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文学
20世纪的法国，社会矛盾复杂。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动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战后的经济腾飞、思想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广泛传播，都对这时期法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时期，作家队伍急剧分化、各种新流派此消彼长、文学创作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
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有着优良的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一些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罗曼·罗兰的长篇史诗性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母与子》相继问世。法朗士（1844—1924）写出了《现代史话》（1897—1901）、《企鹅岛》（1908）和《诸神渴了》等出色的现实主义小说。莫里亚克（1885—1970）的《黛莱丝·德克罗》（1927）、《蝮蛇结》（1932）、《黑夜的终止》（1935）等长篇，或反映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道德堕落，或深刻暴露资产阶级家庭血腥关系，也显示出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杜哈曼（1884—1966）的《沙拉文的生平与遭遇》（1933—1945）、马丁·杜伽尔（1881—1958）的《蒂波的一家》等作品，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比较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莫鲁瓦（1885—1967）、科莱特（1873—1954）、马尔罗（1901—1976）、尤瑟纳（1903—1982）等。
纪德（1869—1951）是法国20世纪独具特色的作家。他写有小说、游记、剧本、回忆录等。他的《窄门》（1909）、《梵蒂冈的地窖》（1814）、《伪币制造者》（1925）等小说，受尼采哲学和象征派艺术的影响，作品没有开端和结尾，看不到人物来踪去迹，但他对人物内心的刻画细腻，又令人想起现实主义的传统和完美、明净的古典美。
20世纪，法国无产阶级文学有了新的发展。第一次大战期间出现了反战作家巴比塞（1873—1935），他的小说《火线》（1916）和《光明》（1919）是两部有着深刻社会内容和巨大感染力的作品。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战争造成的创伤，抨击了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他的作品与巴雷斯、莱翁·杜德、莫拉斯等沙文主义，煽动战争狂热的右翼作品形成鲜明对照。
两次大战期间，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展开，进步文学进一步繁荣。1932年，革命作家艺术家联盟成立后，出版《公社》杂志，广泛团结文艺界进步力量。参加该联盟的有罗曼·罗兰、巴比塞、瓦扬—古久里（1892—1937）、阿拉贡（1897—1982）、艾吕雅（1895—1952）等著名作家。在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中，许多作家走上了无产阶级文学道路。他们以尖锐的笔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歌颂社会主义理想。阿拉贡（1897—1982）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真实的世界》（1934—1944）、诗歌《法兰西的黎明》（1944）和《爱尔莎的狂想》（1963）等。长篇《共产党人》（1949—1951）通过主人公让和赛西尔的爱情故事，广泛展现了1934年至1940年间德国入侵法国时的社会风貌，生动描绘了人们在战争中的不同态度，小说尤其为进步文学界所看重。
20世纪的法国，现代主义文学争奇斗艳。20年代，后期象征主义登上文坛，出现了瓦莱里（1871—1945）、克洛代尔（1868—1955）、亚默、琼·佩斯等诗人。瓦莱里以他的《海滨墓园》所具有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深奥玄想的哲理诗句，以及讲究格律、雕琢晦涩、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被誉为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
意识流小说兴起于20世纪初的西方文坛，30年代达到高潮，并迅速波及诗歌、戏剧等领域。40年代，作为流派已不复存在，而手法却被广为采用。意识流小说不注意外部环境的描写、人物行动表现和情节的连贯完整，而致力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流动状态；打破传统小说按情节发生次序或逻辑联系而形成的直线发展结构，时空跳跃、多变；多用自由联想、内心独白、象征和暗示等表现手法。法国是意识流小说的故乡。普鲁斯特以其多卷本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开了这一文学流派先河。
超现实主义是瑞士的“达达主义”和法国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法国兴起，影响波及欧美其他国家。范围涉及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和建筑等方面。1924年，布勒东（1896—1966）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宣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为真实的“无意识”或“潜意识”世界，并建立了超现实主义研究会。超现实主义者强调诗人要听从潜意识的召唤，去写梦境、幻觉。他们提倡通过“自动书写”“自发语言”，去再现梦幻、直觉和事物的巧合。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出人意料的比喻，晦涩费解，缺乏逻辑规范的语言。著名作品有：艾吕雅的诗集《痛苦的首都》（1926）、《生活的内幕》（1926）和《沉默的过失》（1926），阿拉贡的散文集《巴黎的农民》（1926），布勒东的小说《可溶解的鱼》（1924）和《娜嘉》（1928）等。
存在主义文学兴起于30年代的法国，流行于40、50年代的欧美，60年代已是强弩之末，但其影响延续至今日欧美文坛。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将存在主义引入文学的则是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萨特。存在主义文学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流派，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上的反映。1943年，萨特发表理论著作《存在与虚无》，提出著名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从而建立了这一哲学体系。存在主义否定客观事物独立存在，强调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主张“重在行动”“自由选择”和“积极进取”。但是，存在主义文学大多描写世界的荒谬和现实的肮脏，表现荒诞世界中孤独的人的失望和不幸，基调悲观。艺术上，存在主义文学力求寓哲理于作品，强调叙述的客观冷漠。存在主义文学主要是小说和戏剧。代表作品有：萨特的小说《恶心》和哲理剧《禁闭》、加缪的小说《局外人》、波伏瓦的《女宾》（1943）和《大人先生们》（1954）等。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另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早年生活清贫，后当过记者和编辑，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缪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剧本《误会》（1944）、长篇小说《鼠疫》（1947）和散文集《反与正》等。代表作《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是个小职员，他对周围一切都不感兴趣，甚至对母亲的死、女人的爱、法庭的审判和死亡的来临也漠然处之。小说表现了荒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反映了人们的精神困惑和消极反抗。小说语言简约，叙述不带感情色彩，并且富于哲理内涵。
荒诞派戏剧出现于50年代法国文坛，后波及欧美各国，是二战后影响最大的现代主义戏剧流派。它在思想上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认为既然现实生活内容是荒诞的，那么其表现形式也应该是荒诞的。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人物虽有反抗，但方式消极。荒诞派戏剧强调表现抽象的主观感受，喜欢采用漫画式的夸张和比喻，情节没有连贯性，人物缺乏鲜明个性，常用东拉西扯的对话表现人的孤独。剧作还根据舞台特点，借助各种怪诞、不合逻辑的灯光和场景，使得整个舞台成为荒诞世界的象征性场景。代表作品有：贝克特（1906—1989）的《等待戈多》（1952）、尤奈斯库（1912—）的《秃头歌女》和阿达莫夫（1908—1970）的《塔拉纳教授》（1953）等。
新小说派于50年代崛起于法国，又称“反小说派”或“拒绝派”。该派没有统一纲领和严密组织，作家的创作也各有特点，但思想上都受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罗布—格里耶（1922—）是该派的理论发言人。1955年后，他陆续发表《未来小说的道路》（1956）、《自然、人道主义、悲剧》（1958）等论文，以形式革新为旗帜，反对传统小说。新小说派反对传统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主张以“物”来取代人；反对传统小说中引人入胜的虚假情节，主张打破时空界限，建立一个“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反对传统小说僵化的语言，主张革新语言，用冷静、准确、像摄影机一样的语言描绘事物。新小说派的作品情节淡化，人物模糊，环境朦胧，时空交错，结构严谨。代表作品主要有：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橡皮》（1953）和《在迷宫中》（1959）、萨洛特（1902—）的《无名者肖像》（1948）和《黄金果》（1963）、布托（1926—）的《变化》（1975）、杜拉斯（1914—1996）的《情人》、西蒙（1913—）的《弗兰德公路》（1960）等。
1960年后，一批青年作家又称自己的作品是新新小说。他们在形式上的革新更为激进，甚至连标点、分句、分段都被废除，如索莱尔的《数目》和《H》、萨波塔的《作品第一号》等。
克洛德·西蒙是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1957年，他出版小说《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跻身于新小说作家行列。而后，他推出的《弗兰德公路》（1960）和《农事诗》（1981）等作品引起广泛重视。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弗兰德公路》是一部战争题材作品，表现手法新颖而独特。小说没有按传统的时序叙事，而是由战后骑兵乔治与德·雷谢克的年轻、放荡妻子高丽娜过夜时所产生的断续回忆，以及杂乱无序和模糊不清的想象来展开故事，表现主题。作品还采用了衬托、对比的方法，突出战争的残酷与破坏力，以及法国上层社会奢侈与下层阶级的贫困。在语言上，西蒙喜用流水般迂回曲折的长句，并有意少用标点符号，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借以表现意识的同时并存和互相渗透。
罗曼·罗兰（1866—1944）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法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镇克拉姆西的一个公证人的家庭。15岁随父母迁居巴黎。1886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文学和历史，一度去意大利考察艺术。1895年获博士学位，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04年至1912年间，他完成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坛一举成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反对战争。1914年，他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政论文章《超乎混战之上》，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19年，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号召世界各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抵制帝国主义战争阴谋。1922至1933年，完成第二部多卷本长篇小说《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从30年代开始，罗曼·罗兰与高尔基频繁通信，1936年应邀访问苏联。30年代后期，他与法国进步作家一起，反对法西斯战争，作品遭纳粹特务焚毁。
罗曼·罗兰的作品大致可分为音乐史和文学两个方面的内容。在音乐史方面，主要有7大卷的《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文学方面有诗歌、小说、传记、评论等。他一生写过21部剧本，总题为“革命剧”的有8部，主题都是关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如《群狼》（1898）、《爱与死的较量》（1925）、《罗伯斯庇尔》（1939）等；总题为“信仰剧”的有3部，以反战为主题；现存的以“革命剧”为最多，也最重要。1903年，他发表《贝多芬传》，用英雄主义来对抗“物质主义”（即市侩主义），获得巨大成功，从而促使他撰写古今名人传记。先后发表有《米开朗基罗》（1906）、《米莱传》（1911）、《托尔斯泰传》（1911）和《甘地传》（1923）。此外他还写有长篇《哥拉·布勒尼翁》（1919）、《格莱昂波》（1920）、中篇《皮埃尔和吕丝》（1920），文学评论《旅伴》（1936）、回忆录《内心旅程》（1959）等。
罗曼·罗兰一生贯穿人道主义思想。前期受托尔斯泰影响较深，主张全人类抽象的“爱”、以“英雄精神”对抗社会沦丧，文化堕落，提倡艺术为普通人服务。十月革命的胜利和20年代的社会激烈矛盾，使他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品中出现了“新人道主义精神”。小说《母与子》中大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安乃德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变化。主人公从颇似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追求抽象民主和光明，逐渐变为接近人民，最终投身反法西斯和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斗争。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个人反抗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形象。
克利斯朵夫的性格特征主要通过他的三个生活阶段显示出来。他早年生活在德国，童年和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出众的音乐天赋，但卑微的出身使他从小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不平，开始形成反抗意识。年轻的音乐家鄙视封建贵族，痛恨资产阶级暴发户，不愿让他们将把艺术当作享受的玩物，但因此他也遭到社会的排斥和打击。后又因仗义救人，造成命案，不得不流亡法国。到了巴黎以后，他目睹巴黎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堕落，十分失望。为了维护艺术的纯洁和人格尊严，他毅然对法国艺术界进行了激烈抨击。可是，他的反抗始终是孤独的，唯一理解和支持他的只有好友奥里维。克利斯朵夫的社会地位使他同情下层人民，但他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和对艺术作用的错误估计，又使他无法很好地与人民结合在一起，并从中找到精神力量。好友奥里维在“五一”示威斗争中受伤死去，对克利斯朵夫是沉重打击，从此他逃避斗争。晚年的克利斯朵夫反省自己的一生，不再过问世事。他陶醉在爱情之中，向现实妥协，与过去的敌人讲和，同时致力于宗教音乐创作，在追求内心和谐中死去。
小说中，克利斯朵夫具有真诚、执著、坚强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品力图将这一形象塑造成高于庸俗资产阶级社会的英雄人物。毫无疑问，克利斯朵夫的反抗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他的思想局限又使他陷入深刻的矛盾，并导致个人反抗以失败告终。克利斯朵夫的反抗、失败、动摇、幻灭的生活历程，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深刻地概括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矛盾，尖锐地批判了腐朽文化对真正艺术的摧残。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创了“长河小说”这一艺术体裁。作品以主人公一生为主要线索，构成了基本情节。次要的人物虽各自有其独特的命运和遭遇，但时时呼应主线。整部作品就像一条由许多支流汇集而成的大河，奔腾不息。《约翰·克利斯朵夫》又是一部“音乐小说”，这不仅是因为小说写的是音乐家的一生，而且整部小说无处不富有音乐色彩。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巧妙地被编织在交响乐般的旋律之中，形成一个和谐而完美的整体。
作品还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使得这首交响乐显得更加多姿多彩。主人公诞生时，暴涨的莱茵河河水的隆隆声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童年时期，主人公学习提琴和作曲时的明朗钢琴旋律与莱茵河的奔腾声时时交融；主人公精神震荡或创作思潮翻滚时，又常常与莱茵河的水声、涛声相交织；主人公弥留之际，在梦中又见到莱茵河，心灵达到和谐。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的莱茵河成了这位艺术家一生顽强奋斗的象征。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有象征含义：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力的象征，奥里维和葛莱莉亚分别象征着法国的理想主义和意大利的艺术美。三者的友谊和爱情构成了作者所追求的充满生气、摆脱旧习、和谐美好的人道主义理想世界。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是意识流小说的鼻祖，他与英国的乔伊斯和沃尔夫、美国的福克纳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意识流作家。
普鲁斯特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保健医生，母亲是证券经纪人的女儿。他从小过着优裕的生活，但体弱多病。中学毕业以后，在巴黎大学听柏格森讲授哲学，深受影响。1895年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常为杂志撰写文章，一度还在玛札里纳图书馆当义务馆员。
青年时代的普鲁斯特热衷于社交活动，出入沙龙，广交社会名流，结识了作家法朗士、画家勒梅尔等文艺界名流，为他日后描写巴黎上流社会积累了素材。1892年，他与巴比塞等人创办《宴会》杂志。1896年，他将已发表的书评、随笔和短篇小说汇成《欢乐与时光》（一译《悠游卒岁月》）一集出版。19世纪末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作为有犹太血统的青年，他站在进步作家左拉一边，反对政府。
20世纪初，他集中精力阅读19世纪英国文艺评论家罗斯金关于中世纪艺术和教堂雕刻的论著，并一度亲自到维尼斯和巴多进行考察。罗斯金对艺术和自然美的追求，以及优美、绚丽的散文风格，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5年母亲去世，感情上受到沉重打击，加之哮喘病日趋严重，怕风、怕阳光、怕室外噪音，从此深居简出，过着“墓穴”式的日子。在最后十多年的生活中，他静心回忆童年，追述30年的经历，写成了长达百万字的多卷本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此外，他还有未完成论文《驳圣佩甫》（写于1908年，1954年发表部分手稿）、长篇《让·桑特伊》（1952年经人整理出版）等。
《追忆逝水年华》共7部，15卷，其中包括《在斯旺家那边》（1913）、《在少女们身旁》（1919）、《盖尔芒特家那边》（1921）、《索多姆与戈摩尔》（1922）和作者死后出版的《女囚》《女逃亡者》和《重现的时光》。第一部《在斯旺家那边》，没有得到文艺界的认可，第二部《在少女们身旁》（1919），获龚古尔文学奖，从此名声大振。
《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规模宏大”的作品。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富于才华，喜爱文学艺术而又体弱多病的富家子弟。作品透过主人公的追忆，表现了作者对家庭、童年和初恋时感情的怀念，对庸俗事物的厌恶，同时也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黄金时代”的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
小说故事套故事，人物事件众多。一方面是遵循法国旧传统习惯的圣·日耳曼贵族、盖尔芒特家族的公爵和公爵夫人、盖尔芒特亲王和王妃、公爵的兄弟等。另一方面是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活跃在沙龙里的帮闲人物：斯旺及其情妇、交际花奥黛特、富裕而有文化教养的凡尔杜兰夫妇、外交官、医生、艺术家等。两个对立的社会，原来并不融洽，资产阶级很难跨进古老贵族的门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复杂的联姻关系，鸿沟逐渐被打破。斯旺死后，奥黛特成了盖尔芒特公爵的情妇。凡尔杜兰太太由过去不被贵族家所接纳，现在成了亲王夫人。作者在贵族闭塞和悠闲的世外桃源中窥视到了衰败景象，从大资产阶级庸俗狂妄中看到了一种畸形社会的画面。虽然作者在描绘这种种画面时，并没有用尖锐的谴责之词，但从他笔锋转向下层人民时所表现出的好感中，又能体味到他的褒贬之意。那个在上层人家服务多年的老女仆弗朗索瓦兹，虽然满口乡下土话，脑子里有不少迷信和禁忌，但她勤劳、纯朴，有着乡下人的聪明机智，是作者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小说除了描写上流社会的生活外，还涉及到文学、绘画、音乐、建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回忆录式的自传体小说，但没有传统回忆录那样对往事有条理的整理和分析，而是通过一个“非常神经质和过分受溺爱的孩子”对自己“缓慢成长过程”的追忆，渐渐地“意识”到自己周围人们的“存在”。作者只是捕捉自己心头留下并时时浮现在脑际的印象，然后加以展现。对他来说，事情发生的先后没有意义，现实从回忆中形成，通过回忆，既认识到现实世界，也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儿时早晨起来喝热茶时一块俗名叫“玛德莱娜”的甜糕点泡在茶里，边喝边吃点心所感到的乐处，在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重提时，“今”与“昔”的回忆已同时出现在作者脑海里。通过回忆，他解除了“时间”的束缚，获得了过去、现在的重叠和交叉，形成了特殊的回忆结构。
作品的叙述角度明显区别于传统小说。作者说：“在我们幼小时，我觉得圣书上任何人物和命运都没有像诺亚那样悲惨，他因洪水泛滥，不得不在方舟里度过四十天，后来，我时常卧病，迫不得已成年累月地呆在方舟里过活。这时我才明白，尽管诺亚方舟紧闭着，茫茫黑夜镇住大地，但是诺亚从方舟里看世界是再透彻不过了。”作者也不是站在事物的外部观察世界，而是将客观世界融入内心，然后再表现出来。他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探索来发现外部世界，从意识洪流中认识外部世界的价值。作品的人称也有异于传统小说。作品中的“我”并不是传统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他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通过“我”的观察、感受引出其他人物和绘成绚丽多姿的画面。普鲁斯特虽然是现代派作家，但他的语言风格深受蒙田、塞维尼夫人和圣·西蒙等法国古典作家的影响，有着旷达、高雅、细腻、婉转的特点。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作家。他出生于法属阿尔萨斯，父亲是个海军军官。萨特早年丧父，由外祖父抚养长大。后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1929年，在全国中学哲学教师会考中名列第一，并结识西蒙娜·德·波伏娃，二人成为终身伴侣。波伏娃也是重要的存在主义作家之一。1934年，他曾赴柏林进修哲学，受到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影响。
1937年，萨特发表处女作《墙》（后收入1939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这篇以西班牙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体现了作者早期的哲学思想。1938年，萨特发表长篇小说《厌恶》（一译《恶心》），这部作品为作者赢得更大的声誉。1940年，他应征入伍，一度被捕，获释后参加法国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发表理论著作《存在与虚无》。1945年，创办传播存在主义思想的杂志《现代》。40年代是他的创作高峰。他先后写出了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1945—1946），剧本《苍蝇》（1943）、《禁闭》（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恭顺的妓女》（1946）、《肮脏的手》（1948）等重要作品，以及文论《什么是文学》（1947）、《〈局外人〉诠释》（1947）、《波德莱尔》（1947）和《境遇》（1—10集，1947—1976）等。
50年代起，他开始以较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如反对美国侵略朝鲜，谴责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抗议美国侵略越南，抨击苏联入侵捷克等。1973年后，他几乎双目失明，但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64年，瑞典皇家学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接受，理由是“我一向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剧本《魔鬼与上帝》（1951）、《涅克拉索夫》（1955）、《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等。此外，他还写有回忆录《词语》（1964）等。
萨特的哲学观点是存在主义，他在理论著作《存在与虚无》中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公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此后，他又发表论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辩证理性批判》（1960）等理论著作，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主张。萨特的存在主义既不同于古典哲学，也不同于基督教和其他有神论的存在主义。他是无神论者，他探讨人的存在和价值，否定上帝，强调人的选择。他认为人与其生存条件总是脱节的，他人的存在对他是一种威胁。因此，人生是荒诞的。但他主张接近生活，干预生活，追求自我生存的价值，并鼓励人们在动荡的社会中做出积极的选择。
在萨特的文学创作中能见到他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创作与理论也有不十分合拍的地方。他主张文学应“干预生活”，“介入社会”，为创造合理的社会而履行人道主义义务。但他的作品又常常反映人生荒诞主题。在创作手法上，他主张表达意识和感官上的真实，不主张小说有丰富离奇曲折的情节。他强调描写真切的经验，将现实世界赤裸裸地再现在作品中，而不要“虚构”。他要求作家以睿智的笔法，把主人公心灵和躯壳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但同时也要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在时空观念上，他要求立体感，主张在同一时间内同时描写几处发生的事情，作品的场所也可移动几处。这些主张大多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
《厌恶》是萨特的成名作，也是法国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作品。萨特认为，“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看，《厌恶》是我最好的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周围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表明了作者的存在主义观点。主人公是个年已30仍未成婚的知识分子，因对飘零生活感到厌倦而返回故里，来到布维勒城，住在一个旅馆里。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着手撰写18世纪法国阴谋家德·洛勒旁侯爵传记。但没过几天，他就觉得一切都令人恶心，因而离开该城前往巴黎。
在萨特看来，人与其周围的一切总是脱节，相互之间既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毫无意义；人和事物的存在，只是存在着，彼此相逢相迎却不能勾通，既无规律可循，也没有因果关系；人生是荒诞的。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眼前浮动的一切，就会在你的心里翻腾，令你感到不适，于是就想呕吐、恶心。洛根丁对周围生活产生厌恶，正是作者这一思想的体现。他忙于钻图书馆，查阅资料，疲惫不堪。他发现自己过去确实喜欢过这个人物，但现在只是对这本书感兴趣。最后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他想，既然自己都把握不了自己，又怎能去掌握别人的生活，给他人作传？他每日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不放过任何线索和细节，如街道、人群、咖啡店、公园、大便纸、扑克牌、啤酒杯、各种人的脸等。所有这些事物，既不重要，相互之间也毫无联系。而他自己反而在记录过程中，情绪发生变化，产生了厌恶感。他逐渐地意识到，任何事情都是不可理解和没有意义，生活是荒诞的，“存在就是虚无”。
作者认为，《厌恶》的核心是“孤独”。作品中也多次出现“孤独”一词。从某种程度上说，主人公“厌恶”的根源就来自于“孤独”。他不满小市民的麻木、庸俗和虚伪，更看不惯资产阶级的凶狠和贪婪。他揶揄、嘲讽小市民根本不懂生活真正的意义，一切行动都只不过在消磨时间。那个宣称自己是人道主义的学者，只知道按图书目录卡的字母顺序读书，真是愚蠢而又怪僻。可自己又怎么样呢？整天忙忙碌碌，不知在干些什么。在无聊中，他与自己并不喜欢的旅店老板娘鬼混，却得知老板娘每天要换一个男人。他希望在情人安妮那里得到安慰和理解，但发现她已变成一个心灰意冷的粗笨女人。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对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命运难以把握，感到更加恶心。主人公正是从这种陌生感和孤独感中，体会到现实的荒诞。
《厌恶》酝酿的年代，正是西方世界社会处于动荡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刚刚过去，新的战争危机又将来临。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更大的混乱。一些人认为“上帝已死”，失去了信仰的依靠，但又找不到正确道路。希特勒上台时，萨特正好在德国研究哲学，目睹纳粹分子的战争狂热和对民主力量的迫害，使他对人们的焦虑、不安、孤独的情绪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这部作品面对的正是这种不合理、丑恶、虚妄和荒诞的社会现实。小说中既有作者对现实的感受与思考，也包含着他对现实的否定和反抗意识。但在作品中，作者没有让自己的主人公在孤独和厌恶中消沉下去，而是给他安排了新的生活：主人公打算撰写另一部书，他完成了从“自为存在”到“自在存在”的超越。
小说用日记体写成，以“我”的思想活动和对人生的看法构成全书内容。虽然没有动人的情节，也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却层次分明。从他对生活意义感到困惑，个别事物令自己“恶心”，到逐渐扩大，以致包围自己，到最后忽然醒悟，决定尝试拯救自己。线索的发展十分清晰。全书的思想和描述浑然一体，有真实细致的生活细节的再现，也有主人公哲理性的内省过程和心理感受。小说语言朴实、辛辣。
《自由之路》是萨特未完成的长篇三部曲，包括《理性的时代》（1945）、《缓期执行》（1945）和《心灵之死》（1949）。原准备写的第四部《最后的机会》（1981），只留下一些片段。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为背景，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阐明了作者的“自我选择”主张。所谓的“自由之路”实际上就是自由承担责任的道路。
故事发生在1938年7月。35岁的哲学教师玛第厄陷入了现实的荒诞和个人的苦恼之中。精神空虚、无所事事，既不满现状又无力自拔，总在议论之中，下不了决心去改变。他渴望自由，但不知如何去获得。他曾想参加西班牙战斗，但又缺乏勇气。布吕内建议他加入共产党，他不愿意，理由是自己还没有确定的信仰，实际上是怕妨碍自己的自由。他与情人玛塞尔相好了7年，但当他得知她怀有自己的孩子时，却又不愿承担责任。主人公的性格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欧洲，社会动荡，空气中充满着火药味。主人公意识到和平已是“苟延残喘”。面对这种局面，他开始看不惯兄弟雅克对战争无动于衷，更讨厌戈梅兹幸灾乐祸。他决心“介入”生活，承担起责任，于是义无反顾地应征入伍，体现了法国知识分子从个体精神危机过渡到集体精神危机的思想状况。战争的风暴、民族的危机，促使主人公走出狭隘的个人天地，投入了战斗。但是，他仍然认为，战争不过是世界荒谬的一个证据。主人公的思想在第3部中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第3部描写的是1940年6月最后几天的抵抗日子。作者让玛第厄、布吕内等人接受战争的洗礼，得到精神升华。主人公在一次抵抗德国侵略者的阻击战中，作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以英勇的行为成了英雄。
欧洲二战以后，数十万人丧生，幸存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怀疑，存在主义的荒诞感正是当时实际思想的反映。同时，欧洲在饱受法西斯蹂躏以后，解放运动兴起，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切希望自由和生存。二战对于萨特来说，也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在经历了战前的动荡、参战、被俘、越狱、抵抗的考验和锻炼以后，他的思想有了飞跃。他从绝对自由的个人圈子里走了出来，投身到了火热的斗争，“介入”法国乃至世界大事。他的哲学宣扬世界荒诞，人生没有意义，投合了人们对现实悲观认识和苦闷消极情绪。但他在指出现实荒诞的同时，没有走向虚无，而是给荒诞中挣扎的人们一条出路：自我选择。他认为，人生本没有意义，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才能确定价值。人生活在自己的境遇中，要做出抉择，获得自由。他主张接近生活，干预生活，追求自我生存价值。他的这一主张，成了生活在不合理现实中的人一个支撑点，给苦闷和失望的人们以精神力量。如果说在《厌恶》中展示的主要是人们在丑恶社会中摆脱“自在”争取“自为”行动的话，那么《自由之路》中所展示的是，在面对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时，主人公以国家、民族和世界的责任心为出发点做出了选择，获得了自由。值得注意的，体现作者这一思想的，是那些在生活中遭受宰割、被欺骗、被牺牲的人们，而不是那些营私舞弊、制造灾难的反动阶级。这是作者哲学观进步面的反映。
在《自由之路》中，作者喜欢用自然主义手法渲染人的卑下情感和事物的丑恶细节。作品结构松散，不注重情节，时常用大段意识流的描写来打断或替代叙述。作者让故事同时发生在伦敦、柏林、巴黎、布拉格等地，造成了意念的同时性、跳跃性和流动性。但这种表面上的混乱和不重形式，并没有影响作品的浑然一体。
萨缪尔·贝克特（1906—1989）是荒诞派戏剧代表作家。他用英、法两种语言创作戏剧、小说和诗歌。贝克特出生于都柏林一个信仰新教的家庭，父亲是个测量员。中学时代他就爱好戏剧，后进都柏林三一学院深造。1927年毕业，获法文和意大利文学士学位，次年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此间，他结识了意识流作家乔伊斯，担任他的秘书，并将他的作品译成法文。1931年，他回都柏林任教。1938年定居巴黎。德军占领期间，他参加抵抗运动。组织暴露后，他曾隐居农村。1945年返回巴黎，专事文学创作。
50年代以前，贝克特主要从事论文、诗歌和小说创作，出版有诗集《胡罗斯考坡》（1930），评论集《普鲁斯特》，长篇小说《莫菲》（1938）和《瓦特》，长篇三部曲《莫洛瓦》（1947）、《马龙之死》（1948）和《无名的人》（1950）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热衷于精神领域和心理状态的探索，表现人的内心孤独、人生的艰难和虚无。50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剧本《等待戈多》（1952）名震西方文坛。此后，他写出《剧终》（1957）、《最后一盘录音带》《啊！美好的日子》（1961）、《被逐者》《喜剧》《乔伊》《来与去》《俄亥俄即兴之作》和《摇篮曲》（1982）等剧作。另写有长篇《依然如此》（1961）等。在当时都产生很大影响。贝克特曾受但丁、笛卡尔和乔伊斯等人的思想影响，但他的创作更接近存在主义，主要表现人生的荒诞、客观世界的残酷和人无力拯救自己等主题。他认为，既然作品内容是荒诞的，那么剧作的形式也应该是荒诞的。尤其是他的戏剧，往往追求怪诞夸张的舞台效果。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小说、广播剧、电视剧、电影剧本等。1969年，他因“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以及戏剧的“希腊悲剧式”“净化作用”，获诺贝尔文学奖。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的代表作。剧作奇特的构思和荒诞的主题，曾在当时引起过争论，后又受广泛好评，成为荒诞派戏剧的经典之作。
剧中的世界只是一个长着一棵光秃秃树木的荒野。作品中的流浪汉戈戈（弗拉基米尔）和狄狄（爱斯特拉冈）在等待戈多，讲着厌恶生活的话，做着无聊的动作。他们左等右等，始终未见戈多到来。戈多是什么？虽然评论界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贝克特承认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一般认为戈多代表着希望和理想，是支持主人公在荒诞现实中消磨时光的渺茫希望。“希望”的成功率向来不高，现实生活也时常不如人意。但现实又总是不时地激起人的希望和理想，促使他去寻找这一渺茫的希望，等待戈多早日到来。因此，尽管戈多总不露面，令主人公苦闷得想要上吊，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去死，得继续不停地等待。在这个世界上，人总是处于孤独无助、无能为力的狼狈境地，命运也不可知晓，难以把握，惟有不停地“等待”，企盼那一线的希望。作品通过主人公荒诞的生存条件和人物的种种荒诞举动，强调了这一“等待意识”。
狄狄和戈戈之所以如此迫切地盼望戈多的到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悲惨世界里，热切地期待摆脱这种生存状态。剧中的狄狄和戈戈都是衣着破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白天四处流浪，晚上睡在阴沟里，靠胡萝卜充饥，以向人乞讨肉骨头为生，受人白眼，遭人打骂。他们等待戈多的举动，反映了处在人生痛苦状态下的人们对自身苦难的厌倦，也是西方人在遭遇二次大战灾难后希望摆脱困境的心理体现。
剧中的另外两个人物波卓和乐克的生存状况和心态，是对作品荒诞主题的补充。两人虽为一主一仆，波卓还不断地羞辱乐克，乐克一味地讨好他，但他们两人谁也离不开谁，失去了对方，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奴役和被奴役而又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本身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荒诞关系。他们种种不可捉摸的举止：被无形的东西驱使着急匆匆向前赶的行动，狄狄和戈戈一样焦虑不安地等待戈多到来的心态等，都增强了作品荒诞主题的效果。
在表现手法上，《等待戈多》打破了传统的陈规，表现出戏剧形式革新的创新意识。贝克特主张只有那些没有情节、没大动作的艺术才算得上纯正的艺术。在《等待戈多》中，作者把情节和动作都减到最低限度。剧本只有两幕，表现手法也十分简单。作者还让两幕戏沿着相同的顺序展开：路旁等人、遇见波卓和乐克、小孩报告戈多明日来等。甚至许多的细节也不断重复，没有什么变化。《等待戈多》是一部“寓言剧”，作品的人物、场景、动作都充满象征含义。剧中“戈多”就是一种象征，剧情的重复也具有象征含义。作者用第二幕重复第一幕，意在说明，如果再等待，第三幕、第四幕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主人公等到最后，仍将是那个孩子来宣布戈多的失约。他告诉人们，他们等待的这一天，并不是特殊的一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第二幕中波卓和乐克由健康人变成残疾者也有象征含义。它给人以事物正在萎缩，未来毫无希望的印象。剧中动作的象征性也随处可见。戈戈脱靴子，象征着要摆脱痛苦。连接波卓与乐克之间的那根绳子，既象征着富人对穷人的依赖，又象征穷人无法摆脱富人的钳制。对话的重复和无意义，语言的非逻辑性等，增加了作品的荒诞感。人物反复地讲着“咱们走吧”“咱们不能”“为什么不能？”“嗯？咱们走不走？”“上帝”“营养学”“通大便的药”等台词，相互没有联系，颠三倒四，语意不明，是作品中人物以荒诞的语言对荒诞世界所发表的荒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