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论思考

以前关于联邦制的经济理论的文章提倡和推荐在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方面实行集权化。特别是Oates(1968)指出，至少潜在的出资者(potenzielle Beitragszahler)和资金接受者(Leistungensempf－nger)的高流动性可以将人口区分开来。在分权化组织的再分配体制下，潜在的资金接受者倾向于向实行更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的区域迁徙。与此相反，为这种体制提供资金的潜在的出资者，则倾向于向实行更小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的地区迁移。这种现象将削弱各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的融资基础。最终可能导致所有地区的再分配不复存在。^[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悲观的结论是建立在两个有争议的假设之上的:

——要么在居民中不存在利他主义，要么收入再分配至少拥有公共物品的特征，这样一来，潜在的出资者尽管个人基本同意再分配政策，但仍旧能够占据搭便车者的位置(eine Free-Rider-Position einnehmen)。

——再分配的措施并不是以对保险合同(Versicherungsvertr－ge)进行保险统计上的公平计算为基础的，这样的实例在人寿保险、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中或多或少存在。

如果保险合同是以从保险统计上对保险费(Pr－mie)所进行的公平计算为基础，并且产生了某种事后的收入再分配(Ex-post-Umverteilung von Einkommen)的话，那么，从原则上说，国家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提供这类福利金，因为这种情形下会出现对保险市场有效率的管制。因此，在大部分国家中所提供的保险，并不是以从保险统计上对保险费进行公平计算为基础的。虽然有些人从历史上找到这类例子的确凿证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例子并不常见。相反，当某一份保险不能从保险统计上进行公平计算时，或者当富人们(wohlhabendere Bev9lkerunngsteil)不是利他主义者(altruistisch)时，抑或对搭便车行为的激励(Anreiz zu Free-Rider-Verhalten)未能得以发挥时，那么，先前由联邦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所指出的逆向效应(die adversen Effekte)就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将来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问题出现了:如果富人应该无一例外地拥有享乐天性，并且坚决反对通过投票向一个本国的穷人(an－rmere Mitbürger votieren)提供任何一种形式的转移支付(Transferzahlungen)，这样一来，任何一种收入再分配方式都会导致一种帕累托低劣状态(eine Pareto-inferiore Situation)，因为富人们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会使自己的境况更糟。因此，每一个有效率的收入再分配水平，只要它不是建立在公平的保险合同基础上的话，就必须假定富人的效用函数为某个具有利他主义性质的自变量(ein altruistisches Argument)。Hochman和Rogers(1969)曾经暗示，只有当效用函数中有这样一个利他主义的自变量相伴随时，一个有效率的收入再分配水平才能存在。因此，如果根据帕累托效率标准(nach dem Pareto-Kriterium effizient sein)对国家所实行的再分配进行考察的话，要么就明确地假设存在着某种利他主义(Altruismus)，要么就假设保险市场无效率(ineffiziente Veisicherungsm－rkte)。

几年之后，Pauly(1973)提出，即使设定富人们是利他主义的，但只要向穷人提供的转移支付的水平存在着地区间的偏好差异(regionale Pr－ferenzunterschiede)，那么，一个集权式的再分配政策还是不能达到有效率。Pauly的论证在图1做了清晰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地区，在这两个地区中，富人给穷人的转移支付份额具有偏好上的差异。在A地区中，再分配边际效用(Grenzumverteilungsnutzen)MUR由直线MUR_A来代表，对应的MUR_B所描述的是来自B地区富人的再分配边际效用，直线MCR显示的是再分配的边际成本(Grenzkosten der Umverteilung)。在A地区中，存在着有效率的再分配水平，即;在B地区，该水平由表示。B地区有效率的再分配水平相对低一些。一种集权式的再分配政策必然在两个极限点和之间找到某种妥协，如图中所示，某个处于R处的居中的再分配水平。对于两个区域所达到的水平来说，没有一个表现为有效率的水平，这就必然会出现一种福利亏损(ein Wohlfahrtsverlust)。这个亏损用图中两块阴影的面积来表示。由R水平出发，一种分权式的再分配方式能够在该水平上带来效率的提高，由此，图中两块阴影面积的范围表示这两个地区的福利都增加了。

图1　集权式再分配条件下的效率亏损

但是，只要在这一再分配体系中的资金接受者(Leistungsempf－nger)或者这一体系的(净)资金支出者((Netto-) Beitragszahler)这两类人同时或任何一方迁徙出这个地区，这个居于分权层面上的有效率的再分配水平就不再能站得住脚。另外，富人们的效用函数中并没有呈现出一个利他主义的自变量，促使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向穷人提供转移支付。最后，决定性的因素就取决于如何对富人阶层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中的利他主义给出特别的定义。当富人们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资金才使得穷人们增加其补充消费得以完成时，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如下描述:

U(X，α·X^P)，在预算B的附加条件下:

B=P·X+P·X^P，0＜α＜1

X代表富人的消费，X^P代表穷人消费，P为市场价格，B为富人的预算。最后，α为一个系数，即穷人消费占富人自己支付的消费部分的比重。由此得出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U_X=α·U_XP

由此可见，自我消费的边际效用必须与以α系数作为权重的穷人的边际效用一样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以这种方式和途径行事的富人被特定地赋予了“纯粹利他主义”的特征(rein altruistisch)，因为这类人不仅希望穷人增加消费，而且还希望向穷人们提供补充性消费。我们对这样一类人用“纯粹的利他主义者”这一称呼来命名。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当富人们对穷人具有某种增加消费的可能性持积极的态度时，这些人就不再作为“纯粹的利他主义者”来考察。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在这种方式和途径之下可供替代的富人群体的效用函数的特定表述:在技术已设定，而且其他条件为给定的前提下，只要穷人以任何一种方式使得补充性消费的可能性保持不变，而且不依赖于为补充性消费融资的资金来源，就会出现富人效用的增长。有关最大化的特定表述如下:

U(X，α·X^P)，在预算B的附加条件下，

B=P·X+P·，0＜α＜1

N系作为穷人消费的潜在出资者的富人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陈述如下:

N·U_X=α·U_XP

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最优提供公共物品的萨缪尔森条件(Samuelson-Bedingung)。这一条件所描述的是，最优状态只能在某一集权式的协调者(bei Existenz eines zentralen Koordinators)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其理由在于:当富人们自己具有某种利他主义的秉性时，在不存在这样一个集权式的协调者的条件下，这一群人会占据有利的搭便车者的位置。我们用以下术语来称呼这一类人，即“搭便车式的利他主义者”(Free-Rider-Altruisten)。假定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富人出资者的数目N。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还具有由自我消费引致的非常小的边际正效用，这一部分边际效用通过将自己的资源投入自身消费而得以满足。尽管如此，利他主义的定义还是把富人向穷人转移收入的愿望包括在内。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他们仍然将占据搭便车者的位置，而让别的富人们将其收入转移出去。

对于在具有基本重要性的不同区域之间贯彻分权式的再分配政策而言，富人阶层的迁移在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和搭便车式的利他主义者之间表现出了差异。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不会试图通过向低税率地区迁移的方式，将他预先打算向穷人转移的收入作为税金而抽走。只要穷人不流动，至少就不存在由迁移所引起的逆向效应，而且正如在前文中以Pauly的飞行为依据所作的论述那样，这种类型的效率收益(Effizienzgewinne)可以因某种分权式的再分配政策而获得^[2]。与之相反，搭便车式的利他主义者却力图通过向低税率地区迁移的方式来逃税，因为穷人所增加的消费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收入转移的每一种方式来说，财政基础因此而被削弱，那么，由分权式再分配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收益还不能得以实现，至少在没有一个集权式的管理部门介入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不仅富人能够流动，而且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逆向效应。同样的道理，穷人群体也能够流动。这一点正好是目前欧盟各国的国民们在向中东欧8个国家的东扩到来时所担心的问题。Wildasin(1991)指出，甚至在由一个具有纯粹利他主义秉性的福利制度来担当出资者的情况下，有效率的再分配水平仍然无法实现，因为穷人同时也在流动。在这一方面可以找出的起因是，穷人倾向于迁移到那些在很高的收入水平上实行再分配的地区。如图1中的A地区。因此，这种迁移方式会通过同富人们有关的再分配政策造成筹资的负担上升，此外，还会使对增加穷人的利益予以支持的意愿(Unterstützungsbereitschaft)被削弱。因此，一种分权式的再分配政策必须至少有一个有导向的财政平衡与之相伴随，或者通过一个集权化的平衡支付(Ausgleichszahlungen)与之相伴随，以这种方式来弥补财政外部性(fiskalische Externalit－ten)，并且再一次带来效率。

表1把以上提到的所有理论分析的结果都包括了进来。总的来说，可以对六种情况下定义，其中四种情况会导致无效率(Ineffizienz)，但是，剩下的两种情况会带来一个有效率的结果。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分权化的再分配体系之内，还是在没有任何集权化部门进行干涉的情况下，穷人的流动都无法实现有效率的结果。只有当穷人群体不流动时，同时富人群体也不流动，或者具有纯粹的利他主义秉性时，效率才会出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一个以分权化方式组织起来的再分配体制之下建立起集权式体制实际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不存在来自迁徙的逆向效应，而建立在对再分配水平具有区域差异偏好基础上的效率收益却有可能实现。

表1　分权式再分配条件下的有效率和无效率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由于这两类群体的流动而产生的效率亏损(Effizienzverluste)必须同通过再分配水平的地区差异实现的效率收益进行比较。一方面，穷人的流动至少能够达到一个确定的规模，这一点无论怎么说都符合现实。而对于富人来说，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更符合现实。此外，还有一点毕竟同现实相符，即富人们不具有纯粹的利他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以目前已知的情况为根据，无论是穷人的流动还是富人的流动，都不是特别显著。最后，在欧盟内部，还明显地存在着同再分配水平相关的对不同地区的偏好(Schuster，2001)。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地做出论证，说明在何时应当提出政策建议并且宣布，将一个集权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社会政策纳入到欧盟层面上来。当然，在欧盟层面上以及在一些单个的成员国层面上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盟层面上以及在成员国层面上，已经开始形成了对社会政策进行协调的规则，这些规则要么远远地落在集权化过程之后，要么同各国的社会政策很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