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文学
19世纪法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多种思潮的涌现和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法国文学出现纷繁复杂的景象。
19世纪初期，受卢梭学说和德、英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法国出现浪漫主义文学。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倡导者是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拉马丁（1790—1869）的《沉思集》（1820）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开山之作，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1827）成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纲领。1830年，雨果的戏剧《爱尔那尼》演出成功和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出版，将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潮。维尼的长诗、大仲马的戏剧和小说、贝朗瑞的诗歌、缪塞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录》（1836）等作品的出现，使浪漫主义文学声势更加壮大。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基督教真谛》（1802），内有小说《阿达拉》和《勒内》。《阿达拉》描写北美洲一个部落酋长养女阿达拉爱上战俘夏克达斯，但因为她是基督徒，不能跟异教徒结婚，便在矛盾和痛苦中服毒自杀。作品以动人的场面、异国的美景、诗意的语言和华丽的修辞，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勒内》里，作者塑造了一个具有忧郁、孤独的“世纪病”特征的艺术形象。他的著作还有《纳切兹人》和《美洲游记》等。
斯塔尔夫人（1766—1817）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要作品是小说《黛尔菲娜》（1802）和《柯丽娜》（1807）。《黛尔菲娜》描写一个感情丰富且极有个性的贵族女子的爱情悲剧。《柯丽娜》描写一个有才华的女子为社会所不容而悲哀死去。在两个主人公身上有着作者自己的性格特征，并寄托着自己的理想。斯塔尔夫人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论著《论文学》和《论德意志》确立了文学社会学批评方法。
30年代后，法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1830年的七月革命、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51年底拿破仑第三政变等。复杂的社会矛盾促使文学朝着多元化发展。浪漫主义在继续发展，大仲马和乔治·桑以独有的创作特色步入文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潮；5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帕尔那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
大仲马（1803—1870）于1825年开始创作剧本，23岁时出版《亨利三世及其宫廷》，后又出版《三个火枪手》（1844）、《基督山伯爵》（1844）、《二十年后》和《王后的项链》等长篇小说，成为文坛骄子。他一生写了近百部小说，大都以历史为题材。
乔治·桑（1804—1876）于1832年出版小说《安蒂亚娜》，一举成名。她写有小说、戏剧和散文等。小说主要有：《安蒂亚娜》和《华朗丁》（1832）等激情小说，《木工小史》《康素爱萝》（1842—1843）和《安吉堡的磨工》（1845）等空想社会主义小说，《魔沼》（1846）和《小法岱特》等田园小说以及部分传奇小说。代表作《康素爱萝》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热爱音乐、心灵纯洁、有理想的艺术家形象。
法国现实主义理论在20年代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得到阐明。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和小仲马等先后步入文坛，使现实主义文学得到蓬勃发展。小说《红与黑》的问世标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文坛上得以确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出现，则将其推向高潮。福楼拜是追求精确客观的描写倾向的代表。
梅里美（1803—1870）大学毕业后发表《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1825）获得成功，后创作了《塔曼果》（1829）、《马特奥法尔哥内》《高龙巴》（1840）、《嘉尔曼》（又译《卡门》，1845）等优秀中短篇。代表作《嘉尔曼》叙述吉卜赛姑娘与贵族青年唐·育才相爱，最后因生活态度、价值观不同而酿成悲剧。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生动曲折，富于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
小仲马（1824—1895）是小说家和剧作家。代表作《茶花女》（1848）通过玛格丽特短暂而悲惨的一生，赞美了真诚和纯洁的爱情，揭露社会对妇女的蹂躏和摧残。1852年，作者将其改编为同名话剧，获得成功。从此，他专事戏剧创作，《金钱问题》《私生子》和《放荡的父亲》等20多部剧本多以爱情、婚姻为题材，从独特的角度提出妇女地位和私生子命运等问题。
50年代，帕尔那斯派和象征派诗歌崛起。诗人戈蒂耶（1811—1872）的“为艺术而艺术”主张，奠定了唯美诗歌的理论基础。他的诗集《珐琅与玉雕》（1852）体现了这种倾向。象征派早期的代表诗人是波德莱尔。波德莱尔（1821—1867）的诗集《恶之花》（1857）第一次把大都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带进了诗歌王国，并把传统观念认为“恶”的现象作为艺术的“美”来歌颂。在艺术上，他强调人的感觉的相互感应，即“通感”理论，是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理论依据。1886年，《费加罗报》发表莫瑞亚斯的《象征主义宣言》后，该流派正式形成。19世纪后期出现魏尔兰（1864—1896）、韩波（1850—1891）和马拉美（1842—1898）等诗人。
19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870年的普法战争导致第二帝国灭亡。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1875年资产阶级建立了第三共和国。80—90年代，国内矛盾更加尖锐，德莱菲斯事件暴露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引起民主力量对政权的痛恨。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学说广泛传播，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切使文学创作出现多元化局面：现实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然主义开始流行，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有了新的面貌，无产阶级文学在斗争中壮大。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左拉、都德、莫泊桑、法朗士、罗曼·罗兰和纪德等作家的作品为文坛带来生气。莫泊桑（1850—1893）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1880年，短篇小说《羊脂球》轰动文坛。他一生创作了《两个朋友》《米隆老爹》和《项链》等300多篇中短篇小说。以精巧的构思、严谨的布局和富有戏剧性的生动情节，描绘了法国社会的广阔生活画面。他善于从细微事件和平凡人物中发掘深刻主题，以真实生动、准确传神的细节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语言朴素流畅，文笔简洁明快。他还创作有《一生》（1883）和《漂亮朋友》（1885）等6部长篇小说，以及游记、文学和时政评论。《漂亮朋友》是他最著名的长篇，作者通过主人公杜洛阿及其“难兄难弟”的形象，揭露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黑暗腐败，特别是报界的荒淫无耻。
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文艺评论家泰纳（1828—1893）首先把它应用到文学上。泰纳认为，文学的创作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因素组成，即人类先天的遗传性、气候和地理环境、国家文化思想传统。从这一理论出发，左拉在《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家》等理论著作中提出一整套创作原则，主张以生物学与生理学观点研究人，否定文学社会性和典型化，要求作家对社会进行照相式的描写。但在实际创作中，左拉等作家仍然奉献出一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品。最典型体现自然主义风格的是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1823—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的创作，如两人合写的小说《修女菲洛梅娜》（1864）和《翟米尼·拉赛德》（1865）等。作者力图从病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人物，用记录式的手法原原本本地再现生活。但作品仍然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这一流派在法国盛行于60—80年代，90年代后在英、美也广为流行。
巴黎公社文学是1871年公社革命时期的文学，包括公社诞生前后近20年公社战士的文学创作。公社文学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学新时代的到来。作品生动描述了战士们的浴血斗争，讴歌了他们的无畏精神，控诉了资产阶级血醒镇压，同时表达了“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决心和理想。公社文学体裁多样，有小说、散文、政论、诗歌、戏剧等，以诗歌成就最大。重要的诗人有《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1816—1887）等。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他生于贝藏松，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母亲是个天主教徒。雨果很早就显露文学才华，早年的诗歌受到过法兰西学士院褒奖并获得过路易十八的奖金。雨果的第一部诗集《颂歌与民谣集》问世于20年代初。
1827年，他发表剧本《克伦威尔》，该剧不合舞台表演要求而无法上演，但剧本的《序言》因批判古典主义，提出浪漫主义文学主张，被公认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雨果也因此被推举为浪漫主义运动领袖。1830年，他的剧本《爱尔那尼》演出成功，使法国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同年，他亲眼目睹七月革命斗争，思想受到巨大震动。第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以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赢得广泛读者，使得浪漫主义文学不仅在诗歌、剧本，同时在小说领域里也取得辉煌成就。30年代和40年代，雨果的主要作品还有：诗集《东方集》（1829）、《秋叶集》（1831）、《晨夕集》（1835）和《心声集》（1837），剧本《玛丽蓉·德洛麦》（1833）、《安日洛》（1835）和《吕意·布拉斯》（1838），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和《穷汉克洛德》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的精神和浪漫主义文学特色。
1848年的革命，促使雨果确立了共和立场。拿破仑三世时期，他遭到迫害，逃亡国外达19年之久，但仍坚持斗争。期间，他写了《一件罪行的始末》《小拿破仑》《惩罚集》（1854）、《静观集》（1856），以及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和《海上劳工》（1866）等重要作品。普法战争期间，他从国外回来，积极号召法国人民保卫祖国。雨果虽然不理解巴黎公社的革命意义，但当公社失败，遭受镇压时，他却能挺身而出，为公社社员进行辩护。在创作上，现实主义因素有明显增强，人道主义思想在作品中也体现得更为明显。主要作品有：诗集《凶年集》（1872）、长篇小说《九三年》（1874）和《笑面人》（1896）等。这些作品为雨果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晚年的雨果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1885年，雨果去世时，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法国路易十一时期一个天真少女惨遭封建王朝和教会迫害而死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反封建反教会的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爱斯梅拉达是个纯洁善良、宽厚正直的吉卜赛姑娘，她面对克洛德的淫威宁死不屈，敢于给烈日下遭受皮鞭抽打的加西莫多送去一坛解渴的泉水。然而，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却惨死在中世纪教会的暴虐之下，作家对她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加西莫多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又一个人物。他虽然貌丑，但内心却无比善良。雨果认为，“仁慈”和“爱情”可以出现奇迹，爱斯梅拉达的一口清凉泉水，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人间温暖，从而唤醒了内心深处判别美丑的本能，激起了善行的激情。从此，他不仅能识别爱斯梅拉达的美，也能判别克洛德的恶，并做出种种非凡的举动。作者借此来歌颂真、善、美。
克洛德是巴黎圣母院副主教，他虚伪、阴险、歹毒，企图占有爱斯梅拉达，而当目的不能达到时，便煽动宗教狂热，诬陷她是女巫，最后把她送上绞架。他是恶的代表。然而，作者没有对他作简单处理。克洛德并不是天生的恶人。早年也是一个聪明可爱、充满幻想的孩子，但在宗教统治一切的年代里，他只得在“弥撒书和辞典中长大”。他也有过爱心，收养过弟弟和被遗弃的加西莫多，但教规逐渐使他的人性异化。吉卜赛女郎的出现，使他的“信仰生存”出现了危机。尽管他认为这是魔鬼作怪，会将他带入地狱，但他仍然无法抗拒这一诱惑。这说明，人文主义的春风不仅唤醒了广大市民争取爱情幸福的意识，同时也动摇了宗教圣职人员禁欲主义的“铜墙铁壁”，“人性”开始冲击“神性”。但是，从小就致力于神学信仰的克洛德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爱一个女子，一旦目的不能达到，妒忌便有可能变为可怕的迫害，加上副主教的地位和权力，惨剧更加无法避免。雨果是通过这个性格矛盾的形象更深刻地表达了主题。
小说的背景虽然是15世纪的法国，但富于现实意义。作者热情歌颂“奇迹王朝”游民攻打巴黎圣母院，并指出，流浪汉的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古往今来，暴政能持续多久？黑夜就要过去，光明必将来临，善终能战胜恶！小说中的这些描写进一步体现了作家的民主思想。
这部作品情节离奇，人物形象怪诞，充满巧合和夸张，尤其是美丑对照原则的运用，更增添了浪漫主义的气氛。如16年前爱斯梅拉达被拐走，而母女重逢之日又是诀别之时；加西莫多独自在圣母院顶楼抵挡众人的进攻；公墓里紧抱在一起的爱斯梅拉达和加西莫多尸骨分开时，立即风化等。又如两个王朝、两个国王、两个审判法庭的对照，一个洋溢着平民的善良、友爱，另一个充斥着残暴、昏庸、伪善；爱斯梅拉达和加西莫多的善，跟副主教和法比的恶的对照，以及人物自身的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下的对照等。作者对中世纪绚丽多姿风光的展现，对巴黎圣母院这座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赞美等，也使作品更具浪漫主义色彩。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另一部代表作。作品通过失业工人冉阿让、妓女芳汀以及她的女儿柯赛特等贫苦人的悲惨遭遇，广泛地展现了法国从滑铁卢战役至七月革命时期的宏伟历史画面，表达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谴责了现代文明，尤其是法律的不公道。作者愤怒地指出，冉阿让仅仅因为饥饿，为姐姐的孩子们偷了一块面包，竟被判了19年苦役。出狱以后，又遭种种歧视和迫害。即便发了财，当了市长，乐善好施，也逃脱不了厄运。在作者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尤其是法律，实际上是压迫和残害贫苦人的一种手段，法律的偏见才是造成犯罪的真正原因。正是这种法律，以及与它间接或直接有关的人和事，为无罪者拼凑罪状，置他们于死地。
作品还以生动的笔法和满腔的热情，歌颂了巴黎人民反抗路易·菲利浦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批共和主义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雨果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这部作品中米里哀主教以德报怨，感化了冉阿让，又通过冉阿让感动了资本主义法律代表人物沙威。此外，作者让冉阿让成为一个济困扶危，乐善好施的资本家，也是力图使人相信，“仁慈”“善良”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博爱”是医治社会一切弊端的良药，人间的法律必定能向上天的正义让步。作家从人道主义出发，揭露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当他过分强调人道主义的作用，把它看作为解决社会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时，就暴露出它的消极面。尤其是后来在《九三年》中，作者甚至提出“在绝对的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时，就更显露出这一观点的局限性。
《悲惨世界》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作品，但也包含有浪漫主义的气息。冉阿让、芳汀和柯赛特的悲惨经历，滑铁卢战役和巴黎街垒战等，都有厚实的生活基础。但作品时空跳跃，人物性格怪诞，情节巧合奇妙，又明显地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主人公冉阿让的传奇式经历，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议论和考证过多，结构比较松散，是这部作品的美中不足之处。
司汤达（1783—1842）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一个有产者家庭。父亲是个律师，拥护王权和教会；母亲属意大利血统，思想开明。他7岁丧母，在思想开明的外祖父关怀下成长，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作品，并在当地学校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1799年，他赴巴黎求学，意外地卷入革命洪流，次年随拿破仑大军到达米兰，市民摆脱奥地利统治的喜悦情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在军队任职，转战欧陆，目睹莫斯科上空熊熊大火和拿破仑部队溃退情景，从而对军人生活产生了厌恶之情。在戎马倥偬中，他不忘文学创作，并注意观察“人心”。1814年，拿破仑失败后，他移居米兰，开始写作《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1814）、《意大利绘画史》（1817）、《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1817）等作品，抨击复辟王朝。在米兰期间，他与意大利烧炭党和浪漫派交往甚密。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时，他被驱逐出境，回到巴黎。1821年至1830年，他居住巴黎，曾两次到英国旅行，并在英国刊物发表有关巴黎时评，后以《英国通讯集》出版。此时还出版了《论爱情》（1822）和《罗马漫步》（1829）等作品。他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抨击古典主义，提出文学“反映当代生活”的主张，被称为法国现实主义的美学宣言。1827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对王政复辟时期没落贵族阶级给予了深刻的抨击。
七月革命后，司汤达被任命为教皇管辖下的意大利海滨小城领事，直至逝世。1831年，他出版代表作《红与黑》，接着出版《回忆拿破仑》（1836）、《一个旅游者的见闻录》（1838）和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1838）。这部长篇反映了意大利北部“神圣同盟”统治下的生活，鞭挞了君主制度的腐败，歌颂了日益增长的民主力量。此外，他还写有《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写于1834—1835，1901出版）、《拉米埃尔》等未完成的长篇。从1839年开始，他发表中短篇小说，后以《意大利遗事》名出版，内收《法尼娜·法尼尼》《卡斯特罗女修道院院长》等名篇。《法尼娜·法尼尼》以极其生动的手法，描写了意大利革命者米西瑞里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他把祖国和自由看得比个人爱情更重的高贵品质。此外，司汤达还写有数量可观的书信和日记等。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作。小说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作者根据1827年《司法公报》上一则情杀案件，有意识地将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深刻社会内容的作品，展现“19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作品的题目富有象征意义：红，象征革命；黑，意味着王政复辟时期的黑暗统治。
复辟王朝时期，封建贵族得到加官晋爵，宗教秘密组织活动猖獗，民主势力惨遭迫害。大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宫廷显贵木尔侯爵，王政时期成了法兰西大臣，德·瑞那也因屠杀人民有功而捞到市长职务。大小贵族与教会僧侣互相勾结，鱼肉人民，卖国求荣。《红与黑》中阴谋黑会，是作者以真实政治为蓝本，有意识地影射查理十世时期波利涅克公爵的反动行经。大臣、主教、拿破仑叛将、显赫的贵族等参加黑会的人，阴谋策划，企图引狼入室，恢复君主专制。复辟时期社会风貌的另一方面是，大革命在人们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暴发户日益得势。于连亲耳听到有人在公共马车里毫无顾忌地怀念拿破仑，赞扬他在位时期法兰西受到各民族从未有过的崇敬。尤其是出身平民的青年，敬佩拿破仑靠着身佩军刀，从下级兵士跃升为世界主人。大革命也在贵族心灵中留下恐惧心理，每当他们陶醉在花天酒地的淫乐之中时，又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每一段篱笆后面”“都有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所驾的“囚车”的场景。于是，担心再次被送上“断头台”的恐惧心理油然而生。金钱的威力也开始取代门第观念，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意识已经充斥着外省维立叶尔小城。市长夫人所以受人尊敬，不是由于她出身贵族，而是富有；市长得知妻子与于连的暧昧关系却不愿“休妻”，是由于她是一笔可观遗产的继承人。为了巩固地位，市长亲自办起了实业，木尔侯爵在巴黎也大做投机生意。出身贫民的暴发户瓦列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不仅夺了出身贵族的德·瑞那市长的位置，还爬到省长高座，被封为男爵，势力之大，连木尔侯爵也得敬他三分。
《红与黑》还塑造了于连这样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于连是拿破仑帝国到复辟王朝时期的青年，他的悲欢、苦闷、彷徨，牵动着千千万万个“于连”的心弦。于连是个复杂性格的形象。他有理想、有抱负、不满现状、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但也有妥协的一面，内心充满着矛盾。
于连出身卑微，又受启蒙思想影响，因此在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他自尊自爱，梦想象拿破仑那样干一番大业。他的这一性格在刚踏上人生征途时，表现得十分明显。面对市长的藐视，他不仅保持平民的傲骨，而且以占有市长夫人作为报复。德·瑞那夫人从小受修道院教育，婚后又从未得到市长的爱，于连对她的爱，无疑是动摇了封建式的夫妻关系。他能赢得夫人的爱，也说明出身低微的平民在情感上战胜了贵族。在神学院里，院长口腹之欲的“教导”、神学院内的斗争等，使他意识到要想混迹于社会，必须学会虚伪和“两面派”的本领。于是，他忍辱负重，锤炼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他努力克制欲火，有意回避女招待的爱情。他并不信教，却处处表现出对宗教的虔诚和献身精神。进入巴黎后，于连的内心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侯爵的重用，侯爵小姐的青睐，使他飘飘然，愿为给他勋章的政府肝脑涂地。为了向上爬，他攀龙附凤，甚至参加黑会。但于连没有像瓦列诺等等人那样丧尽天良，尚有某种同情心和小资产阶级的“骨气”。因此，在“阴谋伪善的中心”，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清醒。他深知，侯爵只不过把自己当作一只好玩的长毛猎犬，玛特儿小姐对自己也无真情。他不得不时时提防明枪暗箭，甚至带着手枪去与小姐幽会。他深为自己言行不一而痛苦，暗自嘲笑自己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仕途的失利，监狱的生活，使他有机会冷静下来总结以往的教训。他最终恢复了对夫人的爱，并选择了死，这说明他向往的仍然是纯洁和真情，以及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于连在法庭上的一席话，揭示了他的悲剧的实质：在复辟王朝时期，一个有抱负的平民青年，企图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却又不愿厚颜无耻地讨好主子，丧尽天良地打击别人，那么悲剧是注定的。
《红与黑》在长篇小说结构的探索，白描手法的运用和心理描写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司汤达是心理描写的巨匠，尤其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心理描写，更是脍炙人口。他写出了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但更主要的是像数学家推算定理那样准确地刻画了人物理智控制下的心理变化。于连在亲吻德·瑞那夫人之前的思想斗争，玛特儿小姐反复无常的情绪变化，德·瑞那夫人被于连亲吻以后的恐惧和朦胧地感到的爱情的力量等，都写得精确细致，动人心弦。司汤达因突出的心理描写，被后人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出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中产者家庭。父亲原是个农民，因善于经营，跻身于资产阶级，曾任文官。1814年，他随父亲来到巴黎。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并在法律事务所充当文书。1819年学业结束，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未获成功。尔后，他与人合作从事黑色小说和神怪小说创作，一度又弃文经商，先后经营过出版和印刷等业。因屡屡碰壁，致使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不过，同高利贷者和资产者的交往，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巴尔扎克思想比较复杂。七月革命前，他赞扬革命，反对波旁王朝，中小资产阶级立场明朗。在“七月王朝”的统治时期，他反对金融贵族统治，加入保王党，成了正统派。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与保王党有着极大的差别，他其实并没有改变中产阶级的立场。
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第一步。从那时起至1835年，是他创作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创作出了《驴皮记》（1831）、《乡村医生》（1833）、《高利贷者》（1830）、《三十岁的女人》《杜尔的神甫》《欧也妮·葛朗台》（1833）和《高老头》（1834—1835）等重要作品。1835年至1842年，是巴尔扎克创作数量最多的阶段。他完成了《古物陈列室》（1836—1839）、《交际花盛衰记》（1837）、《纽沁根银行》（1838）和《幻灭》（1837—1843）等70多部作品。1842年，巴尔扎克决定把已经创作和打算创作的作品连成一个整体，取名为《人间喜剧》，并将其分成《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以《风俗研究》最重要，作品数量也最多。《风俗研究》下列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村生活六个场景。在1843年到1848年的第三个阶段中，他又写出了《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和《农民》（1844—1853）等小说。
从1829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辛勤劳动，他终于完成了由90余部长中短篇小说组成的巨著《人间喜剧》。《人间喜剧》形象地再现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的衰亡和资产阶级上升的历史，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种种罪恶，成了“社会百科全书”。《人间喜剧》规模庞大，结构严谨，人物达2000多个。此外，典型环境和典型形象的塑造、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分类法与人物再现法的巧妙运用等，都为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范例。
《欧也妮·葛朗台》是《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面之一”。作品通过葛朗台一家的变迁，广泛展现了法国19世纪前半期外省的风俗画面。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老葛朗台形象。这个人物最明显的特征是嗜钱如命和吝啬。他一生都在设法捞取钱财，灵魂已被金钱所腐蚀。为了钱，他不惜逼走侄儿，折磨死妻子，破坏女儿的爱情，剥夺她的继承权。在弥留之际，还要女儿将金币放在眼前，供他观赏，嘱她理好钱财到阴间向他交账。他有家财百万，却住在破旧房子里，在女儿生日时也舍不得多点一枝蜡烛，客人来了用“乌鸦”汤招待，连每日食品也要亲自发放和严格限制。同时，老葛朗台不是普通的守财奴，他是法国大革命后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他比旧式地主更精明、凶狠，聚财方式更充斥血腥味。他靠投机革命发财，当过行政委员、市长，任职时期，利用职务，大捞油水；他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利用债务和商业信用大把赚钱，兼有大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产者的特征。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
如果说葛朗台发家史已令人吃惊，那么侄儿查理的手段就更加令人发指。他比葛朗台阴险、狠毒，也更加残酷。他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穷凶极恶地掠夺海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他通过贩卖华人和黑人、偷税和走私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得巨额利润。这是一个不顾法律、心狠手辣的新型资产阶级典型。作品正是通过葛朗台老头和查理的形象，揭露了资本的罪恶，以及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
小说还形象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的现金交易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联系。葛朗台老头因有一笔说不清楚的巨额资财，成了索漠城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城里公证人克罗旭和银行家格拉桑两家为了争夺葛朗台女儿而勾心斗角。查理听到父亲自杀的消息而痛哭时，葛朗台却无情地说：“这孩子没有出息，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他发现女儿把积蓄送给了查理，便大发雷霆，对她加以惩罚。妻子刚死，老葛朗台迫不及待地要女儿在放弃母亲遗产继承权的文书上签字，他认为这是一场公平交易，欧也妮把所欠的养育费还了他。蓬风先生对欧也妮的追求也充塞着污秽的铜臭，他让欧也妮保持童身是因为婚约上言明：“倘将来并无子女，则夫妇双方之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绝无例外与保留，一律全部互相遗赠。”可见他追求的不是欧也妮，而是她的家财。作者无情地揭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告诉人们：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夫妻、兄弟、儿女、亲戚、朋友间的人际关系。欧也妮虽然对父母有深挚的孝心，对情人有纯真的感情，对宗教保持由衷的虔诚，对穷人又是无限的怜悯，但是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携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
小说情节生动，布局严谨，语言富有个性。作者将19世纪初期法国外省的种种世态写得十分真实：洛瓦河平静河面下的鱼龙跳跃、古城镇的商业投机、阴湿静寂宅院中的家庭悲剧等，都令人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全书在不长的篇幅里安排了葛朗台家、侄儿查理、欧也妮与求婚者三条线索，但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把三者扭在一起进行描写，矛盾冲突在家庭纠纷后迅速推向高潮，又突然收尾，条理清晰，主次分明。在众多人物中，老葛朗台这一典型形象塑造得尤为出色。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以1819年底至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实际上反映的是1830年后法国社会的面貌。作品通过退休面条商高老头被两个女儿抛弃的故事，展现了法国金融资产阶级当政时期冷酷的金钱关系和金钱对人心的腐蚀。
高老头是作者着重刻画的人物，尤其是关于他的“父爱”的描写。在高老头的“父爱”及其悲剧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高老头原是个面条商，大革命时期发了横财，“红”过一阵，王政复辟时期，因为角色转换不快，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但是，他并没有甘心彻底退出权力的角逐，只是深知自己年迈体衰，无力参与抗争，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他对女儿的宠爱和耗资培养，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动机。可是，他又是一个有着很强的传统的宗法观念的人，尤其是对待女儿的情感上，他有着比平常人更多的痴心。他疼爱她们，满足她们的奢侈欲望，还把大半的财产分给她们作为陪嫁，自己却住进了伏盖公寓。但是，两个女儿信奉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攀附权贵和获取金钱是她们的人生哲学。所以，一旦高老头的钱像“柠檬被榨干了”抛在街上，她们对自己的父亲也是连瞧都不愿瞧一眼。虽然高老头在临死前意识到：“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但已悔之太晚。高老头的悲剧，乃是一个精通资产阶级业务而未曾学会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资产者的悲剧。他是19世纪最初30年间，旧有宗法观念在日益得势的金融势力无情冲击下出现的一个悲剧人物。
拉斯蒂涅是作品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从外省初来巴黎时，他尚有青年人的良心和纯朴观念。但是，“人生三课”：鲍赛昂子爵夫人“越没有心肝，越高升得快”的告诫，逃犯伏脱冷“要弄大钱，就要大刀阔斧地干”的指点，以及目睹的高老头的悲惨遭遇，使他懂得了金钱的重要性，并且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学会了豺狼哲学。他在埋葬了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年轻人最后一滴眼泪”，用更加利己主义的手段，向社会发起挑战。巴尔扎克曾指出：“把一个上流人物，一个野心家，如何抹煞良心，如何走邪路，如何装成伪君子而达到目的，曲曲折折描写下来，说不定一样美，一样的动人心魄。”在这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个“野心家”初出茅庐时的行径，生动地刻画了他的堕落过程。
鲍赛昂子爵夫人是“王室贵胄”，巴黎社交界的王后。在巴黎，哪一位妇女能在她的金碧辉煌客厅里露面，就等于得到一纸“阔绰世家的证明书”。这位夫人过去态度高傲，目中无人。但是在金钱世界里，门第的荣耀已成了一张废纸，出身高贵的贵族夫人成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手下败将。她的情夫阿霍达为了每年“二十万法郎利息的陪嫁”，将她无情抛弃，而去追求一个他并不喜欢的洛希特小姐。她不得不泪眼晶莹地离开巴黎，隐退乡间。对于这个人物，作者虽然把她的退隐写成犹如“英雄”下台，但同时也无情地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
《高老头》体现了《人间喜剧》的艺术风格。巴尔扎克注意逼真的环境描绘。作品一开头就详尽地描写了伏盖公寓内外的环境：街道、建筑、阴沟、墙壁、客厅、地板等，无不细致入微。但作者描写环境的目的，不在于再现自然环境，而是展现当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如果说闭塞、霉烂，散发着酸腐气味的伏盖公寓是巴黎下层社会缩影的话，那么富丽堂皇的鲍赛昂府邸，有着暴发户排场的雷斯多伯爵家和像咖啡馆那样布置的银行家纽沁根的住宅，便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典型场所。奔走于塞纳河两岸，出入下层伏盖公寓和巴黎上流沙龙的青年拉斯蒂涅，就是在这两座熔炉铸造出来的野心家。下层的穷酸使他深恶痛绝，上层的豪华富贵不断激起他向上爬的野心。
巴尔扎克善于塑造特定阶层的典型，并使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如伏脱冷形象。这个人物的信口雌黄中时有高明见解，他的强盗逻辑中也包含着某些真理。作家把这个精力旺盛的苦役犯饱经风霜的生活道路，以及内心积郁的愤怒和野心，表现得十分真实和生动。巴尔扎克也是心理描写的巨匠，他不仅细致地描写了拉斯蒂涅在接受“人生三课”过程中的思想波动和斗争，还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成功地刻画出了高老头弥留之际的复杂心情：咒骂女儿，咒骂人生和社会，但不断呼号女儿，还担心别人错怪她们。作者把人生的痛苦，通过这个资产者之口倾泻了出来。
一部小说往往只能表现人生的某一阶段或一个侧面，为了写出重要人物不同阶段的生活状况，巴尔扎克采用了同一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手法，即人物再现的手法。这一手法的成功运用，加强了《人间喜剧》的整体感和连贯性。《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第一部运用这一手法的作品，因此也被称为《人间喜剧》的序幕。作品中的拉斯蒂涅、纽沁根、伏脱冷、皮安训、鲍赛昂子爵夫人等，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高老头》中还是初出茅庐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拉斯蒂涅，在《纽沁根银行》中已是银行家纽沁根的得力助手，在《不自知的演员》（1846）中则成了伯爵和政客。这种再现人物在《人间喜剧》中达400多个，分散在75部作品中，其中《交际花盛衰记》再现人物竟达155个之多。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生于法国诺曼底卢昂医生世家。童年在父亲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福楼拜在中学时就热爱浪漫主义作品，并从事文学习作。早期习作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攻读法律，期间结识雨果。1843年放弃法律，专心文学。1846年，回卢昂，结识女诗人路易丝·柯莱，随后有近十年的交往。定居卢昂期间，他埋头写作，偶尔拜会文艺界朋友，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晚年，他曾悉心指导莫泊桑写作。
1857年，福楼拜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但作品受到当局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毁谤宗教。此后，他一度转入古代题材创作，于1862年发表长篇小说《萨朗波》。但187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仍然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小说在揭露个人悲剧的社会因素方面，与《包法利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他还写有《圣·安东的诱惑》（1874）、未完稿的《布瓦尔和佩居谢》、剧本《竞选人》（1874）和短篇小说集《三故事》（1877）等。小说集中的《一颗简单的心》，出色地刻画了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是他短篇中的杰作。
福楼拜主张小说家应像科学家那样实事求是，要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准确地描写。同时，他还提倡“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反对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在艺术风格上，福楼拜从不作孤立、单独的环境描写，而是努力做到用环境来烘托人物心情，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还是语言大师，注重思想与语言的统一。他认为：“思想越是美好，词句就越是铿锵，思想的准确会造成语言的准确。”又说：“表达愈是接近思想，用词就愈是贴切，就愈是美。”因此，他经常苦心磨练，惨淡经营，注意锤炼语言和句子。他的作品语言精练、准确、铿锵有力，是法国文学史上的“模范散文”之作。
《包法利夫人》是福搂拜的代表作。这部小说着重描写了女主角爱玛的人生经历，以及她由于追求不正当的“爱情”而最终导致自杀的悲剧命运。
这一悲剧首先与修道院禁欲主义教育有关。爱玛本是个生性热烈、耽于幻想的女子，但是她早年就被送进了修道院。她在修道院里接受的是违反天性的禁欲主义教育，这反而激起了她的变态的情欲心理。她偷偷地阅读传奇小说和浪漫作品，从中得到幻想的满足。平时，她唱的是宗教歌曲，可满脑子想的却是身披斗篷、骑着高头大马的翩翩少年；念的是祈祷文，梦寐以求的却是才子佳人的爱情奇遇。禁欲主义教育使爱玛脱离了现实的爱情生活，却刺激了她对虚幻爱情的渴望，为她后来的悲剧生活埋下了种子。
其次，这与爱玛对贵族生活的羡慕和追求有关。小说中，爱玛唯一一次爵府之行在她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而恶劣的影响。作者以讽刺笔法描绘了爱玛在爵府里期期艾艾的神态，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修道院里教育出来的中产阶级女子对贵族社会的盲目崇拜的心态。在爱玛看来，爵府里包括人们的穿着和举止在内的一切都令人仰慕，特别是那位与她跳过舞的子爵。此后，每当一位男子来勾引她，她脑子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总是子爵的影子，这个幻影成了爱玛最热烈的追求、最美好的回忆和最殷切的企盼，直至引诱她走向深渊。
此外，这也与社会的堕落、商人和高利贷者等资产阶级对一个无知女子的勾引和迫害有关。第一个将爱玛引向堕落的是当地的小地主罗道尔夫，这位卑劣无耻的情场老手在玩弄了爱玛后又把她一脚踢开。第二个将爱玛推向深渊的是律师秘书赖昂，爱玛与他由友谊发展而为“爱情”，结果导致负债累累，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而奸商、高利贷者和小市民也是戕害爱玛的“凶手”。商人兼高利贷者勒乐为牟利向她兜售奢侈用品，当爱玛无力还债时便凶相毕露。欺世盗名、心狠手辣的药剂师郝麦和爱玛的丈夫、势利平庸的包法利也是造成她对生活失望，并最终走向自杀的原因之一。在作者看来，正是这些所谓的“社会精华”将一个柔弱的女子推上了绝路。
福楼拜对爱玛追求虚幻的“爱情”虽然有所批判，但是作者对她的不幸也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认为爱玛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而带有普遍性，他在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就在此刻，我相信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受苦、哭泣。”小说的副标题是“外省风俗”，作者通过爱玛的悲剧，充分展现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外省的人情风俗和世态炎凉。
艾米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小说家。他生于巴黎工程师家庭，幼年丧父，很早就懂得人生困苦。青年时代，受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在阿舍特书局打工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864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
左拉的早期创作受龚古尔兄弟影响，如小说《黛莱丝·拉甘》（1867）和《玛德莱纳·菲拉》（1868）等作品，强调用生理学来解释人物性格特征和行为。这期间，他发表《实验小说论》（1880）和《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论文，并于1868年形成自然主义理论。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从1869年开始着手进行《卢贡—玛卡尔家族》的创作。左拉说，他不愿像巴尔扎克那样做“一个道德家、政治家、哲学家”，而要做“一个科学家，研究事实，描写事实”。他还认为，作家应该重视人的“生理现象”，尤其是那些“遗传的病态”现象，他打算写“一个家族四代人的详尽医学鉴定”。从《卢贡家族的发迹》到最后一部《帕斯卡医生》（1893），他先后花了20多年的心血，完成了20部长篇小说。在《卢贡—玛卡尔家族》中有许多有关生理的病态描写。但是，当作家下笔时，残酷的现实又常常无情地改变了他的初衷，迫使他不得不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精确而生动地描绘出拿破仑第三时代的社会风俗画面。在作品中，他愤怒地揭露资产阶级丑恶行径，深切表达了自己对劳动人民悲惨境遇的同情，从而使作品富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成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这部巨著中的《小酒店》（1877）、《娜娜》（1880）、《萌芽》（1885）、《金钱》（1891）、《崩溃》（1892）等，都是一些脍炙人口的现实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
1880年后，许多作家把左拉奉为自然主义派的领袖，并常在“梅塘”聚会，讨论创作问题，联合出版小说集《梅塘之夜》，这就是文学史所称的“梅塘集团”。从90年代初期开始，左拉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力图在思想和艺术上超越自然主义。这时期，他写的长篇《三城市》（包括《卢尔德》《罗马》和《巴黎》，1894—1898）把矛头指向梵蒂冈，批判天主教。该书被罗马教皇列为禁书。左拉也是一个维护正义的战士。当法国发生了德雷福斯冤案时，左拉挺身而出，积极投入申诉斗争。1898年1月，他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题名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指控法国政府、法庭和军事当局的不法和罪行。1898年7月，他因此被判刑，被迫流亡英国。一年后，德雷福斯被宣布无罪，左拉也重返法国。1901年，他将有关文章收集成册，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真理在前进中》。晚年，他还创作了《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和《正义》（未完）4部小说，总名为《四福音书》。
《萌芽》是左拉的代表作，也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作品。故事发生在法国北部的一个煤矿。公司为了将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大幅度地降低工人们的工资。深受压迫、忍气吞声的采煤工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行了大罢工，接着罢工发展成为饥民暴动。
左拉在写这部小说的草稿中指出：“这部小说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愤怒，这是对社会的一个冲击，使社会为此而震动；总之，描写的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小说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希望它预告未来，提出一个将是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法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展现了工人暴动的壮阔场面，反映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和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劳资矛盾和经济危机。
在《萌芽》中，左拉冲破了自然主义的局限，以精确的细节展示了工人的悲惨生活，揭示了造成贫困的根源。作者没有把马赫一家的贫困归咎于酗酒和遗传病态心理。作者指出，尽管他们滴酒不沾，当牛作马，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支配下，他们仍然无法逃避贫困的境地。他们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人，更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一员。他们的性格，乃是社会环境铸造而成。左拉同情他们，认为他们的要求是正义的，他们的愤怒理所当然。
小说还成功地描写了工人群众的觉醒和他们的集体行动。对于这场罢工，许多工人开始并不理解，而且还有怀疑，可后来却积极地投入了斗争，并成为坚定分子。工人的斗争最终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表现出了斗争的坚定性和英雄主义精神。世代为矿工的马赫一家、罢工领导人艾蒂安等，都是一些勇敢而富于自我牺牲的工人。他们在斗争中团结一致，不怕牺牲，表现出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作品的基调是悲壮和乐观的。作家也写到了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试图把工人的斗争局限于经济范围，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微小改良，以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萌芽》气势雄浑、笔力酣畅、结构完整，作者还善于把景物描写同作品的思想内容紧密结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