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的社会状况与文学发展

宋代（960～1279）共319年，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其社会特点主要是：内部政权相对稳定，对外关系十分软弱，文官制度非常成熟，城市经济相当发达，文化思想异常繁荣。这些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因素对宋代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崇文抑武的政策与文人创作热情的高涨

960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恭帝年幼，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20年，北宋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以此削弱武将的军事权力，避免其拥兵自重而威胁北宋朝廷的自身安全。因此，不仅宰相这样的重要位置必须由文人担当，而且还以文人代替武将出任地方官，文人地位由此得到空前提高。在此政策下，宋代科举考试和教育空前发达，学校普及民间，崇学风尚盛极一时，这使得读书人这一阶层迅速壮大，诸多文人士子皓首苦读、穷经释卷，从而孕育了以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优秀思想家、文学家，由此促成了宋代文化与文学的繁荣。

（二）经济高度发达促进宋词的繁荣

宋代是继汉唐之后又一个由中央集权长期统治的封建帝国。宋初百余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这为内忧外患严重的宋王朝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10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书对汴京、临安城中商贾辐辏、百业兴盛，以及朝歌暮舞的繁华景象有生动的记录。宋代经济的发达为宋词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消费环境。词在晚唐五代时期已经趋于成熟，伴随着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其在艺术上臻于完善，并在词史上达到无与伦比的巅峰状态，由此成为宋代的“一代之文学”。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词在宋代以后并未完全衰退，而是延续到元明时期，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尖锐的民族矛盾、激烈的党争与诗文现实功能的加强

北宋经济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逐渐显露出来的政治危机，这也使得宋代社会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那就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而军事上却十分孱弱。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守内虚外”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样一方面有力地消弭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最终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尽管宋代是以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面貌出现的，但是北方的辽、夏以及后来的金、元始终没有被纳入宋朝的疆域之内。不仅如此，辽、夏、金、元始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威胁着宋朝的生存。由于军事实力不足，北宋朝廷在外交上也表现得特别软弱，以致战事来临时，多是欲战不敢，每战必败。可以说，整个宋代始终是在辽、金、西夏与蒙古的夹缝中生存。

由于特殊的国情以及社会角色的变化，宋代文人往往身兼政治家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他们的忧患意识与参政意识比以往更为强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正是宋人忧患意识的集中产物，也代表着宋代文人总体的人格特征。与此同时，为了改变民族战争所导致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文人士大夫之间也出现了革新与保守，主战与主和的不同政见，由此导致了频繁而严酷的党争，成为影响文人人格精神与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宋代的政治特点和宋人的政治态度，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宋代文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理性化的品格。宋代文学能及时而广泛地反映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深刻地表现爱国斗争和爱国思想，形成了文学史上爱国文学的高潮，在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的战争中，产生了大量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以及个人宦海坎坷、投身政治的深沉感慨的作品。

（四）理学的兴盛对文学的影响

理学，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宋代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融合了佛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哲学观，它维护封建伦理制度，强调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讲“天道”，论“本心”，希望人通过自身克制欲望，以期成贤做圣，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理学的出现，深刻影响着宋代文人的人格特点与审美心理，他们一改唐人的张扬自信，而趋于内敛平和，表现出一种自我抑制的倾向，这样的主体人格特征给诗、文、词的发展均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创作主题上充满了浓烈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二是讲究理趣，好发议论；三是讲究格律技巧以及法度和用典；四是浪漫主义精神减少了，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张扬，恢弘雄健的气概削弱了，而深入细致的钻研精神则大大增强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以“思理”作为宋诗的特点，这正是受理学思潮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