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英国文学

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逐渐兴起的时候，英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羊毛业日益繁荣，圈地运动加紧进行，资本主义因素迅猛发展，社会矛盾也不断加剧。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开创了都德王朝，结束了封建混战的局面。亨利八世和天主教皇决裂，成为新的英国国教的首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7）英国社会稳定，1588年，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爱国情绪高涨。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14世纪的英国文学开始走向繁荣，出现了乔叟、朗格兰和高瓦等作家。朗格兰用寓言体写的《农夫皮尔斯的幻象》，对当时腐败的教会进行了深刻的讽刺。高瓦的主要作品是《一个情人的忏悔》。14世纪佚名作家创作的传奇《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构思巧妙，自然景色和狩猎场面的描写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乔叟（1343—1400）是早期英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无论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上都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公爵夫人之书》是他的早期作品。中期创作的爱情长诗《特罗勒斯和克莱西德》（1385）取材于薄伽丘的爱情故事《菲洛特拉托》，人物刻画生动，心理描写细腻，现实的生活和浪漫的故事糅合巧妙。后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作品以31位香客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朝圣为线索，真实地反映了英国的社会风貌。香客中有骑士、僧侣、商人、学者、手工业者和农夫等，代表了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集子中的24个故事包括传奇、道德教育、戏剧或滑稽故事、动物寓言等，表现了作者娴熟地运用各种文学样式进行创作的卓越才能。乔叟将中世纪英语的伦敦方言提炼成英国文学语言，摒弃了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使用的头韵诗，吸收了法国和意大利诗歌的技巧，语言幽默生动，思想犀利深刻。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英国出现“牛津改革派”，如研究希腊的学者格罗辛等。这一时期英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他是学者、律师和杰出的政治家，代表作《乌托邦》（1516）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品。作品的第一部分由人文主义者和航海家希斯洛德讲述英国的状况，抨击贵族的好逸恶劳，揭露“圈地运动”导致的羊吃人现象，涉及了残酷的法律、民族主义的野心和贫富不均等问题。第二部分以海外见闻的形式，描绘了一个“乌有之邦”。那是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贫穷，没有宗教压迫，人人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乌托邦》情节奇妙，想象丰富，辛辣耐读。

1557年，魏阿特和萨利的《陶特尔杂集》问世是英国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魏阿特把十四行诗带进英国诗歌，萨利的诗歌抒发人的复杂情感，成为爱情诗歌的典范。萨利还创造了英文素体诗歌（无韵体），后来的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拜伦等都用这种诗体创作。锡特尼的《诗辩》（1580）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宣言，强调诗歌的教育和审美功能。他的《阿卡狄亚》是英国文学中第一篇田园生活传奇。

16世纪后期，英国出现了杰出的诗人斯宾塞（1552—1599）。他的成名作《牧人日历》包括12首牧歌，分别以12个月份的名称为题，爱情的主题贯串全篇。代表作《仙后》（1579—1596）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主旨是“塑造一位道德高尚，秉性温和的绅士或贵人”。此作是献给作为民族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王的。诗歌继承了传奇文学、寓言和梦境等传统，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和信念。斯宾塞讲究音韵的和谐，节律的优美，每节9行，韵律复杂，称为“斯宾塞诗节”。斯宾塞被称为“诗人的诗人”。

17世纪初，英国出现玄学派诗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创作进入尾声。代表作家邓恩的早期创作主要是充满生活乐趣的世俗抒情诗歌，后逐渐转向宗教和心灵的探索。他的《关于灵魂的历程》和《神圣的14行诗歌》等，都表现出既虔诚又怀疑的矛盾与痛苦。20世纪的诗人托马斯·爱略特，对玄学派诗歌非常推崇。

伊丽莎白时期出现了早期的散文小说，如黎里的《尤菲绮斯》和纳什的《不幸的旅人》等。培根（1561—1626）的散文作品《随笔》，题材广泛、用语精辟、富有哲理，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还写有拉丁文的《新工具》和一部没有完成的乌托邦著作《新大西岛》。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戏剧。早在13世纪，教堂就上演宗教神秘剧。此后出现奇迹剧，戏剧走出教堂，步入民间，宗教主题的故事渐渐融入了世俗生活的场景。后来还出现了寓言体的“道德剧”，意在劝善。英国戏剧的主要形式是诗剧，16世纪中叶开始繁荣。出现了一批受过大学教育，富有才华的剧作家，如黎里、基德、罗伯特·格林和马洛等。他们被称为“大学才子”。他们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文学社团，但都对英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莎士比亚的创作铺平了道路。

马洛（1564—1593）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先驱，写有《帖木儿》《马耳他的犹太人》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604）等6部剧作。代表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德国民间故事为题材，将医生浮士德塑造成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巨人。浮士德打破宗教教条，否定天堂地狱，追求现世享受，反对禁欲主义，强调知识和科学的力量。马洛的剧作风格壮美，比拟大胆，富有时代精神。

马洛结束戏剧创作的时候，莎士比亚开始在戏剧创作领域崭露头角。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生（1572—1637）创作有著名的喜剧作品《福尔蓬奈》（1906）和《炼金术士》等。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以及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出生于英格兰中部斯特拉福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曾在当地文法学校接受基础教育，学习拉丁文、哲学和历史等，接触过古罗马剧作家的作品。后因家道中落，辍学谋生。莎士比亚幼年时，常有著名剧团来乡间巡回演出，培养了他对戏剧的爱好。1585年前后，他离开家乡去伦敦，先在剧院打杂，后来当上一名演员，进而改编和编写剧本。莎士比亚除了参加演出和编剧，还广泛接触社会，常常随剧团出入宫廷或来到乡间。这些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590年到1600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早期，又称为历史剧、喜剧时期。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风格渐渐形成。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统一，经济繁荣。莎士比亚对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人文主义理想充满信心，作品洋溢着乐观明朗的色彩。这一时期，他写的历史剧包括《理查三世》（1592）、《亨利四世》（上下集）（1597—1598）和《亨利五世》（1599）等9部。剧本的基本主题是拥护中央王权，谴责封建暴君和歌颂开明君主。比如，《亨利四世》展现的是国内局势动荡的画面，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叛国王，但叛乱最终被平息；王太子早先生活放荡，后来认识错误，在平定内乱中立下战功。剧作中，历史事实和艺术虚构达到高度统一。人物形象中以福斯塔夫最为生动，此人自私、懒惰、畏缩，却又机警、灵巧、乐观，令人忍俊不禁。

这一时期创作的喜剧包括诗意盎然的《仲夏夜之梦》（1596）、扬善惩恶的《威尼斯商人》（1597）、反映市民生活风俗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宣扬贞洁爱情的《无事生非》（1599）和歌颂爱情又探讨人性的《第十二夜》（1600）等10部。这些剧本基本主题是爱情、婚姻和友谊，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表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与此同时，他还写了《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等悲剧3部，作品虽然有哀怨的一面，但是基本精神与喜剧同。莎士比亚还写有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1592—1593）、《鲁克丽丝受辱记》（1593—1594）和154首十四行诗。

17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与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替，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走向成熟，人文主义理想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碰撞。他痛感理想难以实现，创作由早期的赞美人文主义理想转变为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时期（1601—1607），又称悲剧时期。他写出了《哈姆莱特》（1601）、《奥瑟罗》（1604）、《李尔王》（1606）、《麦克白》（1606）和《雅典的泰门》（1607）等著名悲剧。

《奥瑟罗》中出身贵族的苔丝狄蒙娜不顾父亲和社会的反对，与摩尔人奥瑟罗私下结婚，表现了反对种族偏见的主题，而导致他们悲剧的原因不仅是奥瑟罗的嫉妒，而且是以伊阿古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强大。奥瑟罗临死前的清醒，包含着人类理性的胜利。

《李尔王》中展现的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李尔王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主人公从具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变成了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老人，人物命运和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具特色。

《麦克白》中，一位英雄人物由于内在的野心和外部的唆使，成为个人野心家和暴君。其悲剧意义在于，个人野心和利己主义可以毁灭一个原本并非邪恶的人物。总体而言，这些悲剧对封建贵族的腐朽衰败、利己主义的骇人听闻、金钱关系的罪恶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作了深入的揭露；风格上，浪漫欢乐的气氛减少，忧郁悲愤的情调增加，形象更丰满，语言更纯熟。

1608年以后，莎士比亚进入创作的最后时期。这时的莎士比亚已看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便从写悲剧转而为写传奇剧，从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转向写梦幻世界。因此，这一时期又称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时期。这时期，他的作品往往通过神话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作品贯穿着宽恕、和解的精神，没有前期的欢乐，也没有中期的阴郁，而是充满美丽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调浓郁。《暴风雨》（1611）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风格，被称为“用诗歌写的遗嘱”。此外，他还写有《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等3部传奇剧和历史剧《亨利八世》。

莎士比亚的作品从生活真实出发，深刻地反映了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他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马克思、恩格斯将莎士比亚推崇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戏剧创作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这是针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而提出的创作原则。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像莎士比亚那样，善于从生活真实出发，展示广阔的社会背景，给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作品的情节应该生动、丰富，人物应该有鲜明个性，同时具有典型意义；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刻画和浪漫主义的氛围要巧妙结合；语言要丰富，富有表现力；作家的倾向要在情节和人物的描述中隐蔽而自然地流露出来。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早期代表作之一。喜剧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巴萨尼奥要前往贝尔蒙特向鲍西娅求婚，但囊中羞涩，安东尼奥为了帮助朋友，决定向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借债。后者同意借款，但提出附加条件：如到期不还，将从安东尼奥的身上割取一磅肉。巴萨尼奥获得了鲍西娅的芳心，但安东尼奥却不能按期还贷，夏洛克坚持履约。鲍西娅女扮男装来到法庭，挫败夏洛克，夏洛克被剥夺财产，被迫皈依基督教。剧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该剧的主要冲突在安东尼奥同夏洛克之间展开。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的矛盾，也是对和法律有关的情与理等问题的生动讨论。夏洛克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贪婪吝啬、冷酷无情、奸诈狠毒。他拼命地攫取钱财，而他家中的仆人却食不果腹；他发现女儿同情人私奔时，最感到痛心的是被他们带走了财产；他对安东尼奥压低市场利息、妨害他独霸金融市场怀恨在心，试图通过“一磅肉”的契约，将对方置于死地。但同时，夏洛克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最后彻底失败，一无所有，固然是咎由自取，但其中也夹杂着宗教压迫和种族矛盾的因素。作为一个饱受歧视和迫害的犹太人，夏洛克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夏洛克有时也会流露出一些极为大胆的思想，对上层社会和等级制度进行抨击。这就使这一形象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安东尼奥是理想化的商业资产者形象。他从事海外贸易，船队遍布全球。他慷慨乐助，宽宏大度，重视友谊，济人于危。莎士比亚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肯定当时对生产发展、市场繁荣有促进作用的商业资本，憎恶对生产发展起阻挠作用的高利贷资本。在道德上，安东尼奥体现了讲求仁爱和友谊的人文主义理想。

《威尼斯商人》成功地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新女性鲍西娅形象。这是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博学多才的女性，作者在法庭审判一场突出地表现了她的机智和才能。鲍西娅对夏洛克晓之以理，指出法与情的关系。在夏洛克坚持以契约为准绳时，她欲擒故纵，以牙还牙，巧妙地解决了“一磅肉”的难题，从而使夏洛克借法律杀人的图谋破产，让人道、正义、爱情和友谊赢得了胜利。这一形象也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理想。

剧本人物众多，情节生动丰富。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之间的冲突，鲍西娅主仆和巴萨尼奥主仆两对情人之间的恋爱故事，夏洛克女儿杰西卡和罗兰佐之间的爱情，这三条线索时而平行时而交错发展，富有变化。理想世界贝尔蒙特充满了浪漫的诗情画意与和谐欢乐，它同散发着铜臭的丑恶的现实世界威尼斯形成对照。歌颂爱情友谊的主题包含了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整个剧本既有轻松欢快的喜悦气氛，也有惊涛骇浪的凶险，轻快与严肃巧妙结合。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创作的著名悲剧，取材于13世纪古老的丹麦传奇故事。剧本一开始就充满阴郁不安的气氛。在德国威登堡大学上学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因父王猝然病故，赶回国内。夜间，父亲的鬼魂出现，声称自己系遭到谋杀身亡，而凶手是弑兄娶嫂、篡夺王位的克劳狄斯。哈姆莱特决心先查明真相，再行复仇。为了免遭毒手，他不得不装疯来保护自己，并用“戏中戏”证实了叔叔克劳狄斯的罪行。在一次与母亲谈话时，哈姆莱特将躲在帷幕后偷听的大臣波洛涅斯错当成克劳狄斯杀死。他的情人奥菲丽娅因父亲被杀、恋人“发疯”而精神失常，落水身亡。哈姆莱特最终在决斗中杀死克劳狄斯，自己也中毒剑身亡。

剧本以古代丹麦为背景，但描写和反映的则是英国现实生活，丹麦宫廷是英国伊丽莎白宫廷的缩影。国王克劳狄斯既有封建暴君的荒淫、狠毒，又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阴险狡猾。他周围的大小朝臣，无不阿谀奉承，势利自私，哈姆莱特的同学也成了刺探他内心秘密的特务，甚至情人奥菲丽娅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敌人的工具。整个国家动荡不安，戒备森严，人心惶惶。哈姆莱特的结论是：全世界是个“很大的监狱，里面有很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哈姆莱特》不仅仅是一个为父复仇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斗争，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同社会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哈姆莱特接受教育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是当时人文主义者汇聚之所。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对人和对世界曾抱有美好的理想和乐观的信念。父亲的被害导致他深刻地反省人性。他反对迷信，崇尚科学，肯定理智。父王鬼魂告诉他真相后，他虽然十分震惊，但是并没有卤莽行事，而是决定先寻找“比这更切实的证据”。在证实了克劳狄斯的罪恶之后，他才决心行动。哈姆莱特对社会现实十分清楚，他抨击封建等级特权，主张平等互爱，肯定人的尊严。他曾感慨道，“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讽、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和“官吏的横暴”？父亲被谋杀、母亲改嫁、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被篡夺、友谊和爱情遭破坏，以及满朝文武的势利，使得他更多地关心人民的痛苦以及人类的命运。他得出结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并且决心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样，他的个人恩怨和复仇行为就同整个社会的改革和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了。

但是，邪恶势力的势力过于强大，哈姆莱特深感任务的艰巨和自身力量的不足。他冥思苦想，却找不到复仇和变革的途径，表现出忧郁和犹豫。主人公的这种忧郁和犹豫其实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的问题，它是人物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矛盾的表现。哈姆莱特对社会的认识越深刻，内心的冲突就越尖锐。哈姆莱特反对使用暴力，但是现实生活中除恶必须使用暴力。他强调思想的力量，在行动上顾虑重重。这种复杂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在反封建斗争中所处的困境。

莎士比亚作品的许多特点，如作品中既有现实主义的刻画，又有浪漫主义的描写；情节生动，人物有鲜明个性和典型意义；语言丰富，且富有表现力等，在《哈姆莱特》一剧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