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文学

17世纪前期，法国文坛上曾出现过巴洛克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即人文主义文学），两派相互对立，但谁都无法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后来，古典主义兴起，逐渐成了文坛主潮，而且影响了欧洲各国。

17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家。国王路易十四为了巩固统治，在政治上既拉拢天主教僧侣和世袭贵族，又给予资产阶级开放部分政权，在经济上实行重商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羽毛未丰的资产阶级，也需要依靠王权与贵族分庭抗礼，于是便与王权实行了妥协。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正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妥协的产物。

法国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1596—1650）的唯理主义，他在《方法论》中提出了理性观念，主张对事物进行科学的分析，肯定了事物的可知性。但是他的天生“良知”和“天赋”观念，实际上仍给“神”留了一个位置。这一哲学反映在文艺上就是要求以“理性”来克制“情欲”，形式上也要有严格的规则。与笛卡尔唯理主义针锋相对是伽桑狄的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对古典主义也有一定的影响。

古典主义是在学习模仿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文学思潮。16世纪后半期，它在法国找到了最适合发展的土壤。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为戏剧创作制定了“三一律”，规定一出戏只有一条情节线索，剧情只能发生在同一地点，剧中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即时间、地点、情节的整一性。“三一律”使戏剧结构严谨、情节集中，冲突迅速展开到达高潮，但同时又束缚剧作家的手脚，导致人物形象公式化、概念化，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创始者是马雷伯（1555—1628）。1635年创立的法兰西学院对古典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该院的创办人沙普兰是古典主义诗学的创立者。法国古典主义在30—40年代兴起，60—70年代达到鼎盛。它在诗歌、戏剧和散文方面都有成就，尤其是悲剧和喜剧，出现了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三位戏剧大师。

高乃依（1606—1684）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者。主要作品有《熙德》（1636）、《贺拉斯》（1640）、《西拿》和《波利厄克特》等。作品大都写历史变革时期的各种政治和宗教的矛盾和斗争，以国王和英雄人物为主人公，表现了理智对情感的胜利。五幕诗体悲剧《熙德》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奠基作。作品取材于西班牙历史上民族英雄熙德的故事，以一对贵族青年男女爱情为线索，展开了维护封建家族荣誉和成全男女爱情的矛盾冲突，最后理智战胜情感，并让贤明君主作为“英明的仲裁人”，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拉辛（1639—1699）是法国古典主义兴盛时期的悲剧作家。他的悲剧虽表现的仍是理性战胜感情的主题，但是已从歌颂英雄变为谴责贵族社会的人欲横流和道德堕落，风格上较完美地体现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特色。代表作《安德洛玛克》取材于希腊故事：特洛亚城陷落后，爱比尔国王庇吕斯把特洛亚阵亡将领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带回，并逼其嫁他为妻，否则她的儿子难保。为了保全儿子，安德洛玛克只得答应，但决心婚礼后自杀。庇吕斯的未婚妻爱妙娜得知未婚夫另有新欢，嫉恨交加，唆使希腊使节俄瑞斯忒斯杀死庇吕斯。事后，爱妙娜在绝望中自杀，俄瑞斯忒斯发疯。作品借古喻今，写出了法国王权鼎盛时期宫廷腐败和贵族残暴的真实面貌，谴责了国王、使节和公主的丧失理智，歌颂了理智与感情相统一的理想人物安德洛玛克。作品以细腻刻画妇女心理著称。另有《费得尔》（1677）等剧作。

拉·封丹（1621—1695）是寓言作家。他的寓言诗大多取材于伊索寓言和俄罗斯寓言，并在继承这些作品的政治讽刺、道德教诲和生活经验的传统上有所发展。作品充满民主成分，全面反映了法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时期的历史现实。艺术上突破亚历山大诗体束缚，开创了自由诗体，简短、精练，不避俗语，格律多样，还擅长对话，使每一首诗都像一出小独幕剧，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他重视理性甚于感情，重视共性多于个性，主张“模仿自然”，但过分强调以古人为典范，排斥民间语言。他用诗体写成的《诗艺》（1674）是法国古典主义美学的经典。

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前哨战。启蒙文学是18世纪法国文学主流。文学家多以思想家面目出现，文学作品只是表达他们思想的手段，但法国启蒙文学仍有不能忽视的成就。其萌芽于17世纪后期费奈龙的作品。18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1715—1735），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和辛辣的讽刺，通过吉尔·布拉斯的经历，展示了法国乃至西欧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为法国启蒙文学吹响了号角。随后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博马舍等著名作家。

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出身贵族，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主张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虽是天主教徒，却批判教会的腐败。主要作品有《波斯人信札》（1721）、《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和《法的精神》（1748）。《波斯人信札》是一部由书信体写成的小说。作品通过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和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巴黎的见闻，揭露和批判了法国人所熟视无睹的荒唐现象和社会弊病，锋芒指向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作品没有完整情节，只是通过零星的故事和人物议论，抒发作者的启蒙思想，同时以清新明快的风格、嘻笑怒骂而富于哲理的语言，为哲理小说开了先河。

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为反对封建专制、批判教会黑暗而斗争，反映上层资产阶级利益。他宣传民主，提倡“天赋人权”，主张“开明君主”，提出自然神论。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在诗歌、戏剧和小说都有杰出成就。他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布鲁图斯》《扎伊尔》等在形式上留有古典主义尾巴，但内容上表达作者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狂热的先进思想。哲理小说有《查第格或命运》（1747）、《老实人》（1759）和《天真汉》（1767）。代表作《老实人》充分体现作者的启蒙思想。作品通过邦葛罗斯和老实人的种种遭遇，揭露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的黑暗，谴责战争、欺诈、贪婪和淫欲，同时描绘了一个美好和谐，没有剥削和压迫，“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黄金国”。作品富于哲理性，但缺乏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启蒙文学中哲理小说的特点。

狄德罗（1713—1784）是法国启蒙运动后期杰出的活动家和作家，唯物主义战士。他在哲学、美学、戏剧理论和小说创作上都有所建树。他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是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创造发明的总结，体现了追求理性，改造社会的精神。该书先由他和数学家达朗贝主持，后达朗贝退出，由狄德罗进行到底，历时20年。他最具影响的文学作品是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1762）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773—1774）。代表作《拉摩的侄儿》是一部对话体小说，作品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形象，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特征，在文学上提供了一个从外表到内心，从言谈到举止都充满着矛盾的人物形象。狄德罗也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先驱者之一，他对绘画、雕刻、音乐、戏剧和表演艺术都有独到的见解。《关于〈私生子〉的讨论》和《论戏剧诗》等，提出了艺术中的“美”相当于现实中的“真”的观点和市民戏剧等文艺主张。

博马舍（1732—1799）是18世纪后期的戏剧家，他的《塞维勒的理发师》（1772）和《费加罗的婚姻》（1778）等剧作鲜明地反映了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动荡和激烈斗争。代表作《费加罗的婚姻》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把第三等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搬上舞台，并且满腔热情地赞扬了仆人费加罗的机智、勇敢和斗争精神，在启蒙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费加罗的形象鼓舞了第三等级反封建的勇气，是法国大革命前人民觉醒的象征。

莫里哀（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1622—1673）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始人，也是欧洲戏剧史上继莎士比亚之后的又一个戏剧大师。

莫里哀出生于宫廷陈设商家庭，从小喜欢戏剧，中学时期接触伽桑狄哲学并受其影响。1645年，他在巴黎组织“盛名剧团”，演出流行悲剧失败后，决定到外省巡回演出，从此有机会深入社会，接触民间戏剧，磨砺技巧。此间，他创作了一些民间闹剧，并改编了一些意大利喜剧。1658年，剧团回到巴黎，在卢浮宫演出滑稽剧《风流医生》，得到路易十四赏识，从此立足巴黎。《可笑的女才子》（1659）、《丈夫学堂》（1661）和《妇人学堂》（1662）等都创作于这一时期。作品以家庭生活为题材，涉及爱情、婚姻、教育等问题，矛头指向传统封建道德。

1664年至1669年是莫里哀创作喜剧的全盛时期。主要作品有：《达尔杜夫》（1664—1669）、《堂·璜》《恨世者》《身不由己的医生》《悭吝人》（1668）和《乔治·唐丹》等。这些作品或揭露宗教伪善，或讽刺贵族荒唐和庸俗，或嘲笑资产阶级吝啬和虚荣，其中以《达尔杜夫》和《悭吝人》最为重要。《悭吝人》是他第一次用散文体写的喜剧。作品通过守财奴阿巴贡跟子女之间的家庭纠纷，生动地揭露了高利贷者爱财如命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阿巴贡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悭吝”的代名词。

晚年，莫里哀对现实的批判与王权有抵触，不再得到路易十四赏识。这时期写有《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史嘉本的诡计》（1671）、《女才子》和《心病者》。《史嘉本的诡计》是莫里哀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仆人史嘉本的形象，赞扬他在帮助青年主人反对家长专制斗争中所显示的机智、勇敢、聪明和乐观，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民主思想。

《达尔杜夫》（又译《伪君子》）为五幕诗体喜剧，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教徒达尔杜夫的虚伪和奸诈，揭露了教会的虚伪、欺骗、反动和危害。

剧中达尔杜夫是个宗教圣职人员，他的性格特征是“伪”。他明明是个好色之徒，却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明明是个贪婪的角色，却要装成乐善好施的样子；他还善于颠倒是非，为自己的阴险和奸诈作掩护，并巧施手段，让奥尔贡乖乖进入圈套。达尔杜夫的恶行反映了宗教的虚伪和当时教会势力的猖狂。正如剧中人物所说，就是仗着“党徒的力量”，他也可以把奥尔贡的一家弄得走投无路。17世纪20年代末，法国的“圣体会”披着宗教外衣，代表封建贵族利益，与王权进行斗争。他们暗中执行秘密警察职务，迫害异教徒，还把势力伸向上层资产阶级。达尔杜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剧中的另一人物奥尔贡，是巴黎富商，他的性格特征则是“愚”。作家集中写了他做了三件蠢事：企图把女儿嫁给伪君子，剥夺儿子财产继承权和把生命攸关的文件箱交给达尔杜夫保管。奥尔贡刚愎自用、顽固暴躁、狭隘保守，在他身上体现了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特点。同时，从他身上又可以看到宗教欺骗的危害性。奥尔贡本来并不“愚”，年轻时还是王权的支持者，在国内战乱中表现英勇。但是自从上了宗教骗子的当以后，他就变得思想保守，害怕自由，逐渐地愚蠢起来。正如他的自我表白：“自从和他谈话以后，我完全换了一个人，他教导我对任何东西都不要爱恋，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我也会无动于衷了。”作者批判了他的“愚”，但又同情他受骗后的不幸。女仆道丽娜是作品中最有生气的人物，她勇敢、泼辣、机智，是下层人民的代表，从她身上可以看到莫里哀的民主思想。道丽娜是跟达尔杜夫斗争的主要力量。她不仅敢于揭露达尔杜夫的“伪”，还善于批判奥尔贡的“愚”。面对达尔杜夫的假正经，她毫不畏惧。她不仅自己勇敢地跟达尔杜夫、奥尔贡斗争，还善于调动其他人的积极因素，联合起来对付他们。

作品生动地刻画了分别体现“伪”“愚”和“智”的三个人物，并通过他们的矛盾冲突，展示了主题。其中，重点是达尔杜夫的“伪”。作者写“愚”是为了让“伪”暴露得更充分，写“智”是为了更有力地揭露“伪”，增强民主色彩。

《达尔杜夫》基本按照古典主义“三一律”进行创作。故事发生地点始终在奥尔贡家，剧情在一天内展开，剧本结构完整，矛盾冲突集中，层次分明，全剧只有一个主旨，并无从属情节和平行主题。作品的艺术成就主要是：1.绝妙的铺垫。剧作的开场别具匠心，作者并没有一开始就让达尔杜夫登台亮相，而是通过奥尔贡一家两派对他的不同态度，交代他的性格特征，使得在他尚未出场以前，就被摆在中心位置。作者大胆地用了两幕一场作为人物出场的铺垫，在戏剧史上尚属罕见，被歌德认为，是现存“最好”“最伟大”的开场。2.悲喜剧结合。作品突破了古典主义框框，将悲剧和喜剧巧妙地结合起来，造成悲中喜、喜中悲的艺术效果。玛丽雅那和法赖尔的婚姻本是喜事，但由于达尔杜夫的插手，险成悲剧；达尔杜夫居心叵测，利用奥尔贡的愚，逼得奥尔贡一家走投无路，危急之际，国王洞察秋毫，及时下令逮捕骗子，转悲为喜。为了增加喜剧效果，作者还吸收了民间戏剧和各种喜剧的表现手法，打耳光、桌下藏人、窃走小匣子、家庭吵架、父亲逼婚等，使作品多姿多彩，独具近代喜剧风格。3.夸张手法的运用。在《达尔杜夫》中，莫里哀抓住现实生活中“伪”“愚”和“智”等性格特征加以艺术夸张，比实际生活更鲜明、更突出、更集中，给人深刻印象。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启蒙运动最富民主倾向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下层，一生困顿。在《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他谴责封建专制，反对暴力和不平等，提倡“天赋人权”，主张国家应以社会契约为支柱，形成民主政权。这一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文学作品主要有《新爱洛绮丝》（1761）、《爱弥尔》（1762）和自传体散文《忏悔录》（1766—1770）。《爱弥尔》是一部表达作家教育思想的哲理小说。《忏悔录》以坦率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赞扬了自己善良本性和所受历史名人的影响，并指出他身上的缺点乃是万恶社会扭曲所致而非本性。

卢梭把人类分为“文明人”和“原始人”，认为正是文明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冷酷、不平等，并产生罪恶。因此，他美化原始社会，赞扬人类的原始状态，强调抒写个人对大自然的感情。他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心胸开阔，精神爽朗，忘却世俗的纷扰，这就是他的“返回自然”的口号。在文学创作上，虽然他认为艺术会败坏风俗，剧场是伤风败俗的场所，但他的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的特点，使作品充满了热情和幻想，开了一代文风，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爱洛绮丝》是卢梭著名的书信体小说。作品描写的是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和贵族学生朱丽小姐的不幸爱情故事。这对情人的故事同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学生爱洛绮丝相爱的情节相似，故取名“新爱洛绮丝”。

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精神。作者指出，封建的等级偏见和道德观念，是造成这对青年悲剧的根本原因。朱丽的父亲是个有着浓厚封建等级偏见的贵族，他顽固地反对将女儿嫁给一个出身第三等级的家庭教师，强迫她嫁给贵族德·伏勒玛。作品中的圣·普乐和朱丽，都具有反封建精神，他们反对封建等级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圣·普乐是个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不承认封建道德和等级观念，把恋爱视为基本的人权。他向朱丽证明，他们的爱情本身就是具有“美德的品格”。卢梭根据人权主义的原则尖锐地指出，像圣·普乐这样在各方面都比周围人优秀的青年，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而那个社会则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是多么地不合理！朱丽虽然较多地受到阶级出身和地位的束缚，内心矛盾重重，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也终于接受了圣·普乐的爱情。当父亲强迫她嫁给贵族时，对封建家长的专横，她发出了愤怒的控诉：“我的父亲把我出卖了，他把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野蛮的父亲，丧失人权的父亲啊！”不过，作者在歌颂主人公反封建的同时，又把朱丽写成贤妻良母式的女性，把圣·普乐写成按礼行事的人。

作品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人的自然情感，特别是男女青年爱情过程中的自由奔放的激情。作者指出，“真诚的爱情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结合，最高尚的爱，而这种高尚、纯真、自然的情感是无法压制的。朱丽对圣·普乐怀有纯真的感情，虽然她被迫与贵族结婚，但仍然日夜想念圣·普乐。后来，她得到丈夫的许可，与圣·普乐见面。他们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虽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但还是痛苦倍增，忧郁而死。法国大革命以前，人们渴望情感解放和个性自由发展，卢梭通过圣·普乐和朱丽的纯真情感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的愿望。

同时，小说还通过圣·普乐在巴黎的见闻，以及用对华莱山区人民纯朴道德风貌的赞扬，与贵族的恶习相比较，进一步揭示所谓的贵族文明、道德和习俗，实质是对自然人性的摧残。因此，小说对现实的批判超出了爱情问题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小说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瑞士阿尔卑斯山麓壮丽的湖光山色，抒发了人对大自然的感受，这一手法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