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国文学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给对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并对英国社会造成冲击。戈德温的《政治的正义》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法国大革命，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大。在这个背景下，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崛起。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是布莱克（1757—1827）。他的作品有《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以及通称为《先知书》的其他许多诗歌。布莱克的诗歌憧憬理想的社会秩序，清新奔放，富有独创性。
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是诗人华兹华斯。他与柯勒律治和骚塞曾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居住，并在思想观点和创作理论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因此他们被称为“湖畔派”。这些诗人对法国大革命抱着矛盾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表示厌恶，竭力讴歌的是宗法制的农村生活和大自然，喜欢描写神秘离奇的情景与异国风光。华兹华斯（1770—1850）大学毕业后曾到欧洲旅行，在法国亲身领略大革命的风暴。1795年移居乡间，与诗人柯勒律治相识，共同出版诗集《抒情歌谣集》。1798年《诗集》再版，华兹华斯为之写了序言，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后思想渐趋保守，晚年被封为“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描写湖光山色和田园生活，歌咏大自然的美，诗风淳朴，清新自然，享有“自然诗人”的美称。重要作品有长诗《序曲》《远游》；诗歌《露西》《丁登寺》和《不朽的征兆》等。
新崛起的诗人把浪漫主义诗歌推向高潮，代表诗人是拜伦、雪莱和济慈。雪莱（1792—1822）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色彩最浓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长诗《麦布女王》（1813）用梦幻和寓言的形式，反映了作者对宗教和私有制的谴责和变革社会的愿望。长诗《伊斯兰的起义》（1818）抨击了专制暴政对人民的压迫和血腥屠杀，歌颂了革命者的反封建斗争。他还写有《钦契一家》（1819）、《西风颂》（1819）、《云雀颂》和《自由颂》等大量的诗篇和诗剧，以及著名的论文《诗辩》（1821）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是雪莱的代表作，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从天上偷来智慧之火，众神之王朱比特以怨报德把他锁在鹰鸱难越的高加索悬崖上，并嘱天鹰每日啄他的心。历经3000年，普罗米修斯仍坚贞不屈，深信朱比特的末日终将来到。后来朱比特果然被打入地狱，普罗米修斯也被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从悬崖上解放下来，整个宇宙光明一片，人类万物幸福欢庆。雪莱在诗歌中表达了反对专制暴政，歌颂反抗斗争，展望自由幸福社会的政治理想。诗歌热情描绘了暴君垮台、人民解放后的幸福世界图景：“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诗人预言的美好社会，在当时具有鼓舞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反对封建势力的积极作用。因此，恩格斯称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
济慈（1795—1821）是一位有才华的浪漫主义诗人，曾受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写有长诗《恩底弥翁》《伊萨贝拉》和《圣爱格尼斯之夜》，抒情诗《夜莺》《希腊古瓮颂》《哀感》《心灵》和《无情的美人》，以及十四行诗《灿烂的星，愿我能似你永在》等名作。济慈对后来的唯美派、意象派诗歌产生很大影响。
浪漫主义之后，诗歌进入低潮。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诗人有丁尼生和布朗宁夫妇等。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创作了大量诗剧和诗歌，主要作品有《巴拉塞尔萨斯》（1835）、《斯特拉福》（1837）、《比芭走过了》（1841）、《戏剧抒情诗》（1842）和《戏剧传奇》（1845）等。作家善于通过主人公的自白来表现人物的命运，这种“戏剧独白”体裁是他对英国诗歌的形式的一个贡献。伊丽莎白·布朗宁（1806—1861）的作品以感情真挚著称。1838年，她以诗集《天使及其他的诗歌》成名。主要诗篇有《葡萄牙十四行诗》（1850）和《孩子们的哭声》（1843）等。她关心社会下层，诗中表现了她对真挚的亲情和社会平等的向往。
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司各特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成绩斐然。司各特（1771—1832）曾致力于收集和整理历史传说和民间歌谣。早期以诗歌为主，长篇叙事诗《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玛密恩》和《湖上夫人》等想象离奇怪诞，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和粗犷壮丽的苏格兰山地景物。他最大的成就是27部历史小说，其中主要有《清教徒》《罗布·罗依》《米德洛西恩的监狱》《艾凡赫》（1819）和《昆丁·达沃德》等。这些作品分别取材于苏格兰、英国等地的历史，反映了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画面。司各特的小说用笔雄浑豪迈，历史背景广阔，浪漫情调和地方色彩浓厚。《艾凡赫》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反映了12世纪英国“狮心王”理查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征服英国的诺曼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层和劳苦人民的阶级矛盾，刻画出贵族的骄奢和人民的苦难。小说富有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语言古雅，人物形象丰满。
同时期的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的主要成就是《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等6部小说。奥斯丁生活圈子狭小，但她善于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来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描写有闲阶级恬静舒适的田园生活以及绅士淑女的爱情和婚姻。小说语言清丽，结构严谨，体现了较高的技巧。代表作《傲慢与偏见》通过描写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豪门子弟达西之间的爱情风波，强调感情对于婚姻的重要性。小说情节曲折，机智幽默，富有喜剧性。
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权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产业革命的完成促进了英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此时劳资矛盾激化，宪章运动兴起，并产生了最早的无产阶级文学——宪章派文学。琼斯和林顿等人的诗作政治倾向鲜明，战斗性强。与此同时，以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崛起。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开创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新时代。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一大批优秀小说家涌现。他们真实地反映社会各个侧面，揭示贫困和劳资矛盾，作品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
萨克雷（1811—1863）的早期作品以幽默讽刺特写和故事为主。1847年发表《名利场》，一举成名。他还著有长篇小说《亨利·艾斯德芒》（1852）、《纽可谟一家》（1853—1855）和短篇故事集《势利人集》（1847）等。代表作《名利场》通过女冒险家蓓基·夏泼混迹上流社会的经历，讽刺了英国社会人与人之间被金钱名利渗透的冷酷关系，以及趋炎附势、腐朽堕落的社会风尚，形象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争名夺利的“名利场”。萨克雷主张小说应该力求真实，注意环境与性格的关系，强调通过细节来塑造人物。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以长篇小说《简·爱》（1847）享誉文坛，她另有作品《谢利》《维莱特》和《教师》。代表作《简·爱》塑造了敢于冲破年龄、门第和传统观念束缚，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的女性形象。作品采用自叙和回忆的形式，让主人公直接向读者讲述童年的苦难、慈善学校的冷酷，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小说中人物感情跌宕起伏，颇具吸引力。
夏洛蒂的妹妹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的早期诗作富于哲理及神秘色彩，格调清新。代表作《呼啸山庄》（1847）是一部充满浪漫和怪诞色彩的作品。小说主人公希斯克利夫粗犷、自尊。他不相信上帝能改变自己的卑微地位。他也不听从坏人能改恶从善的说教，他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报复仇人，成了一个失去理性的恶魔式的人物。小说控诉和揭露了冷酷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表现了强烈的反压迫、争自由的叛逆思想。
乔治·艾略特（1819—1880）在1859年至1876年间，创作了《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传》和《米德尔马契》等7部长篇小说。她的前期小说描写19世纪初期单纯质朴的乡村生活，后期小说题材广泛，涉及重大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内容。艾略特小说以细致的心理刻画著称。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婚后曾随丈夫在宪章运动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传教，对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有较多的了解。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玛丽·巴顿》（1848）、《露丝》和《北与南》等6部，这些小说大多以工人生活为题材，代表作《玛丽·巴顿》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此外，她还写有《夏洛蒂·勃朗特传》一书。
19世纪最后30年，英国小说题材范围扩大，艺术性提高。杰出的作家有哈代、梅瑞狄斯、哈克奈斯和莫里斯等，他们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世纪末的小说流派纷呈。出现了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还有斯蒂文森的新浪漫主义小说，科林斯和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等。
梅瑞狄斯（1828—1909）是小说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主要有小说《理查·弗维莱尔的苦难》《比钦的一生》《利己主义者》（1879）和诗歌《现代爱情》（1883）等，作品擅长揭露英国上层社会的丑恶现象，善于运用讽刺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和行为。
莫里斯（1834—1896）的早期作品有诗集《圭尼维尔自行辩解和其他诗篇》、长诗《伊阿宋的生和死》《地上乐园》等，后期诗歌抗议社会不公，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有诗集《社会主义歌集》和长诗《希望的探求者》等。他还著有小说《乌有乡的消息》（1891），叙述他梦中游历21世纪已经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并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
王尔德（1854—1900）是唯美派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较早显出天赋。他的主要作品有：童话《快乐王子集》（1889）、诗集《惨痛的呼声》和《累丁狱之歌》、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和《莎乐美》（1893）、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等。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反映现实，而是现实反映艺术，只有“为艺术而艺术”，作品才有永恒的价值。他的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画像》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学主张。
斯蒂文森（1850—1894）是小说家和散文家，出生于苏格兰，先后在法国和美国居住，最后定居太平洋的萨摩亚岛。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新天方夜谭》《宝岛》（1883）、《化身博士》（1886）和《诱拐》等。斯蒂文森的作品故事奇特，风格优美。
威尔斯（1866—1946）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幻想小说，如《时间机器》（1895）、《莫洛博士岛》（1896）和《隐身人》等。另一类是社会生活小说，如《基普斯》和《托诺·班格》等。威尔斯善于以科学幻想形式来揭露现代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指出科技发明并不是都能造福于人类。他的作品讽刺辛辣，情节引人入胜，被称为英国“科幻小说之父”。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生于伦敦，长于苏格兰。10岁时承袭了拜伦爵士称号。在剑桥大学就读期间，他发表诗集《闲暇的时刻》（1807）。面对某些评论的围攻，他以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作为反击。这首长诗讽刺了文坛的权威，批评了湖畔派诗人，同时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内容和诗人的社会责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拜伦曾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1811年，他在希腊写了长诗《贺拉斯的暗示》，继续对湖畔派诗人进行抨击，指出诗歌要忠于生活，要有社会使命感。
拜伦在欧洲游历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第三、四章分别完成于1816年和1818年）。第一章1809年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写作，第二章于次年3月在伊斯密尔完成。长诗在1912年3月出版后，轰动文坛，风靡全国。《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拜伦早期创作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哈洛尔德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记述了自己游历和旅居欧洲诸国后的见闻和观感。在前两章中，拜伦描绘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社会风貌，谴责专制统治，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后两章则歌颂欧洲山河的壮丽，缅怀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赞美欧洲的艺术。
诗歌中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是孤独失意、多愁善感的贵族青年，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性格忧郁，“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这一形象身上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某些思想情绪。抒情主人公是生活的积极观察者和评论者，他爱好自由，歌颂革命，精力充沛，感情强烈，体现了拜伦思想的积极的一面。长诗内容丰富，以强烈的浪漫主义抒情见长。
此后，拜伦又写了《异教徒》《阿比托斯的新娘》和《海盗》（1814）等6部长篇叙事诗，总称为“东方叙事诗”。作品以东欧、西亚一带为背景，充满异国浪漫情调。诗歌中还塑造了一系列高标独举、孤行傲世、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形象。他们是海盗、异教徒、造反者、无家可归者等，都具有出众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反叛的热情，敢于蔑视传统秩序和专制暴政，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是和孤独、忧郁结合在一起，乃至傲世独立，离群索居，并以悲剧而告终。最典型的形象是《海盗》中的康拉德。这一类形象被称作“拜伦式英雄”。
1816年夏天，拜伦的妻子提出分居的要求，上流社会借此毁谤和攻击，拜伦愤然移居瑞士。这一时期写的诗剧《曼弗雷德》（1817），其实反映了诗人心中的苦闷。诗歌中住在阿尔卑斯山深处一位神秘的人物，因为犯了道德上的大罪，导致最爱的人的死亡，现在只求速死。主人公对革命后的现实失望，却又不愿意走向人民，表达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知识分子拒绝和现实妥协，却又孤独、绝望的情绪，究其实质，还是拜伦式的英雄。诗中除了少数人物以外，还有代表大自然各种力量的精灵，以及命运之神等，带有浪漫和神秘的色彩。长诗《锡隆的囚徒》叙述的是16世纪为捍卫瑞士独立而被囚禁在锡隆堡达6年之久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博尼瓦尔。和“拜伦式英雄”不同，博尼瓦尔反对专制暴政，和人民共命运，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诗歌赞扬了英雄坚贞不屈的精神，抨击了专制暴政的残酷。
1816年秋天，拜伦迁居意大利，参加了烧炭党人的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活动。1816年至1824年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历史悲剧《马里诺·法利哀诺》（1921）描写14世纪的威尼斯各种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密谋反对贵族的专制。诗歌实际上反映了诗人自己参加烧炭党人运动的经验和认识。诗剧《该隐》（1821）的题材取自《圣经》，但反其意而用之。作品中该隐用理性的批判精神，重新审视上帝的权威，认为宇宙的主宰上帝不是“善”而是“恶”的化身。他的弟弟亚伯则对上帝竭尽谄媚之能事。作品表达了反抗上帝的主题，矛头指向的是当时欧洲大陆以“神圣同盟”为首的反动势力。拜伦的诗剧仿效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讲究结构的匀称和情节的集中，同时具有追求自由，同命运抗争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拜伦这一时期创作的讽刺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写诗歌颂刚死的英王乔治三世，拜伦写了同名长诗《审判的幻景》（1820），对骚塞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诗歌中，天堂和地狱争讼乔治三世的灵魂归宿，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大批来自民间的证人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国王的罪恶，从而无情地抨击了专制君主的暴政。《青铜时代》是拜伦在意大利时期最重要的政治讽刺诗，对当时的神圣同盟各国统治阶级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批判。长诗《唐璜》则代表了诗人讽刺艺术的最高成就。
1823年拜伦积极投身于希腊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运动，次年因积劳成疾死于希腊军中。
《唐璜》（1818—1823）是拜伦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这部以社会讽刺为基调的诗体小说约16000行，共16章，虽未最后完成，但因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广阔的生活容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被歌德称为“绝顶天才之作”。
《唐璜》的主题是对英国和欧洲贵族社会、贵族政治的讽刺。主人公唐璜是西班牙贵族青年，16岁时与一个贵族少妇发生爱情纠葛，母亲为了避免丑事远扬，迫使他出海远航。于是，通过唐璜的冒险、艳遇和各种经历，广泛地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社会的现实生活。唐璜在海上遇到风暴，船沉后游抵希腊小岛，得到海盗女儿海蒂的相救。诗歌歌颂了他们牧歌式的真诚爱情。但是海盗归来，摧毁了这爱情。此后，唐璜被当作奴隶送到土耳其市场出卖。又被卖入土耳其苏丹的后宫为奴，逃出后参加了俄国围攻伊斯迈城的战争，立下战功后被派往彼得堡向女皇叶卡捷琳娜报捷，得到女皇的青睐，成为宠臣。诗歌中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情节发生在18世纪末，但是，描绘的却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社会的现实生活。诗人是用过去的革命经验和当时的现实相比，鞭挞了“神圣同盟”和欧洲反动势力，号召人民争取自由、打倒暴君。
诗歌对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英国统治阶级夸耀“自由”和“权利”，但是唐璜初次来到伦敦，就遭到了强盗的袭击。诗歌痛斥英国贵族卡斯尔累爵士为“恶棍”和“奴隶制造商”，谴责当时备受统治阶级称赞的惠灵顿为“第一流的刽子手”。英国上流社会外表华丽，内部却糜烂透顶，丑陋不堪。
《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源自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多次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传统的唐璜形象是个玩弄女性，没有道德观念的花花公子。但在拜伦笔下，这个人物在多数情况下却以被勾引的角色出现。他的被迫出走，就是因为他或多或少的是那个有夫之妇的牺牲品。唐璜不同于拜伦其他诗歌中的英雄人物，作者无意将他塑造成“拜伦式的英雄”，其中却不乏诗人自传的成分。唐璜热情、勇敢、拒绝虚伪的道德信条。在面临饿死的危险时，他拒绝吃被打死的人，其中不乏象征的意义。在士兵中间，只有他表现出对一个土耳其小姑娘的命运真正的关心。他没有忧郁绝望的天性，但也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他的爱情故事大多是对上流社会虚伪道德的讽刺，而他和海盗女儿海蒂的经历，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理想。
如果说因讽刺的需要，主人公唐璜显得行动多于思想，那么诗歌的叙事者则承担起了思考和评论的重任。故事之中或故事之外不断出现的议论、感慨、回忆、憧憬，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叙事者大量的富有抒情性议论，充满哲理和深刻的思想，以及淋漓尽致的嘲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不仅揭露现实真实深刻，而且想象丰富奇特。它描写的风暴、沉舟、战火的场景等，十分精彩。对大自然壮丽景色的抒情描写非常出色。拜伦善于用各种诗体创作，语言幽默洗练，在英语口语入诗方面无人可与之匹敌。
拜伦的诗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在中国，鲁迅称拜伦是浪漫主义的“宗主”，盛赞其人其诗“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19世纪的重要小说家。他出生于朴次茅斯一个海军小职员家庭。12岁那年，狄更斯的父亲因负债而被关进负债人监狱，他也因此辍学，在一家皮鞋油公司当了一名学徒。悲惨的生活、坎坷的经历，在狄更斯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痕。
15岁时，狄更斯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接触了许多诉讼案和社会上的各种人物。1831年，他成了一名报社记者，经常奔走于城乡之间，对英国社会有了更广泛的了解。青年时代的狄更斯靠自学和深入生活，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和文学素养。1833年开始发表特写，后创作小说。
30年代是狄更斯的早期创作时期。1836年，他发表了处女作、特写集《波兹札记》。作品描写伦敦居民的生活，表示出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充满幽默乐观的气氛。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7年开始在报纸上连载。这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小说通过匹克威克及其朋友们的游历，广泛反映了英国城乡的社会风貌，也描绘了作者向往的“古老而美好的英格兰”。《奥列弗·退斯特》（1838）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小说通过孤儿奥列弗的遭遇尖锐地讽刺了慈善机构的欺骗性和残酷性，愤怒地谴责了资产阶级法律保护富人、扼杀人性、迫害穷人的本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描写了小生产者在工业资本的排挤和压迫下贫困和破产的过程，同时揭露了英国教育制度的黑暗。狄更斯创作的一开始就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尖锐地揭露社会黑暗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一时期他对社会的本质认识尚不深入，因此作品谴责的对象往往局限于个别的坏人，结构也往往以暴露黑暗开始，以大团圆结束。风格上幽默多于讽刺，幻想和乐观的色彩较浓。
40年代初，狄更斯应邀访问了美国，对美国的奴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制度大为失望。1844年起，他长期侨居欧洲大陆，欧洲大陆的革命斗争和英国国内的社会现状加深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这一时期，他写出了《老古玩店》《圣诞欢歌》《马丁·朱什尔维特》《董贝父子》（1848）和《大卫·科波菲尔》（1850）等著名小说。《老古玩店》描写了中小资产者的悲惨命运。开古玩店的屈兰特想反抗命运，企图靠赌博改变自己，结果陷入高利贷者的圈套，输掉了古玩店，最后在痛苦中死去。《董贝父子》着重揭示了金钱关系对家庭的破坏和人的腐蚀，塑造了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形象，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包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大卫·科波菲尔》是半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始终保持优良的品质，乐于助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成功。小说以此否定了大资产阶级以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攫取名利的道路。这一时期，狄更斯的小说批判性有所加强，批判的锋芒指向主宰社会的金钱关系，尽管在情节处理上还往往以大团圆为结局，但乐观幻想的成分已大大减少，失望的阴影逐渐增多。
1849年，狄更斯开始主办报刊，积极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发表在他自己主办的报刊上。此外，他还组织过业余剧团。50年代，狄更斯的创作进入高峰时期，写出了《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小杜丽》（1857）、《双城记》（1859）、《远大前程》（1861）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等长篇小说。《荒凉山庄》围绕一个家族的遗产分配，写了两对青年的爱情悲剧。小说中凡是和诉讼有关的人，最后都倾家荡产，由此暴露了司法制度的腐败和贵族的昏庸没落。作品色调阴沉，寓意深刻。《艰难时世》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以金钱为基础，也表明狄更斯开始注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国会议员葛雷硬奉行“事实”哲学，其实就是现金交易的哲学。他强迫20岁的女儿嫁给资本家庞得贝，就是为了自己在这场交易中获得好处。庞得贝和工人斯蒂芬的冲突，部分地反映了宪章运动中劳资冲突。斯蒂芬不愿参加宪章派领导的工会，同时又拒绝庞得贝的收买，表明作者不赞成以革命手段解决劳资矛盾，主张用爱来调和矛盾。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漫画的手法，讽刺淋漓尽致，幽默中带有辛酸。《小杜丽》带有作者自传色彩。主人公的父亲和情人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关进监狱。小说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马歇尔西监狱，从而揭示了英国社会的本质。《远大前程》通过主人公匹普幻想的破灭，说明阶级鸿沟之深，以及金钱对人们心灵的腐蚀作用。
狄更斯由于常年的辛勤写作损坏了健康，在轻度中风之后，仍然坚持写作《艾德温·杜鲁德之迷》，没有写完就于1870年去世。
狄更斯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性格真实生动。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真实地反映了英国19世纪的社会风貌。狄更斯的创作即贴近生活，又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总体上说，小说结构巧妙，层层设疑，环环相扣，故事波澜起伏，情景交融，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认识价值。
《双城记》是狄更斯的代表作。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阶级与平民的尖锐阶级矛盾以及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
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指出官逼民反，暴政必然导致革命的发生。18世纪后期的法国，人民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毫无地位。法国贵族厄弗里蒙地欺压平民，欺压平民，无恶不作，恣意蹂躏农家妇女并且杀害了她的弟弟。梅尼特医生写信揭发，又被投入巴士底狱。贵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他们的倒行逆施，是人民群众反抗的直接原因。革命爆发后巴黎人民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手执武器，跨过壕沟，在怒吼与欢呼声中攻克了封建主义的象征——巴士底狱。作者描写了革命前统治者和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紧张局面，热情描写了革命的场面，肯定了革命者的正义行动。
如果说厄弗里蒙地兄弟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可悲下场，那么侯爵兄弟的儿子和侄儿代尔那形象则体现了作者对贵族阶层的劝告。代尔那与家庭决裂，放弃贵族特权和财产，以教书为生，选择了自食其力的道路。革命者得伐石太太的形象具有两重性。她的父兄和姐姐死于侯爵之手，同贵族有深仇大恨。革命爆发后，她毅然拿起武器，率领妇女攻打巴士底狱。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伐石太太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复仇女神，竟然把无辜的贵族子弟代尔那送上断头台。作者赞扬她的革命精神，称她是“伟大的女人”。同时，又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她的报复成性持批评态度。
小说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得伐石太太形成对照。梅尼特医生一身正气，目睹贵族倒行逆施，挺身揭发，却遭到迫害。但是他不记前嫌，同意女儿路茜和仇人的后代代尔那结婚，并且在后者被革命者逮捕时，挺身相救。梅尼特医生善良、正直和以德报怨，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也表明作者希望用仁爱来代替仇恨、以博爱来取代残杀的愿望。卡尔登也和得伐石太太形成对照。他为了所爱之人的幸福甘愿自我牺牲，在代尔那处于危急关头以生命的代价相救，换来了心上人的家庭幸福。卡尔登的举动的确惊世骇俗，本质上仍然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双城记》结构严密，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时序颠倒和空间交错的手法。梅尼特医生的冤狱，代尔那的自新，得伐石夫妇的革命三条线索波澜迭起，曲折动人。作品运用对比和象征手法，突出了作品主题。贵族社会的豪华奢侈和下层人民的饥寒交迫的对比，生动地表明贫富的尖锐对立；卡尔登为了自己的所爱，替情敌登上断头台，这种博爱的精神与得伐石太太滥杀无辜形成对照，目的是衬托出仁爱的伟大和暴力的残酷。小说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别具特色。得伐石太太将仇人的名字编织进毛衣，持续不断的编织，象征着仇恨的酝酿和必将爆发；人民群众用红酒在墙上书写的“血”字，象征着在这场斗争中有人将付出血的代价。《双城记》的风格悲壮深沉，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他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的一个石匠家庭，幼年深受酷爱文学的母亲的熏陶。8岁在村上的学校学习拉丁文和拉丁文学。1856年给一名建筑师当学徒。22岁去伦敦学习建筑，但是喜爱的是文学和哲学。1867年，哈代因为不能适应伦敦气候，回到家乡当了几年建筑师，后改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74年结婚之后曾到欧洲大陆旅游。1885年在多切斯特郊区定居，直至逝世。
哈代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后为了生活转而创作小说。哈代一生基本上在乡村度过，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他的小说大部分以故乡的自然环境为背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哈代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他把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传奇和幻想小说”，包括《一双蓝眼睛》和《塔上的两个人》等；“机巧和实验小说”，包括《计出无奈》（1871）和《一个冷淡的女人》等；“性格和环境小说”，包括《绿荫下》（1872）、《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1891）和《无名的裘德》（1896）等。哈代小说的主要成就在第三类，这些小说大多以英国西南部农村（古称威塞克斯地区）为背景，因此作者又称其为“威塞克斯小说”。
《远离尘嚣》中的生活场景是在偏僻的农村。女主角拔示巴的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她聪明能干，先后有几个追求者，但是她出于虚荣心，选择了军官特拉。后来几经曲折，才同最初的求婚者、真心爱她的加布利埃尔结婚。这些人物生活的地方远离都市，生活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宁静淳朴，而是充满了激情，同样上演着人生的喜剧或悲剧。作品表现了哈代描写自然景色和刻画人物的才能。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哈代放弃建筑职业，完全致力于小说创作。
《还乡》是哈代的成名作。故事的背景是多塞特郡的爱敦荒原。作品描写人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时，突出作为背景的荒原的严酷无情，以及人类的无能为力。小说中的人物克林姆和菲伊各自有自己的追求，但是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克林姆厌倦都市平庸的生活，从巴黎回到故乡，想办一所学校，自己当一名教师，却不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妻子菲伊并不喜欢这个荒原，想让克林姆将自己带往国外。他们的婚姻生活发生危机后，菲伊企图和过去的情人韦迪私奔，不幸在路上淹死。哈代通过菲伊的悲剧揭示了在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们的精神追求事实上难以实现。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唯一以市镇为背景的小说，同样强调了冥冥之中命运对人的冷酷无情。亨查德酒醉后将妻女卖出，后来悔而发愤，努力赎罪，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逃脱厄运，在爱敦荒原上的一座小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笔调严峻，充满对人生的感叹和愤慨。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表达的仍然是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同时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主人公裘德出身贫寒，但是非常希望能够受到教育。他想进大学学习，主要是追求一种精神的目标。大学将裘德拒之门外，一方面说明穷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说明英国社会精神的贫乏。女教师苏·布莱德赫是当时的“新女性”形象，追求精神自由，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追求不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她与裘德同居，被人们认为“有伤风化”。他们的孩子悲惨地死去，苏认为这是报应，回到了自己厌恶的丈夫身边。苏的悲剧说明男女双方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自由结合，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裘德在穷愁潦倒中死去，成了虚伪的社会道德的牺牲品。
《无名的裘德》发表后，受到了批评家的责难和上流社会的猛烈攻击。哈代愤而放弃小说创作，转向诗歌领域。他的诗歌创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在英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富有哲理。创作的诗集有：《威塞克斯诗集》《过去和现在诗集》和《列王》等。
总体而言，哈代的作品反映了英国农村被资本主义渗透前后的不同场景，真实地表现了哈代对农村由幻想到失望的感情变化过程。如果说他最初的作品中还讴歌世外桃源式的农村生活的话，那么他后来的小说则抛弃了对田园生活的幻想，用失望和悲怆的笔调描写了农村的破产和资产阶级道德、宗教、法律的虚伪。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的代表作，它描写了一位农村姑娘的悲惨命运。哈代在小说的副标题中称女主人公为“一个纯洁的女人”，公开地向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社会道德挑战。
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个勤劳善良、美丽纯朴的农家姑娘，同时在她身上又有着可贵的坚强、自尊和大胆反抗厄运的品格。为了摆脱穷困，她的母亲打发她去有钱的“本家”亚雷家做工，结果遭到亚雷的蹂躏，失去了“清白”。此时的她不仅要面对生活的贫困，还要抵御“道德”的压力。她来到牛奶场当女工，和来自城里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安玑·克莱真心相爱了。新婚之夜，苔丝为了忠实自己的丈夫，向安玑讲述了自己以往的“过失”。表现了很高的道德勇气。当丈夫不能谅解，幸福已经破灭时，她又忍住痛苦，咬紧牙关，毅然地独立谋生。在对待亚雷的态度上，苔丝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亚雷百般引诱，她不为之所动，并明确表示厌恶。最后，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这个毁了她一生的仇人。作者也真实地写到了苔丝身上的弱点。苔丝明显受到旧道德和宿命论思想的影响。她对克莱的态度和她对自己命运的悲叹（“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描写，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然，作家本身的命运观也加深了小说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气氛。苔丝的悲剧是在工业资本日益占领农村，个体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哈代对苔丝的不幸满怀同情。在小说中，他大声疾呼：“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呢？哪儿是她一心信仰的上帝呢？”苔丝是哈代塑造得最为出色的艺术形象。
小说中的安玑·克莱形象也刻画得很成功。他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却反对宗教和传统的道德。他违背父母的意愿，到农村学习农业技术，就是想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应该说，他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克莱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关键的时刻，仍然站在了传统的社会礼俗和道德一边。新婚之夜，苔丝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告诉他时，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体面和道德，表现出虚伪、无情和冷酷。对于苔丝的死，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虚伪道德，作家给予了尖锐的抨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接给苔丝带来不幸的亚雷，不仅是粗鲁卑俗、胡作非为的乡间恶棍形象，而且是虚伪的宗教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表。苔丝再次和亚雷见面的时候，亚雷居然已经当上了牧师，向农民滔滔不绝地宣讲圣经。作者通过亚雷形象的塑造，暴露了英国社会的黑暗和宗教的虚伪。
哈代善于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主要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优美的农村自然景色的描写充满诗情画意，且能与人物思想情感的描写巧妙结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