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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艺术概论
1.4.1.4 四、德国文学

四、德国文学

17世纪,德意志是一个分裂为300多个小国的落后的封建国家。支持皇帝的“天主教联盟”与支持诸侯的“新教联盟”之间的30年战争加深了分裂割据局面。18世纪,德国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仍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国,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深受英法启蒙运动的影响而又有自己的特点。

17世纪,巴洛克文学盛行。奥皮茨被称为“德国巴洛克诗歌之父”,他的《德国诗论》对诗歌韵律的见解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诗歌创作。格列菲乌斯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和巴洛克戏剧家。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小说家是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1676),其代表作是《痴儿西木传》(1668)。它通过主人公西木一生的经历,反映了30年战争时期的社会面貌,同时又探讨了实现社会理想的可能性以及个人发展问题。作者以丰富的人生阅历,赋予主人公深刻的内心世界。小说情节曲折生动,手法讽刺幽默,其中穿插了许多民间传说和故事,诗文并茂,同时具有巴洛克文学夸张、浪漫的特点。《痴儿西木传》是德国第一部流浪汉小说,同时也具有“教育小说”的特点。

18世纪30年代德国启蒙运动开始。这一运动最初是在古典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高特舍德在纯洁戏剧语言、建立民族戏剧上作了尝试。莱辛和克罗普斯托克把启蒙文学推向了高峰,他们和维兰德、赫尔德、歌德、席勒一起成为德国古典文坛的重要作家。

莱辛(1729—1781)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喜剧是《年轻的学者》(1748)。1755年创作的《萨拉·萨姆逊小姐》是德国第一部市民悲剧。1766年,莱辛在汉堡创立民族剧院,同年创作了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和美学名著《拉奥孔》。他在两年间为民族剧院写的评论则汇编为《汉堡剧评》,该书阐述了市民悲剧的理论,认为市民的命运比帝王将相更激动人心,反对模仿法国古典主义。1772年,莱辛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市民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悲剧揭露了封建宫廷的腐朽糜烂以及公爵本人及其宠臣的阴险奸诈嘴脸。在德国舞台上,这是第一次把帝王将相当作鞭笞的对象。迦洛蒂一家实际上是市民阶级的代表。正直坚强的迦洛蒂,在女儿受到劫持,面临巨大危险时,不敢起来和暴君对抗,只能把理想寄托在道德方面,以道德的胜利取代现实的、政治的斗争。这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部剧作对后来的狂飚突进运动有影响。莱辛还著有宗教哲理剧《智者纳旦》(1779)。

克罗普斯托克(1724—1803)的创作充满激情,著有宗教史诗《救世主》和讴歌法国大革命的颂歌《三级会议》(1789)等作品。维兰德(1733—1813)是德国文学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洛可可文学歌颂爱情、美酒和大自然,把情感从长期的宗教桎梏下解放出来,但它具有贵族阶级的悠闲华丽的气派,形式纤巧雕琢。

1770年至1785年,德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狂飚突进”运动,主要人物有赫尔德、歌德、席勒等。运动的名称来源于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与突进》。“狂飚突进”运动宣扬天才、力量,歌颂自由,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他们的作品言辞激烈,热情洋溢,具有强烈的揭露性,实质上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赫尔德(1744—1803)是狂飙突进运动理论家和领导者,他的《民歌集》(1778)是对欧洲民歌整理的一大贡献。

约1787年,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时代”,这也是德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最卓越的代表有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古典文学”已经从狂飙突进的激情中冷却下来,转而追求古希腊文学所具有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但他们的创作大多取材于现实,因而不同于“古典主义”。

荷尔德林(1770—1843)是“古典派”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人物,诗歌创作受席勒的影响,把古代希腊文化当作理想,同时又富有浪漫气息。他的抒情诗描绘大自然的美丽,憧憬古希腊文明,把凡人的命运与神的极乐生活相对比,色彩绚烂,洋溢着自由和爱国精神。他的诗歌形式完美,语言纯洁明净,鲜明的节奏和优美的韵律感把读者带到神话般美妙的境界。《献给命运女神》《故乡》《德国人的歌》《尼喀河》和《回忆》等,都是名作。除抒情诗外,他写有书信体抒情小说《许贝利翁》(1794—1799)。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歌德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富裕市民家庭,父亲是律师。《浮士德》(1773—1831)是歌德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诗剧取材于16世纪的民间传说,分两部,共12111行。

诗剧开头为“天上序幕”,描写上帝与魔鬼靡菲斯特的打赌,为浮士德的追求和探索拉开序幕。浮士德追求知识、追求生活享受、从政、追求古典美、创造事业构成诗剧主要内容。浮士德博士躲在书斋里钻研各种知识,从占星学到炼金术,但年过半百仍一无所获,看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他的知识悲剧。这时魔鬼来访,他与浮士德订约,愿为浮士德服务效力,然而浮士德一旦满足就必须死,其灵魂归魔鬼所有。魔鬼首先把浮士德带到魔女处喝了魔汤,使他返老还童,引诱他追求生活享受。浮士德爱上了市民的女儿格蕾辛,然而他们的爱情不容于世俗,格蕾辛也因溺婴罪被处死。这是他的生活悲剧或爱情悲剧。浮士德走出个人爱情的世界,决心从政。他来到一个封建小邦,发行纸币解决了财政危机,封建宫廷更加荒淫享乐。这是他的政治悲剧。封建贵族们要观赏古代美人海伦,浮士德靠魔鬼的帮助,再现了海伦的形象。然而浮士德本人爱上了海伦,于是又在魔鬼的帮助下,靠一个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人造人——何蒙古鲁士的引导来到古希腊,娶了美人海伦,生下了儿子欧福良。活泼好动的欧福良夭折了,海伦亦悲痛而逝。这是他的美的悲剧。浮士德从古典美的梦想中苏醒,决心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用围海造田的办法创造一片人间乐土。这时候,浮士德已是百岁老人,忧愁之风吹瞎了他的双眼,他以为死灵为他掘墓的声音是群众劳动的声音,于是浮士德终于满足了。当浮士德因满足而死时,他的灵魂并未归魔鬼占有,而是被天使们接到天国。因为只要是自强不息的,就能得到拯救。

浮士德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人道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和理想王国开明君主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不断探索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的一生是近代300年间欧洲进步的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形象表现。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不断进取历程,否定了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否定了狭隘的个人享受,否定了为封建宫廷服务的庸人习气,否定了脱离现实、回到古典艺术世界的梦想。诗剧积极肯定和热烈赞颂的是造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诗剧是摆脱中世纪愚昧,走向美好未来的人类理想的赞歌。诗剧极力张扬的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使人性更加美好纯洁的可能性。

靡菲斯特是恶的化身,是否定精神的象征。他引诱浮士德堕落,从事海盗抢劫,体现了凶残冷酷的罪恶本质。然而,他虽作恶,却又行善,正是他促使浮士德不断提高自己,向更高更广阔的境界飞翔。同时,他也是歌德的代言人,诗人常借他之口讽刺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阐述生活哲理,使诗剧充满讽刺和批判精神。而利用矛盾和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是《浮士德》的一个重要特色,靡菲斯特蔑视人类理智、否定人生,正好衬托了浮士德积极进取、热爱人生的精神。

《浮士德》具有宏伟的艺术结构,把神话与现实、古往今来的各种人物和天上、人间、魔界的各种场面巧妙地熔铸一炉,构成了一幅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故事开头的“天上序幕”取材于《旧约》,故事结构明显受到《约伯记》的影响,关于海伦和欧福良的故事则把希腊神话和当代现实(英国诗人拜伦之死)融为一体,而魔鬼靡菲斯特与众魔女的狂欢则表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神话世界。所有这些都增强了诗剧的艺术容量,为诗剧增添了多种艺术色彩,同时也使诗剧变得晦涩难懂。因此诗剧《浮士德》并非适用于演出,而是以诗剧的形式写成的供阅读的长诗。《浮士德》是欧洲文学史堪与荷马史诗和但丁《神曲》并列的伟大诗篇。

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德国文学史上与歌德齐名的伟大诗人和戏剧家。

1759年,席勒生于符腾堡公国的一个外科军医家庭,13岁时被送到军事学校接受教育8年,却因此而成了勇敢的叛逆者。他广泛阅读莎士比亚、卢梭和歌德等人的作品,创作抒情诗,并于1780年底完成悲剧《强盗》。悲剧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的革命箴言,甚至高呼:“德国应成为一个共和国!”1782年初《强盗》的公演成功,使已经平静下来的狂飚突进运动掀起了新的浪潮。在《强盗》成功的鼓舞下,席勒又完成了悲剧《斐爱斯柯》(1783)和《阴谋与爱情》(1784)。

1785年4月,席勒应友人克尔纳之邀去莱比锡小住数月,创作了《欢乐颂》这一抒情诗中最辉煌壮丽的篇章。该诗由贝多芬谱曲后传遍全世界。1786年,席勒完成历史悲剧《堂·卡洛斯》,标志着他的创作由狂飚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与此同时,席勒潜心研究历史和哲学,发表了《尼德兰独立史》《三十年战争史》《审美教育书简》(1795)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等重要的历史和美学著作。在这些美学著作中,席勒提出了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完美的人进而改造社会的理想。

1794年,席勒开始与歌德的十年合作,共同把德国文学引入黄金时代。他创办了《季节女神》月刊,两年后又出版《文艺年鉴》,并发表《潜水者》《手套》等卓越的叙事诗。1799年,席勒完成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华伦斯坦》取材于17年战争,提出了实现民族统一的理想。1801年他又完成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和抒情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完成模仿古希腊风格的悲剧《梅西那的新娘》和以瑞士独立革命史为题材的正剧《威廉·退尔》。

席勒的代表作是《阴谋与爱情》。这是一部市民悲剧,直接取材于德国现实。悲剧主要情节是:某小公国宰相瓦尔特之子斐迪南与乐师米勒的女儿路易丝真诚相爱,瓦尔特宰相为了牢牢控制公国的政权,命令儿子娶公爵的情妇米尔福特夫人为妻,斐迪南不从。于是瓦尔特和秘书伍尔牧用阴谋手段破坏他们的爱情,先逮捕了路易丝的父亲,又逼迫路易丝写一封表明自己另有私情的假情书作为释放米勒的条件,并且让路易丝发誓不说出真情。路易丝迫于统治阶级的淫威,又意识到自己与斐迪南之间的巨大的门第差距,便屈服了。伍尔牧故意使情书落入斐迪南手中,悲痛欲绝的斐迪南跑来质问路易丝,毒死了路易丝。即将死去的路易丝说出了真情,斐迪南也服毒自尽。一对青年恋人双双惨死。斐迪南临死之时原谅了他的父亲——宰相瓦尔特。

悲剧揭露了德意志封建诸侯的腐朽、丑陋、肮脏,抨击了专制制度的黑暗残暴。公爵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把7000名本国青年的生命“出租”给英国充当炮灰,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公爵送给斐迪南和米尔福特夫人的结婚首饰就是用这笔钱买的。宰相瓦尔特为巩固扩大自己的权势,不惜牺牲儿子的幸福,强迫他娶公爵的情妇,并用卑鄙的阴谋手段迫害路易丝父女。可以说他是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悲剧揭示了市民阶级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并批判了市民阶级的软弱。路易丝的父亲乐师米勒拥有市民阶级的自我尊严和道德优越感,但谨小慎微,不敢反抗。路易丝代表进步青年追求恋爱自由的理想,并以“平民的纯洁”而自豪,但路易丝有浓重的门第等级观念,自以为她与斐迪南的爱情不可能成功,因而她的形象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斐迪南则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坚决为捍卫爱情而斗争,因而与路易丝一起成了宫廷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斐迪南临死之前与罪恶的制造者和解。

这部悲剧善于在矛盾发展中塑造人物的丰满个性。悲剧围绕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真挚爱情与宫廷阴谋之间的冲突,剧情曲折紧张,扣人心弦。路易丝与斐迪南的悲剧结局,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是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控诉。路易丝和斐迪南对现实的反抗具有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主人公们共同的特点:以反抗开始,以失败告终。

《阴谋与爱情》不仅是席勒最成功的剧作,是狂飙突进运动最成熟的果实,它的上演也是狂飚突进运动的最后一次高潮。恩格斯称赞《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