他飘零无依，备受精神折磨，在都柏林的中产阶级中很有代表性。斯蒂芬富有理想和激情，对人生和未来有美好的憧憬。他不满爱尔兰的现实，也不满父亲的一味酗酒放荡，决心和国家，宗教以及家庭决裂。这两个人碰到一起，布卢姆找到精神上的儿子，斯蒂芬找到了精神上的父亲。小说中的摩莉对过去有美好的回忆，在性生活方面有过挫折，渴望健全的家庭和社会联系。这三个人物都陷入了无法解决也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他们在这种毫无结果的混乱和绝境中消耗精力和浪费时间。作品借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俄底修斯的故事，意在表明现代人生活的空虚和无聊。和古希腊英雄相比，现代人懦弱、卑琐、堕落。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布卢姆的可怜又可鄙的处境，他的妻子的耽于肉欲，以及斯蒂芬的自命清高、彷徨和玩世不恭。作品十分精细地表现了布卢姆在外游荡的一天生活，象征性地点出现代人到处飘流、无处安身的悲哀、绝望、孤独的处境。
在总体结构上，《尤利西斯》分为三部分，共18章，大致与荷马的《奥德修纪》相对应。第一部分描写斯蒂芬寻找精神父亲的过程，对应俄底修斯之子远方寻父。第二部分讲述布卢姆一天在都柏林的游荡，对应俄底修斯十年的海上飘零。第三部分“回家”对应俄底修斯回家的经历。这种比照将古代的英雄悲壮和现代的卑劣猥琐间的强烈反差勾画得极为鲜明。《尤利西斯》突出地描绘了人物的意识活动，尤其是潜在的意识活动。现实的当代社会主要是通过人物头脑里不断涌现的意识、人物的感觉和臆测来加以展现的。与那些表现崇高理想、高尚道德和坚强意志的作品不同，《尤利西斯》透过理性表现出来的人的无意识和自然本能，强调的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观察和理解人自身。理想的光环失去之后，剩下的就是非英雄的凡夫俗子。因此，这部作品又是20世纪非英雄文学的杰作。
《尤利西斯》是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作品。一方面，它以荷马史诗为构架，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同时，作品后15章分别突出人体的一个器官，各章加以综合，就形成人的整体。多种文体，语言，声音和颜色等的运用，令人眼花缭乱，却又自成体系。另一方面，小说成功地使用意识流的手法，将外部的现实和人物内部的意识，对过去的回忆、对现在的体验，以及对未来的幻觉，交织在一起加以描写，情节具有很大的跳跃性和随意性。富有成效的实验和创新，使得《尤利西斯》成为意识流文学首屈一指的经典作品。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是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祖父是牧师，曾任大学校长。父亲经商，母亲是诗人，写过宗教诗歌。艾略特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和比较文学，接触过梵文和东方文化，对黑格尔派的哲学家颇感兴趣，也曾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1914年，艾略特结识了美国诗人庞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来到英国，并定居伦敦，先后做过教师和银行职员等。1922年创办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任主编至1939年。1927年加入英国籍。艾略特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这些在他的创作中可以找到印证。1948年因《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
艾略特的诗歌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作品情调低沉，常用联想、隐喻和暗示，表现现代人的苦闷。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用内心独白表现主人公渴望爱情又害怕爱情的矛盾心态，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空虚和怯懦。此诗后来收入他的第一部诗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1917）。他这时期出版的另一部作品《诗集》（1920）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的悲观和失望，颇受英美文坛的好评，《小老头》被认为是《荒原》的前奏曲。
1922—1929年是艾略特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诗歌的技巧和内容趋向复杂化。代表作《荒原》（1922）和《空心人》（1925）集中表现了西方人面对现代文明濒临崩溃、希望颇为渺茫的困境，以及精神极为空虚的生存状态。《空心人》中绝望的情绪十分明显：人是空心人，头脑里塞满了稻草，人的声音“完全没有意义，像风吹在干草上”，而整个世界将在“嘘”的一声中结束。空心人是失去灵魂的现代人的象征。
1929年以后，艾略特继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索，同时思想开始出现变化。他的长诗《灰星期三》（1930）宗教色彩浓厚，作者试图在宗教中寻求解脱。《四个四重奏》（1943）是他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这是一组用四个地点为标题的哲学宗教冥想诗歌。《烧毁了的诺顿》指一座英国乡间住宅遗址，《东柯克》是艾略特的祖先在英国居住的村庄，《干萨尔维奇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的一处礁石，《小吉丁》是17世纪英国内战时国教徒的小教堂。这些地方都是诗人认为值得纪念的地方。每一首诗都模仿贝多芬的四重奏，有5个乐章。诗歌抒发人生的幻灭感，宣扬基督教的谦卑和灵魂自救。有的批评家认为，这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
艾略特在诗剧领域也颇有成就，他试图创立一种现代的诗剧模式。剧作《大教堂谋杀案》（1935）的主人公是12世纪的大主教贝克特，剧本肯定了宗教献身精神。他的其他剧本还有《全家重聚》《鸡尾酒会》等。艾略特还是一个重要的文论家，他写有著名的文学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和《诗的三种声音》等大量评论。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如作家要有历史感，作家不能脱离文学传统但可以以自己的创作去丰富和改变传统，诗人应该去寻找“客观对应物”等。他在《圣林》和《论诗与诗人》等文章中还提出了诗歌创作与评价的原则。这些见解对新批评派有很大的影响
《荒原》（1922）是艾略特的代表作。原诗800多行，经过庞德删改后，仅剩433行。发表以后，成为西方文学中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也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一个里程碑。
《荒原》写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是对战后西方文明走向迷惘和式微的高度概括。这首诗歌至少引用了35个不同作家的作品和流行歌曲，插入了6种外语。诗歌的形式模仿贝多芬有5个乐章的奏鸣曲，全诗分为5章。第1章《死者葬礼》，一开头套用了乔叟《坎特伯雷故事》中《序言》开篇的春天场景。但是这里，四月是“残忍的月份”，没有水的滋润，缺乏充满生命力的欣欣向荣。现实生活充满了虚伪和邪恶的欲望，概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万物凋零的景象。第2章《对弈》是对社会不同阶层的扫描。上流社会的珠光宝气，掩盖不住精神的空虚。自然的美不复存在，只有令人窒息的合成香料。而酒吧间的下层妇女的对话，谈论“装假牙”和“打胎”，显示出生活的变态和丑陋。第3章《火诫》，镜头对准伦敦的过去和现在。昔日充满诗意的泰晤士河，如今冷风袭人，阴森恐怖。伦敦人的生活卑琐庸俗。诗人认为，火能够烧去情欲，使人再生，重返自然。第4章《水里的死亡》仅10行，告诫人们，虽然人们渴望水，但是水同样可以使人们死亡。最后一章《雷霆的话》，回到欧洲是一片荒原的主题。诗人宣扬“施舍、慈悲和克制”，同时对当时俄国革命的浪潮感到恐惧。《荒原》中的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缺少信仰，处于精神的荒原。诗人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东西方的智慧来重新获得精神的新生。
《荒原》的主题是要恢复人们的信仰，强调的是基督教的救赎。人类精神的荒原缺少生命之水，缺少心灵的信仰，人类只有在古老的神话和文明中寻找智慧和爱的精神。艾略特受人类学家魏士顿的《从祭仪到传奇》和弗雷泽的《金枝》的启发，套用了亚瑟王寻求圣杯的神话结构。象征主义的手法使得诗歌具有一定的哲理性，揭示了死亡、再生和拯救的主题。诗歌中的许多象征有多重含义。比如，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死亡之源；火可以是欲望之火，也可以烧去情欲，使人再生。
诗歌中意象的使用很具特色。比如，发芽的尸体，在死水中垂钓的渔王，长着孩子脸的蝙蝠等。这些鲜明的意象常常同时还有隐喻和转喻的特点。并置和对比的应用是诗歌的另一个特点。诗人用非常简练的笔墨，将形成明显对照的节奏、词语、意象等放在一起，准确地勾画出时代特点和人的精神面貌。诗中大量使用的历史事件，同今天的绝望与荒凉形成对比。诗歌常常是戏拟式引用的大量作家的作品片断，凸现出今日西方文化的颓败。《荒原》以启示性的神话构架、独特的叙事方式、深厚的哲学历史意蕴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成为现代主义诗歌无可置疑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