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美国文学
北美大陆土地广袤、物产丰富，很早以来印第安人便在这里开拓劳作、繁衍生息，创造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及文学，但是这些民间口头文学并未受到后来的欧洲移民的足够重视，在美国文化中未能留下多少印痕。美国文学从根子上说还是一种深受欧洲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学。然而，移民们的开拓精神和自由思想使他们很快突破了欧洲文化的藩篱，形成了以民主自由、个人主义为核心观念的新文学，建国以后的美国依然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文化的多元性和民族的进取心使美国文学呈现出纷繁丰茂、日新月异的局面。
开国前后，富兰克林（1706—1790）等人的散文作品，或委婉深沉，或幽默俏皮，或简洁刚健，是美国文学的雏形。进入19世纪以后，美国文学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前期主要是浪漫主义文学，后期则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
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既植根于本土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探索热情，也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发展迅速，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一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性作家有欧文、库珀、布莱恩特和爱伦·坡等，后期的代表作家有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等。前期文学和后期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和风格等方面既有延续性，更有差异和区别。前期文学，题材多为民间传奇、田园风情、殖民地开发与争夺，主题多为惊叹社会的巨大变革、赞美勇敢机智的人格力量、向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永恒和谐，人物多为民间的喜剧性形象和理想化的英雄好汉，风格多为幽默诙谐、粗犷豪放。后期文学，题材较前有所拓展，诸如世外桃源、海上历险、道德与感情的冲突等成为新的令人关注的话题；主题则在强调人的直觉、情感和无穷潜力与提倡皈依宗教、克己禁欲、坚持道德操守之间摇摆不定；人物在保持传奇性的基础上，呈现出复杂矛盾、幽秘深邃的人格内涵；风格则因作家的个性特征更加明显而难以概括，大体上已从前期的豪迈洒脱逐渐转向奇崛深奥，具有浓厚的神秘悲怆的色调。
欧文（1783—1859）是美国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纽约外史》嘲讽了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方式和荒谬的殖民主义偏见，赢得欧美作家和读者的广泛好评。代表作《见闻札记》（1820）是一部随笔、速写和短篇故事的合集，风格幽默诙谐，文笔雅致，往往将奇妙的幻想和精确的写实糅为一体。其中的《瑞普·凡·温克尔》被认为是美国短篇小说的肇始之作。库珀（1789—1851）的创作取材于美国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其中尤以描写西部开发和争夺殖民地战争的边疆小说《皮袜子故事集》最为著名。库珀的小说风格质朴雄奇，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是《皮袜子故事集》五部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部，其中绰号“皮袜子”的猎人纳蒂·班波具有史诗英雄式的道德勇气和非凡本领，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形象。布莱恩特（1794—1878）是一位擅长描写自然风光的诗人。他的诗风酷似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常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和田园景物的启示下得到人生的感悟，主要诗作有《水鸟》《非洲酋长》等。他的诗论对后世的美国诗歌创作具有重大影响。
爱伦·坡（1809—1849）在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中不同凡响。他的创作涉及多种文体，尤以诗歌与小说著称。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具有唯美倾向，认为“诗是美的有节奏的创造”，强调音乐性、朦胧性和整体统一性。代表作有《乌鸦》（1845）、《安娜贝尔·李》等，这些诗篇以舒缓回旋的韵律、奇特别致的意象表现沉郁悲哀的悼亡情绪，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他的诗作和诗论在当时的美国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却被后来欧洲象征派诗人奉为圭臬。爱伦·坡一生写了近70篇短篇小说，从类型和风格看，大致可分为恐怖小说和推理小说两类。前一类小说深受德国霍普曼和英国哥特式小说影响，情节诡异、气氛神秘、人物怪诞，但都能用一种幽默调侃的笔调，消解恐怖紧张的氛围，求得审美心理上的平衡感。其代表作有《厄舍古屋的倒塌》和《黑猫》等。后一类小说以破案为主要内容，破案者往往凭借科学知识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侦破案件。其代表作有《莫格街谋杀案》和《失窃的信件》等。这类小说的侦破方式和人物类型常被后世的侦探小说所效仿，爱伦·坡因此被认作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
美国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与19世纪30、40年代兴起的“超验主义”思潮有密切关系。超验主义受到康德先验论哲学和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大自然内蕴着终极真理，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的象征，人凭借着直觉就能感悟宇宙精神，而不必依靠传统的诗歌、哲学等历史文献的教谕，人在一定的范围里就是上帝，应该充分信赖自身的智慧和力量。超验主义从思想根源看，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它所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至上、拜金主义和庸人哲学，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因它受先验论、泛神论思想影响，也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美国不少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都浸淫着超验主义崇尚自我、解放个性的思想。爱默生（1803—1882）是超验主义的首倡者，他组织“超验主义俱乐部”，发表了一系列散文，宣传超验主义思想，重要的有《论自然》（1836）、《论自助》《神学院致辞》等。他的思想影响了梭罗、霍桑、麦尔维尔和惠特曼等一代浪漫主义作家。梭罗（1817—1862）是超验主义的实践者，曾在瓦尔登湖畔林间独自居住了两年多，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散步和沉思，他把自己从大自然得来的启示和对人生真谛的思索写进了《瓦尔登湖》（1854），这部风格独特、思想深刻的散文名作对后世影响巨大。
朗费罗（1807—1882）从古老的印第安神话传说中汲取养料，创作了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派生史诗《海华沙之歌》（1855），塑造了一个印第安民族文化超人的动人形象。麦尔维尔（1819—1891）则擅长航海、冒险、异域的题材，代表作《白鲸》（1851）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和悲剧的崇高美，作品以一次艰巨悲壮的捕鲸经历喻示了善与恶、人与自然的斗争的永恒性。
自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社会反对蓄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废奴文学也应运而生。废奴文学站在反对蓄奴制度的进步立场上，描写黑奴的非人生活，揭露奴隶主压迫奴隶的残暴行为，批评蓄奴制的野蛮性和反动性，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并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废奴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有斯托夫人（1811—1896）和希尔德烈斯（1807—1865）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白奴》。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不满情绪增长，文学的批判意向也随之强化，在废奴文学和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批判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豪威尔斯、欧·亨利、诺里斯、克莱恩和杰克·伦敦等，都是这一流派的重要作家。
豪威尔斯（1837—1920）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者，代表作《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塑造了一个以道德、信用立身的美式资本家。欧·亨利（1862—1910）是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多描写小人物的悲喜剧，风格诙谐中有感伤，结尾精妙警策。代表作有《最后一片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诺里斯（1870—1902）在《章鱼》里描写了垄断资本在高速发展中肆意侵夺农民财富的罪行。克莱恩（1871—1900）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红色英勇勋章》使他在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杰克·伦敦（1876—1916）的作品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坚毅顽强的性格。他的中篇小说《荒野的呼唤》以动物间的殊死搏斗喻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丛林原则的残酷性，代表作《马丁·伊登》（1909）以个人奋斗者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市侩哲学和商业文化对有才华的美国青年的压制残害，率先涉及了“美国梦”幻灭的主题。
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中，黑人作家契斯纳特（1858—1932）和杜波依斯（1868—1963）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反种族主义特征和民主倾向，令人注目。此外，女诗人狄更生（1830—1888）的诗作意象生动明彻、富于哲理，深受20世纪英美意象派诗人的推崇。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美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出身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破落贵族世家。笃信清教是其家族的传统，霍桑深受影响。因父亡，4岁时他随母迁往萨莱姆依附外公家，此地历史上曾发生过“驱巫”案，霍桑祖上曾有人充任过审理此案的法官，并以狂热严厉著称。霍桑从小听人讲述有关的传闻，形成深刻印象，此类事件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题材和主题。如《七个尖屋顶的房屋》（1851）即描写了一个迫害无辜的家族世代遭受报应的故事。
1825年，霍桑大学毕业，并开始小说创作。他的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第一集，1837；第二集，1842）和《古屋青苔》出版后，在文坛引起反响。1850年，长篇小说《红字》出版，受到广泛重视，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此后，他又接连写出了长篇小说《七个尖屋顶的房屋》《福谷传奇》（1852）和《玉石雕像》（1860）等作品。
霍桑的思想比较复杂。成人后的霍桑厌恶清教的褊狭冷酷，常在文中加以抨击，但他始终未能摆脱清教伦理的束缚，往往从宗教原罪的角度审视评判社会性罪恶，如短篇小说《教长的面纱》和《年轻小伙子布朗》，都表现了罪恶的普遍性和隐秘性的主题。他还受到当时颇具声势的超验主义思潮影响，参与傅立叶式的农庄建设，试图从大自然的启示中找到人生真谛。但他后来又觉得此路不通，《福谷传奇》描写的就是一群热衷于超验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社会改良计划的破产。
霍桑的小说长于形而上的思考和心理分析，常被称作“心理罗曼史”，对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心理小说的兴起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红字》（1850）是霍桑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新英格兰殖民时期，少妇海丝特·白兰因犯通奸罪被判佩带红色A字当众受辱。她的情人丁梅斯代尔牧师不敢承罪。白兰坦然面对屈辱，以自己的善行博得周围人的尊重，而其内心藐视伪善陈腐的戒律法规，曾力劝牧师私奔。牧师在内心自责和白兰丈夫齐灵窝斯的精神折磨下，终于当众坦陈自己的“罪恶”，随即死去。白兰在陪女儿远嫁欧洲后又回到老家，以行善结束一生，死后墓碑上刻着红字。
小说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首先把矛头直指当地的最高统治者贝灵汉州长及一干长老要人，他们以公正廉洁自居，凭着拥有的威权，对白兰施行最残忍的道德惩罚。可州长的服装上偏偏又装饰着“罪妇”精制的花边，流露出猥琐的凡心，可见其对人对己施行着双重标准。想把白兰和她的私生女小珠儿活活拆散，充分暴露了社会威权的反人道本质。其次，小说对那些愚昧冷酷的民众也毫不宽宥，他们的爱心在统治者和教义的辖制蛊惑下已经变得麻木迟钝，惩罚“罪人”的狂热甚至超过了当权者，这完全是当局愚民政策的结果。
小说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上，提出了谁是真正的罪人的问题。白兰佩带红字似乎是公开的已被判定的罪人，但她从不真正认为自己有罪，傲然独立，藐视那些假冒伪善的要人和民众，凭着自己的坚韧勤勉最终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无论是从人物自身的意识，还是从作者的意向性来看，她始终成为一个高高的超越“罪恶”之上的纯洁的形象。她从欧洲的归来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向宗教教义和伦理道德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她是为了爱的纪念和更有益于社会才回到这个伤心之地，从而显示了她情感的执著和心胸的博大。
丁梅斯代尔身为教长，犯了通奸罪却不敢承担罪责，暴露了他怯懦自私的性格特征。但他的道德良知并未泯灭，在齐灵窝斯的刺激下，他的自责和内疚日渐严重，终于当众承认了自己的“罪孽”。在作者看来，正是他的自承，使他重新回到了白兰的身边，回到了罪人——民众中间，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在此之前，牧师未能真正领会这个真谛，生怕丧失圣洁的名誉。作者借此昭示了他对罪恶问题的基本观点：罪恶无所不包、无所不在，重要的不是否认罪恶，而是如何超越和解脱。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行为与结果正是作者提供的两个答案。然而，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在牧师忏悔后依然把他看作圣徒，对他们来说，正与邪、圣徒与罪人是永恒的两极，这就意味着他们将继续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以神圣的名义惩处所有的罪人，除了他们自己。
齐灵窝斯正是抱着类似的想法，对丁梅斯代尔进行精神折磨的，也因此，由一个“受害者”转变成迫害狂。他的傲慢和偏执使自己成为一个难以救赎的罪人。
《红字》是一部充满象征意味的小说。三个主要人物是三种道德类型：或豁达刚毅，或怯懦自私，或褊狭狠毒。贯穿始终的“红字”，也是一个多义的象征性意象，它既指涉奸情，也暗寓着“能干”和“天使”的意思。小说结尾时牧师胸口的“红字”又成了“原罪”的象征。小说在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设计上遵循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对照原则，彼此之间在身份和人格上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寄寓着作者的讽喻和评价。小说也体现了作者长于心理刻画的特点，对牧师的负疚感和齐灵窝斯变态心理展露得纤毫毕现，令人信服。
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民主诗人，他的创作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但也有某些现实主义的因素。
惠特曼出身于破产农民的家庭，因家境困难只念过5年书，主要靠自学成才。为了自立和补贴家用，他当过使童、排字工人、乡村教师，后来又从事过较长时间的报刊编辑和新闻报道工作，艰苦的生活养成了他坚韧顽强、豁达大度的性格，并由此增广了见识，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惠特曼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少年时代，他多次聆听了他家常客托马斯·潘恩的谈话，后者激进的民主倾向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给他留下深刻影响，使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潘恩式的民主斗士。成年以后，适逢超验主义运动兴起，他为爱默生的学说所迷醉，更加热爱大自然和普通的劳动人民，强化了自己的民主立场。
他从1839年开始文学创作，但最初的小说和散文并不成功。40年代末，为欧洲革命高潮所感动，他写下了《起义之歌》等诗章，热情讴歌民主自由的理想。此后，他诗情勃发，佳作迭出，尽管题材丰富多样，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暴政，抒发民主理想，始终是不变的中心主题。
内战爆发以后，惠特曼虽未直接投身战斗，但主动去北方军医院义务帮工，经他救助的伤员有一万多人。过分的劳累种下了病根，几年之后，他中风瘫痪。内战中广大人民为彻底摧毁蓄奴制度的高昂斗志和赤诚的牺牲精神使惠特曼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敲呀，鼓，敲呀！》是一首激昂的战歌，诗中号召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放下正在做的事，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反对蓄奴制的斗争中去。内战刚结束，林肯总统即被反动分子暗杀，惠特曼闻知噩耗，悲愤难抑，很快写了两首感情深沉、旋律优美的悼诗。《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把美国比喻为航船，林肯比喻为船长，当航船绕过暗礁险滩、战胜暴风骤雨、安全到达港湾的时候，在鲜花簇拥欢声雷动的时刻，曾经指挥若定的船长却永远地躺下了。诗人的沉痛可想而知，但即使在这万分悲痛的时刻，他依然坚信这位伟大的民主斗士传递给美国人民的薪火永远不会熄灭。这种信念在另一首名诗《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开放的时候》里更加强了。诗人坚信，正像每年春天紫丁香都会重放，林肯总统所代表的伟大的民主自由精神是永远不朽的。这首悼亡诗明丽潇洒的风格，正体现了诗人一贯的乐观的健康的情怀。
晚年的惠特曼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严重的弊端，理想化社会远未到来，曾著文予以抨击并提出改良的方案，他为民主理想的实现奋斗了一生。
《草叶集》先后收入了惠特曼所有重要的诗作。自1855年第1版起，这部诗歌总集每出版一次都作了新的增订补充，所收诗歌最初仅12首，到临终时的第9版已扩增至近400首。
惠特曼以“草叶”来命名他的诗集，是有深刻寓意的。在《自己之歌》中，他曾解释说：草叶“由代表希望的碧绿色的物质所织成”；“在宽广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都一样发芽/在黑人和白人中都一样生长”；“一切都向前和向外发展，没有什么东西会消灭”。由此可见，“草叶”是民主自由理想的象征，是一个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是普通平凡和平等观念的象征，也是人类无限发展潜力的象征。
《草叶集》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大致可以概括为4个主题。
第一，歌颂“自我”。这个“自我”不单单是作者自己，更是指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新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心胸开阔，积极向上。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常满怀激情地歌唱着一代新人健美的肉体（《我歌唱带电的肉体》）、高远的理想（《为你，啊，民主哟》）、科学的精神（《常性之歌》）和无限的创新活力（《开拓者哟！啊，开拓者哟！》）
第二，歌颂大自然。惠特曼一方面受超验主义影响，陶醉于自然万物所体现的宇宙精神，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大陆”的公民，为蓬勃变化的人化自然而振奋自豪。如《自我之歌》和《从巴门诺克出发》等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名篇。
第三，歌颂劳动者和他们无穷的创造力。围绕着这一主题，惠特曼表达了他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他在《斧头之歌》中以“斧头”象征开发新大陆的劳动人民的坚忍不拔和“特立独行的美”。“斧头”既能建房、造船又能救灾、战斗，正是“斧头”（即劳动人民）在不断地开创新天地，谱写历史的新篇章。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诗人明确指出了劳动者只有自己当家作主才能走进新生活。
第四，歌颂民主和自由的理想。惠特曼曾说过：“我们若是用一个字眼来概括《草叶集》的各个部分的话，那个字眼似乎就是‘民主’一词。”也就是说所有的主题都能纳入这一个总的主题。如《欧罗巴》《大路之歌》和两首悼念林肯的诗歌都集中表达了诗人的民主至上的信念。
惠特曼以雄浑粗犷的风格、“自由体”的形式和海涛滚滚般的韵律，震惊了当时西方诗坛，引发了持久的争论。今天看来，他的独特的诗歌形式十分契合于他想传达的思想情感，他在诗歌形式上的革新是成功的。后辈诗人中有不少学习模仿他的散文化语式、平行法修辞和自由奔放的韵律，创造出新的佳作，使他倡导的“自由体”诗歌成为注入艺海的一股经久不衰的活水。
马克·吐温（1835—1910）原名萨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是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乡村律师家庭，12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开始独自谋生，先后当过学徒、报童、排字工人和水手等。在密西西比河上驾船的经历对他尤为重要，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即来自水手的行话，意为“水深两浔”（“安全水域”），他的许多小说的背景也与这条大河有关。
自1862年年底起，马克·吐温先后在几家报馆当记者。这期间，他开始发表幽默小品，当时这类取材民间风俗和趣事的小故事很受一般民众的欢迎。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就这样应运而生。小说诙谐风趣，但也没有什么深意。马克·吐温意识到：“不能一味逗乐，要有更高的理想。”在此后的创作中，他加大了社会批判的力度，尽可能增强文学作品的教谕功能。1869年，他将在海外旅游期间写的一些通讯报道整理成一部游记，起名《傻子国外旅行记》，以幽默调侃的笔调，沿途见闻的形式，大大挖苦嘲笑了欧洲各国封建统制者和教会团体的反动保守及资产阶级的自以为是。这部作品使马克·吐温声誉鹊起，登上文坛。1870年，他接连发表了几篇很有质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竞选州长》嘲讽美国的“民主选举”的真相是造谣诽谤、欺骗民众，为了党派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以华工艾颂喜的名义，控诉了所谓“天堂”的美国其实是一个种族主义极为严重的国家，少数民族不仅在经济上遭受剥削，而且没有起码的人权保障，可以被随意地投入监狱。
70年代初，婚后的马克·吐温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使他能集中精力进行长篇的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与查·华纳合写的《镀金时代》（1873）。作品揭露了政府官员勾结企业家营私舞弊和席卷全国的投机风气，指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年代”其实是“镀金时代”。1876年发表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他首次以儿童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汤姆是美国南方小镇的一个孩子，生性机灵活泼，不惯家长的无理管束和学校陈腐刻板的教育，在课堂上经常调皮捣蛋，课余又多次纠集小朋友去郊游探险，最终侦破了一桩人命案。小说着重刻画的是儿童的本真与成人世界清规戒律之间的冲突，极为传神地反映出儿童心理的精微之处。虽然这部小说在社会批判的深度上比之它的姐妹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尚有不及，但它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仍堪称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精品。
马克·吐温在80年代又写了两部充满童话色彩、讽喻意味的小说《王子与贫儿》（1881）和《在亚瑟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1889）。这两部作品都以古代英国社会为背景，借古讽今，妙趣横生。前者借王子与贫儿身份互换后的离奇遭遇，说明统治者只有亲身体验过民间的疾苦，才能真正理解人民的意愿，施行“仁政”。后者以一个19世纪美国工匠“转世”英国亚瑟王时代的奇幻故事，揭示了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人道与暴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小说中美国人歼灭骑士大军和改革计划失败的情节，既表达了美国工人阶级反抗社会压迫的豪情，也流露了作家对社会前景的忧虑。
进入90年代以后，马克·吐温的私人生活屡遭变故，先是经济上破产，后是妻女相继过世，但他克服了种种困扰，依然写出不少优秀作品。《傻瓜威尔逊》（1893）通过一个“掉包计”的故事，批驳了流行美国的“白人优越论”。《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1900）围绕着一个冒领“金币”的丑剧，揭露了资产阶级伪善、贪婪的本质，特别是准确地描写了那些貌似清廉的伪君子为了名正言顺地得到金钱，从自欺到欺人的整个心理过程，使一个夸张的喜剧有了非常坚实的现实基础。
晚年的马克·吐温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弱小民族、国家的侵略压迫，同情和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写下了《赤道环游记》（1897）、《给坐在黑暗中的人》（1901）等作品，表明了自己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小说的中心情节是讲白人孩子哈克和黑奴吉姆如何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哈克为了逃避酒鬼父亲的虐待，逃到一个小岛上，巧遇逃奴吉姆，两人结伴而行，企图从密西西比河上逃往北方的自由州。哈克起先受反动教育影响，觉得不应该帮逃奴的忙，后来在日日夜夜的漂流生活中，逐渐被吉姆的善良无私的性格所感动，表示宁肯冒着下地狱的危险，也要帮助吉姆得到自由。他们一路上历尽艰险，遭遇民队的追捕、骗子的虐待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在两人的同心协力下，所有艰险均被化解。最终，哈克在好朋友汤姆的帮助下救出了被骗子卖掉的吉姆，并得知女主人在遗嘱中已宣布解除吉姆的奴隶身份。
吉姆是个忠厚能干的黑人，但他依然避免不了被任意贩卖的厄运，他的不幸命运是广大黑奴悲苦人生的真实写照。值得肯定的是，他不再像哈里叶特·斯托笔下的汤姆叔叔那样，面对迫害逆来顺受，而是采取了出逃的对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要算是力所能及的反抗了。他还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的人，在大河上漂流时，他处处照顾哈克，尽可能不让孩子受惊受苦；当汤姆中弹受伤时，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留在危险区域协助医生救护孩子。通过吉姆一系列高尚热诚行为的描绘，作品告诉我们，黑人在人格上不仅不比白人差，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白人，由此彻底粉碎了种族歧视的谬论邪说。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小说意在表明废除蓄奴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哈克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也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富于正义感和叛逆精神的儿童形象。小说开始时，他虽然活泼好动，爱好自由生活，但因为长期受到种族主义反动说教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歧视吉姆，常常捉弄他，一度想写信告发吉姆的行踪。经过与吉姆同行的日日夜夜，他终于认同了吉姆，决心帮助他获得自由。小说以颇具戏剧性的笔触描写了哈克内心斗争的结果：他拿起了那封告发信说道：“好吧，那么，下地狱就下地狱吧”，随后就一下子把信扯掉了。这段非常传神的描写诚如作家所言，是“健全的心灵（即民主理想）与畸形的意识（即种族偏见）发生了冲突，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哈克的思想转变和多次帮助吉姆渡过难关的行动，说明既然种族主义谬论连一个孩子都蒙骗不了，那么蓄奴制度的崩溃确实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表明了作家提倡白人黑人携手奋斗，共创民主自由新世界的先进思想。
这部小说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马克·吐温创作的艺术魅力。首先，作品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哈克与吉姆的漂流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密西西比河上和沿岸的自然景物在作者笔下也闪烁着奇异壮丽的光华，而沿岸一带的城乡生活描写则翔实真切，具体可感。这种奇妙的融合尤其体现在哈克的思想斗争中，作家既纤毫毕露地呈示了人物意识活动的逻辑轨迹，又不无幽默风趣地调侃嘲弄了宗教谬说给一个孩子造成的荒唐观念。其次，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从哈克的视角反映生活、刻画形象，亲切生动，引人入胜。再次，作品的语言颇具特色，作家在广泛采用美国南方方言和黑人俚语的基础上，经过精妙地提炼加工，形成了一种富于口语化特征的文学语言，简洁生动，自然含蓄，是英语文学的范本。
一百多年来，这部小说一直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专家们也好评如潮。英国诗人艾略特认为哈克的形象是不朽的，堪与堂吉诃德、浮士德、哈姆莱特比美，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称颂它“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