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俄国文学
19世纪俄国文学开始跻身于世界文学的前列。与其他欧洲国家同时期的文学相比，它既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又有自己特异的光彩。在农奴制国度，许多进步的俄国作家抨击现实，探索本民族的出路，成了民众的良心和时代的旗帜。他们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同时，19世纪俄国文坛人才辈出、著作如林，风格各异的作家创造出了大量堪称一流的文学杰作。以小说为例，从果戈理的犀利、屠格涅夫的抒情、冈察洛夫的凝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邃，直至托尔斯泰的恢弘和契诃夫的含蓄，无不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独具的艺术魅力。
19世纪前期，俄国专制农奴制度危机四伏。1801年上台的亚历山大一世的小改小革未能触及这一制度的基础。1812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国，激起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拿破仑兵败后，俄国军队远征西欧。
一些青年贵族军官回国后，成立了以推翻专制政体为宗旨的秘密团体。1825年12月，他们在彼得堡发动了起义，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但是它揭开了俄国贵族革命的序幕，唤醒了一代年轻人。
19世纪初期，俄国开始出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早期代表作家是茹可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等人，稍后出现的是思想上更为激进的以雷列耶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诗人”。茹可夫斯基（1783—1852）是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他的诗歌注重内心感受，擅长写梦幻世界和自然景象。除了一些优美的抒情诗外，他还写了不少故事诗，如《柳德米拉》（1808）和《斯维特兰娜》（1812）等。“十二月党诗人”主要有雷列耶夫（1795—1826）、奥陀耶夫斯基和别斯士舍夫等。这些诗人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精神，关心人民命运。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联系，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雷列耶夫的主要作品有：《致宠臣》（1820）和《沉思》（1821—1826）等。
代表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高成就的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莱蒙托夫（1814—1841）主要艺术成就在诗歌和小说。他的400多首抒情诗深切地表达了诗人在黑暗现实中的痛苦和不甘屈服的心态，以及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诗篇有：《帆》（1832）、《诗人之死》（1837）、《又苦闷又烦恼》《别了，满目污垢的俄罗斯》和《祖国》等。此外，他还写有不少极具个性色彩的爱情诗和抒怀之作。《童僧》（1839）和《恶魔》（1841）是莱蒙托夫富有浓郁浪漫色彩的叙事诗，诗篇的主人公都是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形象。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的代表作。主人公毕巧林的性格充满矛盾。作者通过精细的心理分析，成功地塑造了继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以后的又一个“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这些形象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厌倦上流社会的生活，渴望有所作为，他们的出现是社会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但是这一类形象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缺乏行动的能力和勇气，因此在社会上无所适从，结局是悲剧性的。从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多余人”形象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克雷洛夫（1769—1844）和格利鲍耶陀夫（1795—1829）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推动了俄国文学向现实主义方向的发展。克雷洛夫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寓言。他的寓言题材广泛，形象生动，洋溢着民主主义思想，包含了深刻的生活哲理，如《狼和小羊》《天鹅、梭子鱼和虾》等。格利鲍耶陀夫的主要成就是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作品通过进步青年恰茨基和以法穆索夫为首的反动权贵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俄国社会激烈的思想斗争。
20年代下半期，新上台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国内采取高压政策，但是国内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停止。30年代，莫斯科大学出现过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和别林斯基十一号文学社等进步组织的活动。与此同时，俄国的“自然派”文学开始形成。“自然派”要求文学创作真实反映生活，揭露农奴制的黑暗现实，注重描写下层人民的命运。果戈理的创作使这一文学流派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许多青年作家追随果戈理，文坛出现了一批所谓“果戈理传统”的作家。批评家别林斯基则以自己的理论著作为这股潮流推波助澜。“自然派”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别称。40年代俄国思想界还发生过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系统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别林斯基的思想经历了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他的主要论文有：《文学的幻想》《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艺术的概念》《论普希金》《致果戈理的信》和《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赫尔岑（1812—1870）是俄国进步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谁之罪》（1846）、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和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等。《谁之罪》通过对别尔托夫等形象的塑造，准确地概括了19世纪40年代俄国不同类型的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悲剧命运。
进入5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开始代替贵族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1855年，俄国在历时两年的俄土战争中失败，导致了农奴制度危机的加剧。1861年2月，沙皇政府被迫颁布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这种自上而下的法令是不彻底的，但它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50—60年代，围绕着对农奴制度的改革问题，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贵族自由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当时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主要有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杂志，以及《俄国言论》《北极星》和《钟声》等，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皮萨列夫和赫尔岑等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由派的刊物主要有《读者文库》和《俄国导报》等。这一时期，俄国文艺界空前活跃，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重要的作家主要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
冈察洛夫（1812—1891）是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重要作品有：《平凡的故事》《战舰巴拉达号》《奥勃洛摩夫》（1859）和《悬崖》等。代表作《奥勃洛摩夫》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精神上日趋死亡的特征，揭示了俄国贵族阶级进步作用的丧失。小说描写细腻，叙述平稳，结构严谨，蕴含温和的幽默。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有：美学著作《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文学批评著作《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6）、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和《序幕》等。《怎么办？》中的“新人”罗普霍夫等形象较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洛夫更为典型，只是理想色彩过于浓厚。“新人”指的是19世纪中叶在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尽管个性相异，但大多出身平民，具有坚定的意志、明确的理想，以及实干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是19世纪俄国最卓越的剧作家，他熟悉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特别是商人世界。他的主要剧作有：《自家人好算账》（1850）、《贫非罪》《肥缺》《大雷雨》（1859）、《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来得容易去得快》《没有陪嫁的姑娘》和《无罪的人》等。这些作品讽刺商人的愚昧无知和唯利是图，反映贵族道德的没落和资产阶级掠夺的实质，并极具俄罗斯的生活气息。代表作《大雷雨》以深刻的主题和高超的技巧成功地塑造了为争自由不惜以死抗争的卡捷琳娜形象，这一形象被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涅克拉索夫（1821—1877）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主要诗作有：《诗人与公民》《大门前的沉思》（1856）、《叶廖穆什卡之歌》《货郎》《严寒，通红的鼻子》（1864）、《铁路》《俄罗斯妇女》（1872）等。他的诗作充满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和公民激情。大型叙事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叙事诗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展示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的真实面貌，艺术上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涅克拉索夫先后主编的杂志《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是当时进步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70年代以后，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农奴制度的残余依然存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1874—1875年间曾出现民粹运动高涨的局面，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民间，宣传民粹派的思想主张。这一运动遭镇压以后，由部分激进分子组成的“民意党”人曾组织暗杀活动。80—90年代，俄国民主运动处于低潮，逃避现实斗争的“小事情理论”开始流行，俄国工人运动开始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后期的俄国继续繁荣，小说、诗歌和戏剧等领域中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上一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老作家如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仍在进行创作，新的优秀作家又走上了文坛。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是坚持进步传统的《祖国纪事》。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有契诃夫、萨尔蒂柯夫·谢德林、柯罗连科，以及90年代开始踏上文坛的蒲宁、库普林、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等。
萨尔蒂柯夫·谢德林（1826—1889）是继果戈理之后的一位出色的讽刺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特写集《外省散记》（1856）、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1870）、《塔什干的老爷们》《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金玉良言》《现代牧歌》《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童话集》和《波谢洪尼耶遗风》等。代表作《戈洛夫廖夫老爷们》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和辛辣的讽刺，出色地塑造了伪君子犹独式加形象，并以此揭示了俄国贵族阶级衰亡的必然趋势。萨尔蒂柯夫·谢德林曾参与《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的编辑工作，并做出过重要贡献。
19世纪俄国文坛群星闪耀。除上述作家外，著名的俄国作家还有：柯里佐夫、格利戈洛维奇、杜勃洛留波夫、波缅洛夫斯基、费特、丘特切夫、阿·康·托尔斯泰、列斯科夫、迦尔洵、乌斯宾斯基和马明—西比利亚克等。这些作家与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一起共同构筑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宏伟的艺术大厦。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是19世纪气势恢弘的俄罗斯文学的源头。他以自己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因而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出生于贵族家庭，1811年进彼得堡皇村学校就读，开始显露诗歌才华。1817年，普希金毕业后来到外交部任职。这期间，他创作了叙事诗《卢斯兰与柳德米拉》和不少震撼人心的政治抒情诗，不久被当局流放。
普希金于1820年5月来到南俄，流放生活和南方的自然风光在诗人的创作中留下了印记，他写下了4部著名的浪漫主义叙事诗。1824年，当局又将普希金软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两年里，普希金注意收集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并创作了大型悲剧和不少优秀诗篇。
1826年，新上台的沙皇为笼络人心，召回普希金。回到莫斯科后，普希金写下了一些赞扬革命者崇高志向的诗歌和大量抒发个人情怀之作。1830年秋天，普希金因故滞留波尔金诺，在那里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别尔金小说集》等重要作品。普希金与冈察罗娃结婚后定居彼得堡，行动受到当局监视，但创作上仍不断有优秀作品出现，如小说《上尉的女儿》和叙事诗《青铜骑士》等。1837年2月，诗人因决斗而去世。
普希金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他的诗歌可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和诗体小说三类。他的抒情诗有880首，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感情真挚。政治抒情诗比重不大，但影响深远。《自由颂》《致恰达耶夫》（1817）、《乡村》《短剑》《致大海》（1824）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等诗篇抨击专制制度、同情人民的不幸、歌颂为自由而献身的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量。普希金更多的是咏叹爱情、歌颂友谊、赞美自然，以及表达生活态度和文学主张的抒怀之作，如《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1825）、《给娜塔莎》《十月十九日》《小花》《阿里昂》《冬天的黄昏》《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1825）、《先知》和《纪念碑》（1836）等。这些诗篇凝练、隽永、真挚，内在层次丰富。
普希金的叙事诗有12部，著名的有：《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茨冈》（1824—1827）、《努林伯爵》《波尔塔瓦》和《青铜骑士》（1833）等。《茨冈》以追求自由的贵族青年阿乐哥与上流社会的冲突为伏线，凸现了代表城市文明的阿乐哥与作为“自然之子”的茨冈人的冲突。《青铜骑士》清楚地表现了两个彼得堡（统治者的彼得堡和老百姓的彼得堡）的主题。
普希金还写有小说《射击》《暴风雪》《驿站长》（1831）、《村姑小姐》《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1833—1836）、《杜勃罗夫斯基》和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吝啬的骑士》《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等。其中《驿站长》是俄国文学第一部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上尉的女儿》成功地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鲍里斯·戈都诺夫》揭示了人民决定历史发展的命运的主题。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这部诗体小说广阔地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了那一时代俄国青年的苦闷、探求和觉醒，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别林斯基把它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人民性的作品”。
作品的中心主人公是贵族青年奥涅金。奥涅金有过和一般的贵族青年相似的奢靡的生活道路，但是当时的时代气氛和进步的启蒙思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对现实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厌倦上流社会空虚无聊的生活，抱着对新的生活的渴望来到乡村，并试图从事农事改革。但是，华而不实的贵族教育没有给予他任何实际工作的能力，好逸恶劳的恶习又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周围地主的非难和反对，奥涅金到头来仍处于无所事事、苦闷和彷徨的境地，染上了典型的时代病——忧郁症。
奥涅金与达吉雅娜和连斯基的关系，进一步显示了主人公身上的深刻矛盾。如果说奥涅金误解和拒绝达吉雅娜对他的真挚的感情还多少带有不满上流社会庸俗习气的因素的话，那么他为了维护个人的虚荣而轻率地与连斯基进行的决斗则暴露了唯我主义的灵魂。奥涅金后来对已成为贵夫人的达吉雅娜的追求虽不乏真情，但其中更多的已是贵族子弟的虚荣。作品留给奥涅金的依然是迷惘的前程和一事无成的悲哀。
作者在奥涅金身上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一部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但最终又未能跳出其狭小圈子的贵族青年的思想面貌和悲剧命运，从而成功地塑造出了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形象。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作品生活场景广阔，人物形象鲜明，语言优美，体裁别具一格。它用诗体写成，兼有诗和小说的特点，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有机交融。独特的“奥涅金诗节”（每节十四行，根据固定排列的韵脚连接）洗练流畅，富有节奏感。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格拉德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爱好戏剧的父亲和乌克兰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对他早年生活产生过影响。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1829年底，他找到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创造同类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831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次年出版第二集）。这部作品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和浪漫主义笔法吸引了广大读者。
1835年，果戈理出版中篇小说集《米尔格拉德》。集子中的《旧式地主》和《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描写和讽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塔拉斯·布利巴》则成功地刻画了哥萨克老英雄的形象。同年，他又出版小说集《彼得堡故事》。这部集子包括写小人物的名篇《狂人日记》和《外套》，以及《涅瓦大街》《肖像》和《鼻子》等优秀作品。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又创作了《婚事》等多部剧作，并于1836年完成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的剧情似乎是基于一场偶然的误会，但是在这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以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赫列斯达科夫为代表的纨绔子弟是“俄罗斯丑恶”的体现者。作者的讽刺犀利、辛辣。如赫尔岑所说：“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喜剧中潜在的正面形象是“笑”，作者赋予这种“笑”以抨击丑恶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并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演出轰动一时，但作者却遭到贵族社会的攻击，被迫离开祖国。
1841年，果戈理在国外完成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再次震动俄国文坛，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由此形成波澜壮阔的主潮。他接着写《死魂灵》的第二部，想在其中塑造出正面的地主形象。果戈理这时出现了思想危机，这在《致友人书信选》（1847）中有所反映，但这部著作中也包含着不少深刻的见解。1848年，果戈理回到祖国。晚年，他贫病交加。1852年，他以毁稿而终止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代表作。书名本意是指死去的农奴，而实质上指的是虽生犹死的地主。小说以骗子乞乞可夫为联缀人物，以其为牟取暴利而奔走于偏僻乡村收购死农奴的户籍为情节主线，巧妙地引出了五个乡村地主的形象。
玛尼罗夫慷慨好客，初一接触还颇能让人产生几分好感，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使人难以忍受。他那甜腻腻的微笑中透露出来的是极度的空虚和装腔作势。这是一个被惰性和幻想吞噬了灵魂的地主形象。科罗潘契加是个终日为农务操劳的乡村小地主。这个女地主耳目闭塞、性情迟钝。她从不关心外界发生的事情，一心扑在自己的庄园里。她讲求实利，又浅薄到了极点，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把钱藏进钱包。罗士特莱夫表面上的豪爽掩盖不了他毫无生活目标，以放荡为人生嗜好的本性。无聊的生活和无赖的性格使他终日耽于寻欢作乐，吃喝嫖赌样样在行。这是一个流氓加恶棍式的地主。索巴凯维奇是一个外形笨拙的大地主。他没有精神需求，有的只是巨大食欲。然而在钱财问题上他从不含糊，以致连工于算计的乞乞可夫也不得不甘拜下风。这是俄国地主阶级中最顽固、最冷酷的一部分。泼留希金是个守财奴，他拥有巨额的资产，可庄园衰败不堪，本人衣着褴褛，农奴在成批饿死。对物质财富的无比贪欲使他失掉了对物品价值的起码认识和起码的人的感情。这个极度卑琐的吝啬鬼正是俄国地主阶级日趋没落的写照。
果戈理以其对生活现象的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量，塑造出了这么一批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些地主尽管都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狭窄圈子里，但是作者始终将他们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加以展示。正因为这样，这些在言谈举止、嗜好秉性、处事心态等方面各具特色的人物，都成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典型形象。他们不仅仅代表了俄国地主阶级共有的寄生、腐朽和卑劣的特征，而且显示了滋生这些真正的“死魂灵”的专制农奴制度必然灭亡的趋势。
果戈理成功地塑造地主形象的卓越的“雕刀”，就是他的独到的典型化手法。平实逼真的细节描写是果戈理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常用的一个手法。玛尼罗夫的性格就是靠一系列的典型细节给凸现出来的。乞乞可夫来到玛尼罗夫家的客厅门前，两人都不肯先走进门去。经过长时间的谦让之后，两人终于侧着身子，相互稍稍挤了一下，并排跨进了客厅。于是，在这过了头的客套后面，露出了俗不可耐的虚伪和做作。
果戈理描摹人物肖像的手法也十分高明。在他的笔下，五个地主的肖像无不令人叫绝。玛尼罗夫老挂在脸上的甜腻腻的笑容，泼留希金那对小老鼠般的骨碌碌转动的小眼睛，还有索巴凯维奇出奇粗糙的面容：造化似乎不必在他的脸上多费心机，“只要简单地劈几斧就成。一下——鼻子有了，两下——嘴唇已在适当之处，再用大锥子在眼睛的地方钻两个洞，这家伙就完全成功。也无须再把他刨平，磨光，就说道‘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这样的入木三分的肖像描写使形象立时凸现出来。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且与其个性相吻合。如果说玛尼罗夫的语言矫饰空泛、索巴凯维奇的语言率直粗俗的话，那么罗士特莱夫的语言则是冲动的、蛮横的和缺乏逻辑的。
“含泪的笑”是果戈理创作的重要特色。在《死魂灵》中有的是饱含讥讽与愤怒之泪的笑。小说中的丑类无一能逃脱作者辛辣的讽刺。作者没有故意去制造什么笑料，他的讽刺的利刃的基石是形象的真实。如愚昧的科罗潘契加在听了乞乞可夫的吹嘘后的那副殷勤相，放荡的罗士特莱夫在豢养的狗群中俨然“像家庭里的父亲一般”走动的丑态。这些描写的高超之处在于略带夸张而又契合形象的性格，同时将“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成一堆”，无情地加以嘲笑和鞭笞。而在果戈理的“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祖国命运的深切的忧虑和关注。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在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183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后又转入彼得堡大学，并对文学产生兴趣，毕业后曾出国深造。40年代中期，屠格涅夫接连发表了长诗《巴拉莎》、小说《安德烈·科洛索夫》、剧本《村居一月》、特写《霍尔与卡里内奇》等作品。1852年，他的特写结集出版，名为《猎人笔记》。这部作品包括25个短篇，采用随笔的形式叙述猎人（“我”）在俄罗斯中部的山林和田野行猎时的所见所闻。作品揭露了不同类型的地主及其帮凶的荒淫、残暴和伪善，也赞美了农民及其后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纯朴的品质。其后，他写的中篇小说《木木》也是批判农奴制度的名篇。
50—60年代，屠格涅夫创作进入高潮。他先后完成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和《烟》（1867），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僻静的角落》《雅科夫·帕辛科夫》《阿霞》和《初恋》等，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多余人”和“新人”形象。其中，《罗亭》中的罗亭形象是40年代俄国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是“多余人”形象系列中的佼佼者；《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形象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征，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新人”形象。60年代中期以后，屠格涅夫基本定居国外，在向西欧介绍俄国文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877年，屠格涅夫发表了反映民粹运动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小说鲜明地塑造了涅日丹诺夫和玛丽安娜等形象。这时，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春潮》《普宁与巴布宁》等作品。晚年，他的主要作品是80多篇散文诗，这些散文诗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作家对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思考，其中包括《门槛》《俄罗斯语言》和《麻雀》等名篇。
作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大师，屠格涅夫特别善于“用敏锐的眼睛注视萌芽中的新典型”（卢那察尔斯基语）。他创作的众多作品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画廊，把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小说的背景是俄国农奴制度改革前夕革命民主主义和贵族自由主义的斗争。它的主题是通过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来揭示的，但作家表现的并非是简单的生理意义上的两代人的代沟，而更多的是持不同思想倾向的社会阵营之间的尖锐分歧。作品的中心主人公是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
作为子辈的代表的巴扎洛夫是某医科大学的学生。巴扎洛夫具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爱憎，以及生气勃勃的批判精神。他坚决否定农奴制度，否定贵族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原则。为了未来“合理的社会”的出现，“先来把地面打扫干净”，他不惜用偏激的态度“否定一切”，包括艺术、大自然和爱情。巴扎洛夫信奉唯物主义，推崇实用科学，并具有实践能力。他看不起贵族的夸夸其谈，不放过看似平凡的小事，即使在休假期间，仍每天做医学实验。巴扎洛夫不仅具有坚毅的品格和埋头苦干的精神，而且与下层人民友好相处，得到农民和仆人的喜爱，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下层人民身上的落后迷信的东西的批判。
巴扎洛夫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作为父辈代表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巴威尔的交锋凸现出来的。巴威尔是所谓“优秀”的贵族，表面上很有教养，但实际上是一个既顽固维护贵族制度、又热衷于西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落伍者。巴威尔一开始就嫌恶巴扎洛夫的平民作风，可是他在辩论中明显处于劣势。巴扎洛夫以他特有的简洁和粗鲁的话语有力地回击了巴威尔的挑衅。而在决斗中，巴扎洛夫更以自己的自信和豁达，在精神上压倒了对方。
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巴扎洛夫的形象是不够完整的。由于作家自身的思想矛盾导致了人物性格的某种断裂。屠格涅夫虽然钦佩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尚人格，但内心并不相信和赞同他们的主张和事业。这就使得作品中巴扎洛夫的观点有时过于极端，他对生活、对感情、对老百姓等的态度也时有矛盾，他谈得很多的事业实际上却根本没有机会去实践，作家安排了主人公莫明早死的悲剧性结局。屠格涅夫虽然将巴扎洛夫精神上的优势看成是“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是他始终认为巴扎洛夫只是一个“站在‘未来的门口’”的人。
尽管如此，巴扎洛夫身上还是鲜明地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许多典型特征，从而使这一形象成为俄国文学中“新人”形象系列中的重要一员。而作家遵循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也使得这部作品深刻而及时地揭示了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必然趋势。
《父与子》时代气息浓厚，矛盾冲突集中，情节开展紧凑简洁，形象体系周密清晰。同时，作品语言优美、纯净，抒情味浓郁。作家擅长的描写俄罗斯女性和俄罗斯大自然的才能在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在莫斯科，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贫困和疾病。他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踏上文坛，处女作《穷人》（1846）以书信体形式表现了小公务员杰符什金悲惨的命运和人格意识。而后完成的中篇小说《双重人格》（1846）进一步显示出他心理分析的才能。40年代，完成了《女房东》《诚实的小偷》《白夜》等1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1849年，他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捕，在即将被处以死刑前才改判为苦役和流放。
西伯利亚10年，他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获准返回后重新开始创作，过渡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中篇《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长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和《死屋手记》（1862）。那部以作家本人在苦役期间的经历为基础的《死屋手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办过刊物《时报》和《时代》，也曾出国旅行，写下过《冬天记的夏日印象》等表现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的作品。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1864）是其创作社会哲理小说的初步尝试。长篇小说《罪与罚》（1866）给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他在国外完成的长篇小说《白痴》（1868）在揭示金钱势力的渗透导致的道德感情的沦丧、家庭纽带的断裂、健全个性的退化、美被亵渎和毁灭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塑造得相当丰满，她性格刚烈、情感丰富，但心灵扭曲、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男主人公梅什金形象比较苍白，作家在试图通过这一形象表现自己的理想时显得勉强。小说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性内涵的发掘都很深刻，对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疯狂和绝望的变态心理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小说情节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性。
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的长篇小说《群魔》（1872）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但也表现出他对人类精神悲剧的深沉忧思：错误的理论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变成魔鬼。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一组体裁新颖的《作家日记》，人民的主题是最醒目的主题。长篇小说《少年》（1875）第一次触及了“偶合家庭”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巨著是《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这是他一生艺术创作的总结。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和复杂的作家。从他的作品中，有人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有人则看到了不必要的残酷；有人称赞他对社会的批判激情，有人则谴责他对革命运动的攻击；有人欣赏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有人则肯定他对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的怀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评价者各各不同的观念以外，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性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首先真实地展示了19世纪中叶彼得堡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和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草市场上的妓女、投河自尽的女工、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带着孩子沿街乞讨的疯女人……与此对应的是，高利贷老太婆试图榨干穷人的最后一滴血汗，满身铜臭的市侩用诱骗诬陷的手段残害小人物，荒淫无耻的贵族地主不断干出令人发指的勾当……
但是，小说通过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触及了更深层次的主题。在作者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具有双重人格：他既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穷大学生，一个有天赋的、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时他又病态的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拉斯柯尔尼科夫根据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创造了这样一种“理论”：人可以分为两类，即“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前者能“推动这个世界”，这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甚至杀人犯罪；后者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不过是“繁殖同类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定通过犯罪来测试一下，自己是否属于“不平凡的人”之列。
小说真实地揭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的内核，这种理论尽管也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无政府主义的抗议。它不仅不能使主人公获得梦寐以求的穷人的生存权，反而肯定了少数人奴役和掠夺他人的权利。小说深刻地写出了这种“理论”的必然破产，指出了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实质。作者试图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强调：一个人如果无视传统和社会准则，那么就会导致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崩溃。最高的审判不是法庭的审判，而是道德的审判；最严厉的惩罚不是苦役的惩罚，而是良心的惩罚。
不过，作者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始终停留在伦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基点上，并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归结为主人公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作者为他安排的一条“新生”之路，实际上就是与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也就是“索尼娅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娅看作人类苦难的象征，并在她身上体现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过苦难净化灵魂的思想。作为一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索尼娅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理想人物，她却显得苍白。显然，“用宗教复活人”的思想与整部作品所显示的强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协调的。
《罪与罚》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显示了他的“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巨大才华。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主人公双重人格围绕着实践他的“理论”而展开的尖锐冲突，而这种冲突对总体布局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尽管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遭遇令人同情，小说的凶杀事件扣人心弦，可它们都只是“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的附属部分。整部小说的各个艺术要素融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大大加强，这就使在一般小说中由作者叙述的客观现象更多地转入了主人公的视野，使通常的作者叙述成为了主人公的叙述和对话的内容。由此，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意识相对地变成了客体，而以往的客体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这种艺术上的创新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的主要情节在一个“偶合家庭”展开：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好色淫虐，冷酷狠毒，在积攒钱财方面“聪明和狡猾”；长子德米特里生活放荡，性情暴烈，但又是个集善恶于一身的人物；次子伊凡是大学生，无神论者，同情人类的苦难，可又对世界持悲观态度，鼓吹“为所欲为”；小儿子阿辽沙纯洁善良，为了摆脱“世俗仇恨”和寻求“爱的理想”而当了见习修士；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依据伊凡的原则，杀害了父亲。最后，德米特里被判服苦役，斯麦尔佳科夫畏罪自杀，伊凡发疯，阿辽沙从修道院走向尘世。
卡拉马佐夫家的悲剧是血缘关系尚存但精神纽带早已断裂的“偶合家庭”的极端表现，人物身上的“卡拉马佐夫气质”是腐败堕落的俄国社会的精神产物。同时，构成整部小说基调的是人类的苦难。德米特里的梦境是这种苦难的最具象征性的画面：一个被大火焚毁了的村庄，村口站着的干瘦的农妇，她怀里抱着的吸不到乳汁的啼哭的婴儿……“为什么那些受了火灾的母亲站在这里？为什么人们这样贫困？”这是作品中的人物，同时也是作者本人对人类苦难的痛心疾首的思虑和令人揪心的发问。
作者在小说中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的和哲学的问题，诸如人生的意义、人性的善恶、改造社会的途径、无神论与宗教信仰等，其中不少问题是通过阿辽沙、伊凡和佐西马长老的形象得以体现的。作者最终让否定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的伊凡投入“魔鬼”的怀抱，而让没有丧失对上帝信仰的德米特里精神“复活”。但作者又在作品中表现出对自己所主张的那些东西的怀疑和动摇。《叛逆》一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作者试图在这一章里证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人要获得未来的和谐与幸福，就必须主动去受苦以赎罪。可是，他无法面对主人公伊凡列举的人民受压迫，特别是无辜的儿童受欺凌的事实。作家甚至不得不承认并且真实地写出了这一点：受欺压的人民不可能宽恕迫害者，不可能与罪恶的现实和解。小说中，伊凡对阿辽沙激动地说道：“如果用孩子的痛苦来补足那个为补偿真理所必不可少的痛苦的总和，那么我不愿意看见母亲拥抱那个叫狗蹿上去撕碎他儿子的迫害者！她不应该宽恕他！”虔诚的阿辽沙尽管认为这是“反叛”之言，但却又不由自主地站在了伊凡的一边，主张把那个让猎狗把农奴的孩子撕成碎片的地主“枪毙”。显然，这里正反映出了作家深刻的思想矛盾。这种矛盾无法掩盖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那一时代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作家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对未来和谐生活的追求，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卡拉马佐夫兄弟》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艺术风格。就小说结构而言，它围绕着“偶合家庭”的命运展开了多条情节线索，并继续运用了独特的“对位法”原则。构成结构中心的是伊凡及其尖锐交锋的双重人格。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中，伊凡比他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和哥哥德米特里更全面地反映了“卡拉马佐夫气质”；同时，伊凡又比阿辽沙更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中纯洁的阿辽沙和无耻的斯麦尔佳科夫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伊凡分裂的人格中善恶两极的外化。而小说的情节发展和哲理内涵均受到伊凡双重人格冲突的内在制约。杀父事件的真正核心人物是伊凡，一系列涉及重要的社会和哲学问题的思想线索也源于伊凡。伊凡的灵魂搏斗制约着整部小说的发展。作家正是用独特的对位法结构形态深刻和真实地反映了导致人格分裂和精神变态的时代悲剧。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这一点在作品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国家危急的严重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军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老百姓也主动起来保家卫国。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也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才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决胜的信心。与“人民的思想”相联系，作者在小说中认真探索了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托尔斯泰对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保留着淳厚古风、有着爱国心的庄园贵族。
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多达559人，各个阶层几乎都有代表人物出现。中心主人公是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索霍夫、娜塔莎·罗斯托娃。
安德烈是个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才智过人，意志坚强，性格内向，喜欢作严肃的思考和自我分析，并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鄙视庸俗的上流社会，一度渴望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和功名。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遭遇使他放弃了虚荣心，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厌世思想，在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之后，安德烈又开始积极探索人生的真谛。他参加过斯别兰斯基的改革工作，但没有结果。1812年卫国战争时，他再次来到前线。祖国的苦难使他减少了贵族习气，在与普通士兵的接近中，为他们的勇敢、乐观和爱国精神所深深触动。他开始明白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在决定性的鲍罗金诺战役中他又一次身负重伤，并在未婚妻娜塔莎的照料下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安德烈鄙视贵族上流社会和积极探索人生意义的特点使他成为作家理想的贵族阶级优秀分子的代表。
彼埃尔是安德烈的挚友，但在性格上两人又恰成对照。他心直口快，易动感情，处事则往往漫不经心，他的不合时宜的言行在上流社会中显得颇为出格。彼埃尔始终痛苦地思考着生与死、善与恶等人生哲学问题。他曾迷恋拿破仑的“民权平等”思想，以及共济会的教义，他也曾真诚地想改善农民的处境，但是这些幻想一一破灭了。在卫国战争的战场和俘虏营里，人民心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小说尾声处，彼埃尔已摆脱普拉东宿命论思想的影响，参加了秘密团体，走上了反抗专制制度的道路。彼埃尔也是在人民力量感召下精神上得到成长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
《战争与和平》艺术成就卓著。作者的艺术笔触伸向了19世纪俄国广阔的生活领域，为人物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同时，小说中大如历史进程、民族存亡、战争风云、制度变革，小至家族盛衰、乡村习俗、节庆喜宴、个人悲欢，都纳入了统一的艺术结构之中，从而达到了既宏伟开放又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
《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现了安娜形象的悲剧命运，以及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安娜在年轻的时候就由姑妈作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这桩封建婚姻中埋下了安娜悲剧命运的种子。卡列宁被贵族上流社会视作“有事业心”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实际上却是沙俄时代一架典型的官僚机器。他道貌岸然、冷酷虚伪，缺乏真正的人的感情。婚后8年，安娜只能把全部的情爱倾注在孩子谢辽沙身上。沃伦斯基的热烈追求，唤醒了安娜沉睡的爱情。她决心不顾丈夫的威胁，离家与所爱的人一起生活。由三个社交圈构成的京城上流社会，极端伪善，荒淫无耻，可是却不容许安娜触犯他们的所谓道德规范。卡列宁在上流社会的支持下，拒绝离婚，并夺走了安娜的儿子。安娜始终处在可怕的侮辱和精神折磨的阴影之下。与此同时，沃伦斯基也日益暴露了贵族社会纨绔子弟的平庸面目。尽管安娜的爱情在精神上提高了他，使他稍许改变了生活的轨迹，但是他并不可能真正了解安娜的内心世界。安娜终于意识到她所处的贵族社会中的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她没能得到她所追求的幸福，却在愤懑和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显而易见，安娜是那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
安娜的性格是出众的。她天赋卓越，真诚坦率，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她具有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表现为纯真的母爱，有时又表现为炽热的情爱，有时它还表现为火样的愤怒，深深的绝望和难忍的屈辱等等。在这些感情中表现最强烈并且贯穿始终的是安娜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安娜性格的魅力恐怕主要就在这里。小说出色地显示了安娜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在的矛盾。安娜在热烈追求时又常常自我谴责，她在大胆反抗时又时时妥协，她个性坚强但又恐惧多疑。她的思想和行为不时受到封建道德和宗教感情的内在制约，她无法真正脱离她所出身的贵族社会，这使她的抗争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色彩。安娜追求的只是个性的解放，可是她却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乃至生命的代价。
小说中的列文形象与作家在思想探索上具有相似性，被称为“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列文是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爱好思考的贵族地主。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对农奴制度的不满与对贵族古风的留恋，高度的文化修养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和人民的接近与维护地主利益的本能等等，这些矛盾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孜孜不倦地探索社会的和人生的理想，是列文身上最主要的特征。虽然列文最终把尖锐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但是这一探索过程本身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小说艺术成就极高。就结构而言，就颇具特色。小说中两条情节线索平行发展，并由两个主要人物构成结构中心。男女主人公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对应关系，如在寻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时，安娜重感倩，而列文重理智；安娜在追求中表现为“灵”与“肉”的尖锐冲突，而列文则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尖锐矛盾；在家庭生活上，安娜在城市文明的渊薮里沉沦，并以悲剧告终，列文则在宗法制庄园中寻找出路，得到家庭幸福。作者以此为对应基础，展开了人物的两条逆向的生活道路，并使之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构成布局的主体。奥勃郎斯基则在结构中起了联系两条平行线索的纽带作用。从情节这一外部形态看，这部作品如同一座双体大厦，其中任何一体都无法独立存在，但同时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一些互不重叠的侧面，因此结构的开阔感和整体感都很强烈。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出生在南俄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生活枯燥乏味。父亲破产后，全家迁居莫斯科，只有契诃夫留在家乡继续求学，他从小体会到世态炎凉。
1880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同年，他发表第一篇作品《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其后几年，他一面上学，一面以“契洪特”的笔名在《蜻蜓》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讽刺幽默作品。契诃夫大学毕业，一面行医，一面继续进行创作，并出版了《梅尔波梅尼》（1884）等两部小说集。契诃夫早期创作数量较多，作品总体水准不是很高，但已经显示出民主主义的思想特征，而且其中也有一部分优秀作品，如小说《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也夫中士》（1885）、《哀伤》《苦恼》和《万卡》等。
从1886年开始，他正式用契诃夫的名字发表作品。《在昏暗中》（1887）等三部小说集的出版使他获得了科学院的“普希金奖”。在而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他执著地进行着思想探索，视野更加开阔，特别是1890年的库页岛之行，使他对俄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一时期，契诃夫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反映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想，关注农民的命运。作品的题材更为丰富，对生活的开掘更加深入，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加强了，作品的风格变得更加深沉。他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创作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相遇》《草原》（1888）、《灯火》《命名日》《神经错乱》《没意思的故事》《公爵夫人》《第六病室》（1892）、《恐怖》《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和剧本《伊凡诺夫》（1887）等。《第六病室》中的拉京医生虽不满医院环境的恶俗，但采取逃避现实的处世态度，结果导致悲剧。第六病室是专制俄国的象征，拉京的悲剧则显示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破产。
1896年以后，契诃夫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如支持左拉为德雷福斯的辩护，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资助受迫害的进步青年等。他的民主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也更为深刻。这一时期是契诃夫创作的高潮时期。他的小说《套中人》（1898）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因循守旧、极端害怕新生事物的别里科夫形象，《我的一生》（1896）和《醋栗》（1898）继续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姚内奇》（1898）表现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市侩习气的浸染下的堕落过程，《带阁楼的房子》（1896）批判了“小事情理论”。此外，他还写出了如《农民》（1897）、《出诊》《宝贝儿》《在峡谷里》和《新娘》（1903）等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契诃夫的小说短小凝练，朴素含蓄，善于通过平淡无奇的生活现象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
世纪之交，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也获得了巨大成就。先后有《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姐妹》（1901）和《樱桃园》（1903）等4部多幕剧问世，这些主题深刻、艺术精湛、特色鲜明的抒情心理剧又为契诃夫赢得了戏剧大师的称号。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戏剧代表作。作者在揭示剧中通过樱桃园的拍卖和主人公朗涅夫斯卡娅的生活悲剧，象征性地反映了旧贵族无可奈何的没落和资产者的勃兴；作者也通过剧中的人物表达了在新旧交替之际人们无所适从的思想情绪，以及对新生活的朦胧而又热切的渴望。
旧贵族朗涅夫斯卡娅在荒唐的“爱情”中荡尽了家产，当她回国时那座早已抵押出去的樱桃园的处境岌岌可危，可她依然沉湎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之中。樱桃园终于拍卖了，她除了流泪，别无他法。作者在揭示其生活悲剧时，更强调了这一形象的精神悲剧。作为贵族的末代子孙，朗涅夫斯卡娅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位置。失去樱桃园后，朗涅夫斯卡娅重回巴黎去了，生活中可怕的悲剧并没有在她的心中留下烙印，她的精神世界中已无严肃的东西可言。这一形象及其命运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与优柔寡断的朗涅夫斯卡娅形成对照的是陆伯兴形象。陆伯兴精明强干，讲究实际，在他身上有着那种刚刚发迹的资产者的财富欲和进取心。当他买下樱桃园后，立即砍树建别墅，以获取巨额收益。陆伯兴的进取心是与他的冷酷联系在一起的，他时刻不忘能“像一个巨人一样神通广大”地攫取财产。但同时，出身底层的陆伯兴身上还保留着某些善良的感情。他没有忘记朗涅夫斯卡娅旧日之恩，有时也不满意自己的作为。当然，这种情绪并没有妨碍他去干事业。作为俄国新兴资产者形象，陆伯兴及其矛盾是有典型意义的。
契诃夫把《樱桃园》称为“抒情喜剧”。在这部具有强烈整体感的剧本中，其基本的糅合因素不是紧张的情节，而是与情绪化的象征结合在一起的浓郁的抒情氛围。剧中，那开满白花的美丽的樱桃园，那远远传来的“类似琴弦绷断的声音”，那在砍树声中响起的“你好，新生活”的热情呼喊，乃至在看似普通的对白、微笑、停顿中，都充溢着契诃夫剧中特有的那种氛围。平凡的人、日常的事、各自的思考、淡淡的收尾，那么真实而又那么令人回味。契诃夫成功地将非戏剧化因素引入自己的戏剧，使之更有效地表现内在的微妙的情绪变化和现实中深藏的诗意，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