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多重表决规则的比较

在“中心”(此处用的是“Zentrum”一词，意指“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校者注)和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权力划分问题，即是以一个“邦联”(Staatenbund)的形式，还是以一个“联邦”(Bundesstaat)的形式来建立货币联盟，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美国当时颁布《银行法案》，由美国总统授予“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以更大的决策权，从而使拥有12家会员银行的联邦储备体系主席的权力加大。这一模式在德国1957年颁布的《联邦银行法》中被效仿。该法规定，被政府提名并经联邦议会批准的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比各州中央银行行长拥有更大的权力(与此有关的例证以及其他例证，还可参见:Von Hagen和Süppel 1994，第775页)。这个问题在欧盟再次扩大后又重新被提了出来，这对于选择不同的货币政策方向是很有意义的，只要满足以下假设:

——当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完全同步运行，各国所特有的不规则的冲击不断出现，而且各国之间不能非常积极地相互克服时;

——当货币联盟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对未来持不同看法:一方面，联盟层面的决策者(董事会成员)只关注联盟范围内的宏观经济总量的发展;另一方面，各国层面上的决策者(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又只关注其本国范围内的宏观经济总量发展时。

第一个假设所依据的理由在于，货币联盟中的各成员国的国民经济处于需求滞后的境地，或者是因为工业活动所导致的商业活动密集性地集中在某一地区以及由部门所特有的冲击(sektorspezifischeSchoks)带来的各国所特有的扰动(l－nderspezifische St9rungen)所致，抑或是因为各国的财政政策发生了偏离所致(参见:De Grauwe 2000，第6页)。第二个假设所要证明的是，对于几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来说，至少存在着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因此，他们仔细关注本国区域内宏观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可能存在着与货币政策战略有关的“国别传统”(nationale Traditionen)，正如Dornbusch，Favero和Giavazzi(1998，第25页)由此而找出有另外一家中央银行进行操作的根源。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Von Hagen和Süppel(1994)对成员国数目在n＞1的范围内的货币联盟，提到了各成员国所特有的一系列不相关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此外，还出现了货币联盟范围内的供给扰动和需求扰动，而中央银行按照随机过程抽签而采用的货币刺激手段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一致。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联盟范围内货币量的增长，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充分暴露出来之后再作出其货币政策决定。该模型假设，某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财政部门仅仅对货币联盟范围内的就业状况和通货膨胀率有偏好，并且把只有一种中央银行贴现率(该利率仅仅由董事们来确定)的情况与同样只有一种中央银行贴现率(但是该利率仅仅由各国代表共同确定(按照一致多数的方式作出决议))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算出该财政部门的预期亏损(der erwartete Verlust)。董事们需要根据欧盟范围内的就业状况将目标值提高，以便促使通货膨胀降为零，与此同时，各国的代表则把本国的就业状况和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值进行观察。

Von Hagen和Süppel(1994)指出，从某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财政部门的角度看，除了中央银行理事会中现任董事们的偏好之外，只要:

——董事会所确定的目标就业率低于那些居于中位数的国家所偏好的目标就业率的话，这些国家应当就使用何种货币政策工具作出表决;

——欧盟范围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同各国所特有的扰动相比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存在的可能性是，当货币联盟的中心同成员国相比只具有更轻的政治砝码时，各国代表会围绕中央银行理事会确定的就业目标来作出调整，然而，当货币联盟的中心同成员国相比具有更重的政治砝码时，董事们会转过身来将实现其就业目标的计划加以实施，Von Hagen和Süppel(1994，第779页)对他们所作的有关“反集权化主张”(counter-centralization proposition)的刻画进行了探讨:在货币联盟中，拥有一个强大中心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应当利用其优势地位，以分散的方式来聘任各国代表;相反，在货币联盟中，拥有一个弱小中心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则应当以分散的方式来分配董事们所拥有的过重的政治砝码。目前在欧洲存在着中心较弱的状况，这是因为欧盟专门委员会或欧洲议会同由各国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组成的欧盟理事会相比，其政治砝码从来就较轻，于是，一个由能够制定欧洲中央银行利率的董事们所组成的中心，由于占据了优势地位而说话算数。

类似的推断结论也可用在由Berger和De Haan(2002)所做的一个只有两个成员国的货币联盟模型中。在该模型中，两国之间的冲击具有相关性。他们对两种类型的中央银行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对比:一种是其决策委员会只是由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职权分散化的中央银行;另一种是其决策委员会只是由在联盟层次上被委任的董事会成员所组成。这一比较表明，当各国代表在稳定产出和避免通货膨胀方面所拥有的偏好与董事会成员一致，而且各成员国代表的政治砝码与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经济砝码相一致时，那么，职权分配的规则就不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由各国代表共同组成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就会同由董事们组成的一个唯一的委员会一样，作出相同的货币政策决策。

然而，当一个成员国的代表的政治砝码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经济砝码之间出现了偏离，而且冲击并没有共同地表现出完全的正相关性时，那么，职权分配的规则就有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时候，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在由两个成员国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在中央银行理事会中拥有较重的政治砝码而在经济上处于小国地位的国家总是会在职权分散化的中央理事会中取得优势地位，而政治砝码相对较轻但在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则更喜欢职权集中化的中央银行理事会。从货币联盟的总体角度来看，以集中的组成方式形成的中央银行理事会总是更为有利，只要各国的政治砝码同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发生偏离。当各国所特有的冲击带来的变动加剧，而且这类冲击显现出更少的相似性，即被观察为非对称的冲击(asymmetrische Schoks)时，采用集权化的解决方式所带来的优势就会增加。Berger和De Haan(2002)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的组成方式是分权式的，而且相对于职权集中的董事会而言，各成员国代表的数目显得太多。有人建议，增加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中董事们的人数，或者转向投票权重(Stimmengewichtung)的计票方式，使每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的政治砝码能够展现出他的国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Berger和De Haan 2002，第27页)。